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区房] 在上海买下学区房后 一切才刚开始
凌晨下班回家的职场女性 视觉中国
在一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中，上海妈妈高居榜首，“学区房”和“子女升学”问题，超过了传统的“婆媳关系”，成为最困扰妈妈们的问题。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为孩子打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都是家长们最大的心愿。
即便遭遇房东跳价这样的糟心事，张琳也从没想过放弃学区房，一次也没有，“办法总比困难多”。幸运的是，3月3日晚，上海再次加码楼市新政，要求购房网签备案满5年才可转让。或许是持续降温楼市的政策起了作用，这天晚上，张琳收到房主的消息，同意按原有合同价格卖房。这让张琳喜出望外，第二天紧急筹集首付预约网签。她可不想再体会一次学区房带来的焦虑了。
对于刘杰来说，买学区房这件事更多是无奈，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孩子班级里其他父母大多做着类似工作。他最初会对有家长让一年级孩子学新概念英语这件事感到震惊，但之后又表示理解，“大家都想上复旦，但最终名额肯定是少数。”他出身江苏农村，在他上学的年代，农村和城市孩子所学的东西差别不大，唯一让他感受到差距的是，自己始终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过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问题已经从英语扩展到钢琴、奥数甚至早教等各个方面，“寒门贵子已经很少会出现了。”现在，当他听到学生家长举报学校课业过多这种事，只会觉得“这个家长已经被淘汰了”。
不要问家长们值不值得的问题，他们只是想给孩子最好的。那些他们小时候没能得到的，就想在下一代弥补。王锐来自安徽，一路经历的都是“菜小”“菜中”，他的中学在城乡结合部，班级里时常摆着斧头、铁镐，一言不合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架。这并不适合王锐这样的好学生。他从小喜欢数学，尝试过参加奥数比赛，但一看卷子啥也不会，只得了五六分。后来在工作中，他遇到一位年轻的同事，办起事来能力强，逻辑清晰，王锐将之归功于从小培养“数学思维”，后来一问，果不其然，那位同事是曾经的省奥数冠军。
虽然他的学历是博士，但他无法奢求更多，更没有说“后悔”的资格。他常跟儿子开玩笑，你的学历马上就要超过你爷爷，或者奶奶，或者其他什么亲戚了，总之上一辈没一个学历超过高小的。
小时候，王锐父亲常年在外跑船，比起在家，他在长江上的时候更长。母亲一个人拉扯他们姐弟三个，“能满足温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读书、教育，一切随缘。
高三那年，王锐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能去省会上大学，再加上还有一位叔叔在合肥（能照顾他），自然成为父母眼中的最优选择。至于那些更好也更远的，北京上海的大学，天然与他无关。后来高考放榜，王锐成绩优异，查分数，上合肥工业大学完全没问题，他挺开心；然后再一查，发现自己的分数也超过了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他就没那么开心了。在王锐看来，这次与中国最高学府失之交臂，只能归结于父母的“见识”问题。
上海国际亲子展上，搭积木的孩子 视觉中国
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从幼儿园开始，王锐就给儿子报了各种兴趣班，最初是英语，后来是唱歌、篮球、足球、画画，更多的他也不记得了，反正印象里几乎每天都要送孩子去上课。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最大的感受反倒是遗憾，为什么自己小时候就没这么好的条件呢？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要学篮球、奥数，或者某个乐器，但他已经45岁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不过，从三年级开始，王锐发觉孩子开始叛逆。他上课跟老师顶撞，在地上打滚，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消极抵抗，盯着一支笔盯一个小时，解释说自己“在思考”。这个聪明的小伙子还学会趁父母睡着后，偷偷玩iPad，有时候甚至玩到凌晨两三点。这在王锐看来是危险的信号——他开始对学习丧失兴趣了。王锐紧急调整了教育方案，逐渐把兴趣班减少，只留下英语、数学和唱歌（这是为孩子心理健康着想）。再后来，买学区房的事就被提上了日程，毕竟身处不错的环境，对孩子来说总归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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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中，上海妈妈高居榜首，“学区房”和“子女升学”问题，超过了传统的“婆媳关系”，成为最困扰妈妈们的问题。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为孩子打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都是家长们最大的心愿。
即便遭遇房东跳价这样的糟心事，张琳也从没想过放弃学区房，一次也没有，“办法总比困难多”。幸运的是，3月3日晚，上海再次加码楼市新政，要求购房网签备案满5年才可转让。或许是持续降温楼市的政策起了作用，这天晚上，张琳收到房主的消息，同意按原有合同价格卖房。这让张琳喜出望外，第二天紧急筹集首付预约网签。她可不想再体会一次学区房带来的焦虑了。
对于刘杰来说，买学区房这件事更多是无奈，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孩子班级里其他父母大多做着类似工作。他最初会对有家长让一年级孩子学新概念英语这件事感到震惊，但之后又表示理解，“大家都想上复旦，但最终名额肯定是少数。”他出身江苏农村，在他上学的年代，农村和城市孩子所学的东西差别不大，唯一让他感受到差距的是，自己始终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过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问题已经从英语扩展到钢琴、奥数甚至早教等各个方面，“寒门贵子已经很少会出现了。”现在，当他听到学生家长举报学校课业过多这种事，只会觉得“这个家长已经被淘汰了”。
不要问家长们值不值得的问题，他们只是想给孩子最好的。那些他们小时候没能得到的，就想在下一代弥补。王锐来自安徽，一路经历的都是“菜小”“菜中”，他的中学在城乡结合部，班级里时常摆着斧头、铁镐，一言不合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架。这并不适合王锐这样的好学生。他从小喜欢数学，尝试过参加奥数比赛，但一看卷子啥也不会，只得了五六分。后来在工作中，他遇到一位年轻的同事，办起事来能力强，逻辑清晰，王锐将之归功于从小培养“数学思维”，后来一问，果不其然，那位同事是曾经的省奥数冠军。
虽然他的学历是博士，但他无法奢求更多，更没有说“后悔”的资格。他常跟儿子开玩笑，你的学历马上就要超过你爷爷，或者奶奶，或者其他什么亲戚了，总之上一辈没一个学历超过高小的。
小时候，王锐父亲常年在外跑船，比起在家，他在长江上的时候更长。母亲一个人拉扯他们姐弟三个，“能满足温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读书、教育，一切随缘。
高三那年，王锐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能去省会上大学，再加上还有一位叔叔在合肥（能照顾他），自然成为父母眼中的最优选择。至于那些更好也更远的，北京上海的大学，天然与他无关。后来高考放榜，王锐成绩优异，查分数，上合肥工业大学完全没问题，他挺开心；然后再一查，发现自己的分数也超过了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他就没那么开心了。在王锐看来，这次与中国最高学府失之交臂，只能归结于父母的“见识”问题。
上海国际亲子展上，搭积木的孩子 视觉中国
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从幼儿园开始，王锐就给儿子报了各种兴趣班，最初是英语，后来是唱歌、篮球、足球、画画，更多的他也不记得了，反正印象里几乎每天都要送孩子去上课。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最大的感受反倒是遗憾，为什么自己小时候就没这么好的条件呢？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要学篮球、奥数，或者某个乐器，但他已经45岁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不过，从三年级开始，王锐发觉孩子开始叛逆。他上课跟老师顶撞，在地上打滚，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消极抵抗，盯着一支笔盯一个小时，解释说自己“在思考”。这个聪明的小伙子还学会趁父母睡着后，偷偷玩iPad，有时候甚至玩到凌晨两三点。这在王锐看来是危险的信号——他开始对学习丧失兴趣了。王锐紧急调整了教育方案，逐渐把兴趣班减少，只留下英语、数学和唱歌（这是为孩子心理健康着想）。再后来，买学区房的事就被提上了日程，毕竟身处不错的环境，对孩子来说总归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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