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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回忆录 上海码头到新亚书院
余英时回忆录 上海码头到新亚书院余英时回忆录 上海码头到新亚书院
从燕京大学转入新亚书院，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然而这是偶然中的偶然，当时我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
人史我在第三章中已谈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杨树浦码头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转往台湾时，便深感生离死别之痛，觉得此生恐已无重见之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几天以后，我在亲戚家中得到他们从定海托船主带回的平安讯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场。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说他们已从台北迁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间去探望他们。
译一我后来才从父亲口中听到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定居的原因。原来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湾的情势非常混乱，甚至国际地位也不确定。美国总统杜鲁门迟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才根据开罗会议和波茨坦宣言，正式声明台湾归还中国。但是他又说，台湾未来在中国内战中究将谁属，美国则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契逊（Dean Acheson，一八九一～一九七一）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更声明美国在东亚的防线不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当时不少从大陆逃至台湾的难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证，对比之下，他们似乎觉得香港不但较为安全，而且还可能提供向东南亚或西方移民的机会。
史一但决定在寒假期间赴港探亲之后，我立即面临一个困难问题：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能够得到离开国境的合法证件吗？通过和许多亲友的商议，他们都认为我必须向北京户口所属的警察分局申请离境公文。但这中间还有一层有趣的曲折，值得一记。在父母给我的信中，他们的住址是九龙青山道，而省去了“香港”的地名。因此一位长辈很郑重地提议，要我在表格中只说去“九龙”探亲，不必提“香港”两字。他觉得分局警察一听到“香港”之名便不敢擅自作主，一定会向上层报告，极可能延时误事。我听了他的指示，果然当下便获得批准。这一张从北京移居九龙的正式文件，我曾多年来保留在手头，作为一个稀有的纪念，但后来因为迁居过于频繁，终于失去了。
译译我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亲，但当时一心一意只是要在寒假一个多月的期间和父母重聚一次，事毕仍回燕京读书，完全没有长期留港的念头。我还凊楚地记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一天（一九五〇年元旦）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当时我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刹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精神异动？当时并没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后，经过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个比较近于情理的解释。一九四九～五〇期间，我在显意识的层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纲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因此，并未感到在大陆曾受到压迫。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顾颉刚的朋友汪叔棣将去香港，前来辞行和长谈。当晚顾为此失眠，在《日记》中写道：“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这大概是当时许多人的普通感觉，但我完全没有以“香港”象征“自由”的意识。所以我的精神变异必然是潜意识中的事。原来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许多价值，特别是“科学”和“民主”，因为《胡适文存》曾是我早年最爱的读物之一。抗战胜利后，当时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对我很有吸引力，如《观察》、《新路》等。胡适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间在《独立时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和〈自由主义是什么？〉都是我很爱读的。大致说来，我当时的思想是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和北欧式）。但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击美国《白皮书》的思想战役。《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美国政府藉此表明：中国陷入共产阵营责在国民党，因为美国已尽了最大力量。不过美国对中国的最后希望却寄托在中国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身上。它认为这些接受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思潮的中国知识人将来也许会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当时的攻击重点便放在“民主个人主义”这一观念上面。从中共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种种描述来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这是我当时在理智层面所决不愿承认的。因此我相信，在潜意识中我一定极力压抑着原有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不让它们有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这一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和压抑积了好几个月之久，一旦回到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心理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精神变异便发生了。
者人我在离开北京时，原估计寒假探亲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事。但在香港和父母幼弟相聚以后，当下便感到恐怕不可能如期来去。第一是情感上的原因，寒假匆匆，一晃即过。父母都盼望我多留些时日，我也实在不忍说走便走。何况我这次回大陆，以后是不是还能自由来港，更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第二则是父亲此时还有十分急迫的事，非要我协力完成不可。上一年离开上海时，父亲把他的大批书籍（包括一部《清实录》）和多年收藏的文物和书画等都寄存在一位亲戚家中。但亲戚即将迁居，时机紧迫，所以我陪伴继母到上海办理此事，来回费去两个星期之久。我在上海找到几家旧书店，把所有的书都廉价出售，而将一部份文物和书画背回香港，交给父亲。我当时已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向燕大请假一学期，等到秋季再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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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人史我在第三章中已谈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杨树浦码头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转往台湾时，便深感生离死别之痛，觉得此生恐已无重见之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几天以后，我在亲戚家中得到他们从定海托船主带回的平安讯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场。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说他们已从台北迁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间去探望他们。
译一我后来才从父亲口中听到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定居的原因。原来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湾的情势非常混乱，甚至国际地位也不确定。美国总统杜鲁门迟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才根据开罗会议和波茨坦宣言，正式声明台湾归还中国。但是他又说，台湾未来在中国内战中究将谁属，美国则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契逊（Dean Acheson，一八九一～一九七一）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更声明美国在东亚的防线不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当时不少从大陆逃至台湾的难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证，对比之下，他们似乎觉得香港不但较为安全，而且还可能提供向东南亚或西方移民的机会。
史一但决定在寒假期间赴港探亲之后，我立即面临一个困难问题：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能够得到离开国境的合法证件吗？通过和许多亲友的商议，他们都认为我必须向北京户口所属的警察分局申请离境公文。但这中间还有一层有趣的曲折，值得一记。在父母给我的信中，他们的住址是九龙青山道，而省去了“香港”的地名。因此一位长辈很郑重地提议，要我在表格中只说去“九龙”探亲，不必提“香港”两字。他觉得分局警察一听到“香港”之名便不敢擅自作主，一定会向上层报告，极可能延时误事。我听了他的指示，果然当下便获得批准。这一张从北京移居九龙的正式文件，我曾多年来保留在手头，作为一个稀有的纪念，但后来因为迁居过于频繁，终于失去了。
译译我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亲，但当时一心一意只是要在寒假一个多月的期间和父母重聚一次，事毕仍回燕京读书，完全没有长期留港的念头。我还凊楚地记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一天（一九五〇年元旦）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当时我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刹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精神异动？当时并没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后，经过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个比较近于情理的解释。一九四九～五〇期间，我在显意识的层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纲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因此，并未感到在大陆曾受到压迫。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顾颉刚的朋友汪叔棣将去香港，前来辞行和长谈。当晚顾为此失眠，在《日记》中写道：“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这大概是当时许多人的普通感觉，但我完全没有以“香港”象征“自由”的意识。所以我的精神变异必然是潜意识中的事。原来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许多价值，特别是“科学”和“民主”，因为《胡适文存》曾是我早年最爱的读物之一。抗战胜利后，当时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对我很有吸引力，如《观察》、《新路》等。胡适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间在《独立时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和〈自由主义是什么？〉都是我很爱读的。大致说来，我当时的思想是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和北欧式）。但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击美国《白皮书》的思想战役。《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美国政府藉此表明：中国陷入共产阵营责在国民党，因为美国已尽了最大力量。不过美国对中国的最后希望却寄托在中国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身上。它认为这些接受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思潮的中国知识人将来也许会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当时的攻击重点便放在“民主个人主义”这一观念上面。从中共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种种描述来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这是我当时在理智层面所决不愿承认的。因此我相信，在潜意识中我一定极力压抑着原有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不让它们有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这一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和压抑积了好几个月之久，一旦回到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心理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精神变异便发生了。
者人我在离开北京时，原估计寒假探亲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事。但在香港和父母幼弟相聚以后，当下便感到恐怕不可能如期来去。第一是情感上的原因，寒假匆匆，一晃即过。父母都盼望我多留些时日，我也实在不忍说走便走。何况我这次回大陆，以后是不是还能自由来港，更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第二则是父亲此时还有十分急迫的事，非要我协力完成不可。上一年离开上海时，父亲把他的大批书籍（包括一部《清实录》）和多年收藏的文物和书画等都寄存在一位亲戚家中。但亲戚即将迁居，时机紧迫，所以我陪伴继母到上海办理此事，来回费去两个星期之久。我在上海找到几家旧书店，把所有的书都廉价出售，而将一部份文物和书画背回香港，交给父亲。我当时已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向燕大请假一学期，等到秋季再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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