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失落的北京人:外地人能逃我们去哪
周梓安在儿时曾多次穿梭过的老旧筒子楼，当年这是胡同里孩子们的“探险”胜地。
没有女孩参与这样的游戏，要被人问起原因，男孩们多会豪气嚷着：“女生没劲，我们不带她们。”
关于女孩，童年的周梓安也有些未解之谜，例如为什么她们身上总是香的，而自己是臭的？多年后才发现答案：女孩们居然每天都洗澡。当时平房没有独立洗澡间，一个院里就一根供水管，洗热水澡要去六条外陆军总院的澡堂子，周梓安觉得实在麻烦，宁可臭着。
胡同用水不便，冬天尤胜，这是上世纪90年代生活在胡同里多数孩子的共同记忆。曾住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的北京女孩肖鱼，印象最深的是一进冬日，各家各户就会找出家里最保暖的物件，把院里水管露出地面的那一段裹起来。
“每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用军大衣和别的旧衣服，或者不用的一些塑料品，你能想到的保暖东西都要缠在管上，不然那截儿会冻住，要冻住了，得到中午太阳足的时候，冰化了才能有水洗脸。”肖鱼也参与过这样的集体行动，但不管缠得多厚，冬天最冷的清晨，水管里依旧流不出水来。
肖鱼对于胡同的美好记忆并不多。胡同里地方不宽敞，她7岁前都和父母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开间里。女孩对独立空间的渴求来得要更早些，童年肖鱼的小单人床靠着一面粉过的白墙，她在上面用彩笔写了四个大字“我的天地”。
“在我心里，那是可以任意布置、完全归我的领地。”读小学时，肖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父母把一个窄小的储物间清理出来，她开心地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过去，也不管房间里光摆一张小床就挺拥挤。
杂院里被各种影视剧和老一辈北京人反复提起的、毫无隔膜的人情氛围，也为肖鱼不喜，“你家今天炒什么菜，或者买顿肉，对面的人都得知道，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很没有隐私。”
对少女肖鱼来说，住在胡同里的唯一浪漫，来自邻居养的二十多只猫，它们会在夜晚跳到瓦楞上，在屋顶踩出连串的细碎声响，这是她最好的催眠曲。
2003年，配合南城前门商业区的改造计划，肖鱼住的鲜鱼口杂院拆迁，父母用20万/平方米的补偿金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去了二环外配有电梯的楼房。
肖鱼不愿再回到胡同，让人意外的是，周梓安也是，哪怕我拿出手机，一套套展示着朋友圈里马晓东新发布的改良平房，“你看有地暖，阳光房，独立卫浴，loft结构，这还有个露台。”
周梓安依旧不为所动，只道：“除非让我回来住四合院，我看过一院挺好，独立车库，地下挖三层，仅售1.8亿。”
胡同在周梓安心里更像一种已经消逝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无法回去的地方，今天那些被粉饰改造后的假胡同，早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不过在外乡人马晓东眼中，胡同依旧魅力十足——在他租赁业务最红火的时候，一天能带20个租客在胡同里看房，那些原住民离开留下的空缺，很快就被外来者填满了。
“(租客)人群还在不断更替，四年前外国人多，现在是中国的90后多，再往后说不定00后就进来了。”胡同里泡了六年，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老北京和新鲜租客，马晓东觉得胡同不是简单说来的“北京名片”，它的意义在不断复杂化，对于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对才念完小学就北上闯荡的马晓东来说，胡同则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2014年，背着一屁股债，刚从昌平的蔬菜大棚转战胡同时，马晓东心里还稍有得意——原来北京市中心的不少房子，竟比自己农村老家“八十年代修的房子还破”。但这种得意很快被冲散了，他诧异地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周围人的聊天内容。虽然年龄相差无几，但这里的年轻人用的是他完全不了解的表达方式和新鲜词汇，喝的是那时他已经喝不起、也没太见过的精酿啤酒。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没有女孩参与这样的游戏，要被人问起原因，男孩们多会豪气嚷着：“女生没劲，我们不带她们。”
关于女孩，童年的周梓安也有些未解之谜，例如为什么她们身上总是香的，而自己是臭的？多年后才发现答案：女孩们居然每天都洗澡。当时平房没有独立洗澡间，一个院里就一根供水管，洗热水澡要去六条外陆军总院的澡堂子，周梓安觉得实在麻烦，宁可臭着。
胡同用水不便，冬天尤胜，这是上世纪90年代生活在胡同里多数孩子的共同记忆。曾住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的北京女孩肖鱼，印象最深的是一进冬日，各家各户就会找出家里最保暖的物件，把院里水管露出地面的那一段裹起来。
“每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用军大衣和别的旧衣服，或者不用的一些塑料品，你能想到的保暖东西都要缠在管上，不然那截儿会冻住，要冻住了，得到中午太阳足的时候，冰化了才能有水洗脸。”肖鱼也参与过这样的集体行动，但不管缠得多厚，冬天最冷的清晨，水管里依旧流不出水来。
肖鱼对于胡同的美好记忆并不多。胡同里地方不宽敞，她7岁前都和父母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开间里。女孩对独立空间的渴求来得要更早些，童年肖鱼的小单人床靠着一面粉过的白墙，她在上面用彩笔写了四个大字“我的天地”。
“在我心里，那是可以任意布置、完全归我的领地。”读小学时，肖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父母把一个窄小的储物间清理出来，她开心地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过去，也不管房间里光摆一张小床就挺拥挤。
杂院里被各种影视剧和老一辈北京人反复提起的、毫无隔膜的人情氛围，也为肖鱼不喜，“你家今天炒什么菜，或者买顿肉，对面的人都得知道，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很没有隐私。”
对少女肖鱼来说，住在胡同里的唯一浪漫，来自邻居养的二十多只猫，它们会在夜晚跳到瓦楞上，在屋顶踩出连串的细碎声响，这是她最好的催眠曲。
2003年，配合南城前门商业区的改造计划，肖鱼住的鲜鱼口杂院拆迁，父母用20万/平方米的补偿金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去了二环外配有电梯的楼房。
肖鱼不愿再回到胡同，让人意外的是，周梓安也是，哪怕我拿出手机，一套套展示着朋友圈里马晓东新发布的改良平房，“你看有地暖，阳光房，独立卫浴，loft结构，这还有个露台。”
周梓安依旧不为所动，只道：“除非让我回来住四合院，我看过一院挺好，独立车库，地下挖三层，仅售1.8亿。”
胡同在周梓安心里更像一种已经消逝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无法回去的地方，今天那些被粉饰改造后的假胡同，早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不过在外乡人马晓东眼中，胡同依旧魅力十足——在他租赁业务最红火的时候，一天能带20个租客在胡同里看房，那些原住民离开留下的空缺，很快就被外来者填满了。
“(租客)人群还在不断更替，四年前外国人多，现在是中国的90后多，再往后说不定00后就进来了。”胡同里泡了六年，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老北京和新鲜租客，马晓东觉得胡同不是简单说来的“北京名片”，它的意义在不断复杂化，对于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对才念完小学就北上闯荡的马晓东来说，胡同则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2014年，背着一屁股债，刚从昌平的蔬菜大棚转战胡同时，马晓东心里还稍有得意——原来北京市中心的不少房子，竟比自己农村老家“八十年代修的房子还破”。但这种得意很快被冲散了，他诧异地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周围人的聊天内容。虽然年龄相差无几，但这里的年轻人用的是他完全不了解的表达方式和新鲜词汇，喝的是那时他已经喝不起、也没太见过的精酿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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