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地震] 王维山: 空降时没想到的困难是高压线
我看着飞机起飞，坦率地说，那时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1999年我当参谋长带部队在川西训练时，也是天气不好，当时我在地面指挥，空中飞机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见飞机。但是就有那么一瞬间，厚厚的云层开了一条缝，机上说看到我们了，我们也看到他们了。我就开始让他们投，结果到投的时候，云又合上了，伞兵都跳在云中。上级问我怎么样，我说:“管它呢，至少到现在还没掉下来一个呢！”最后大家也都下来了，虽然高原缺氧，整个人都软软的。
第一次降落我们想尽量接近汶川，从地图上看，只有茂县以南3公里的一块地方有降的可能，其他地方都是绝壁、塌方，怎么降？两条腿往哪站？所以最后选定在河的右岸，也就是西岸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飞机在侦察机引导下，大体上飞到这上空，完全采取“盲投”的方式。如果是想完全看到地面再空投，那完全不可能。后来说那天是4999米的高度跳伞，实际上那是在飞行管制室上雷达显示的高度，实际高度肯定高于5000米，因为气流也会让它时上时下的起伏。说是4999米，我看大家在心里也是想图个吉利吧。
空投下去的小分队由15人组成，具体队员选拔我并没有参与，但我提出了选人的几项要求:一、必须有特种作战分队的人，这样他们下去以后，熟悉地形学，从体能、滑绳降、跳伞技术、负重、野外生存经验等几方面都有优势;二、必须有通信人员，但必须对新型伞比较熟练的，否则下去没用，通信人员更重要的是给指挥部汇报情况，并且能引导和指挥飞机下一次空投、空降，不懂这个，怎么指挥直升机下来？怎么指挥空投物资？如果天气好转还需要伞降，你怎么指挥跳伞？第三，必须有一个素质比较全面的指挥人员，他们对伞熟悉、对空投熟悉，同时也有独立指挥小分队完成任务的能力。实际上，小分队就由两类人构成:特种作战分队和气象引导分队，他们组成了虽然人数少，但是有独立作战能力、懂专业的小分队。第一个率先跳下去的就是我们的空降兵研究所所长、48岁的大校李振波。
这次执行任务的，大多数都来自平时训练中的尖子，训练难度更大、强度更大、装备更好，可以在敌后开展工作。有一部电影叫《冲出亚马逊》，讲的是我们空降兵在国外死亡地区训练的事，这个电影来源于空降部队的真实故事，其原型就是我们部队的营长王亚林和教导员扈发国。他们这次也前来指导完成任务。
现在外界一直传我们小分队执行任务前写好了遗书。我们这次担负伞降的很多人，写决心书、请战书，有的甚至写好后把手指弄破，用血写上“决心”两字，也被外面说成“血书”，这的确是战士们一种意愿的表达:宁可我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在我们部队来说，每一次执行任务，签名、开誓师大会，都是一种常态。但这一次对小分队来说，他们的任务更艰苦，他们自己也做好了最大伤亡的心理准备，这是一定的。小分队中还有师职干部，如果遇到不测，他们是有精神准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遗书”也不为过。因为他们真的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不写的话反而不正常。大家都明白，一旦投下去，只有完成任务才有可能“上来”，就是要和灾区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出路？从心理上讲，他们自己准备的严重性，比我们当指挥的更充分。
从我来讲，我最大的想法是，用我们的兵种，用能见效的各种手段，最快、最多地救人。只要能救人，我愿意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即便个别人出现伤亡，但前提必须是剩下的人能足够完成任务，不是跳下去就死，死了就完不成任务。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必须在勇敢和科学之间找到最大的效益。这时候，谁敢让飞机掉下去？那么大的运输机，本身拉100多人，必须绝对保证安全。反之，如果我们单纯地想保证小分队的安全，我们就不让他们背那么多东西跳。下去的每个队员都背了很多东西——见了老百姓，你就只够自己吃的，不能多救一个人吗？见到受伤群众，不带药品行吗？不带电台、通讯设备，下去有什么意义？客观上讲，每个人的负重很重，他们在复杂地段行走的危险性就更大了，但是必须这样，否则，我让你下去干什么？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选择中，应该说，我们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确实是想把空降兵这个兵种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在救灾的整体战略中发挥出来。任何一个兵种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各个兵种的特点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就是抢险救灾的最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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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降落我们想尽量接近汶川，从地图上看，只有茂县以南3公里的一块地方有降的可能，其他地方都是绝壁、塌方，怎么降？两条腿往哪站？所以最后选定在河的右岸，也就是西岸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飞机在侦察机引导下，大体上飞到这上空，完全采取“盲投”的方式。如果是想完全看到地面再空投，那完全不可能。后来说那天是4999米的高度跳伞，实际上那是在飞行管制室上雷达显示的高度，实际高度肯定高于5000米，因为气流也会让它时上时下的起伏。说是4999米，我看大家在心里也是想图个吉利吧。
空投下去的小分队由15人组成，具体队员选拔我并没有参与，但我提出了选人的几项要求:一、必须有特种作战分队的人，这样他们下去以后，熟悉地形学，从体能、滑绳降、跳伞技术、负重、野外生存经验等几方面都有优势;二、必须有通信人员，但必须对新型伞比较熟练的，否则下去没用，通信人员更重要的是给指挥部汇报情况，并且能引导和指挥飞机下一次空投、空降，不懂这个，怎么指挥直升机下来？怎么指挥空投物资？如果天气好转还需要伞降，你怎么指挥跳伞？第三，必须有一个素质比较全面的指挥人员，他们对伞熟悉、对空投熟悉，同时也有独立指挥小分队完成任务的能力。实际上，小分队就由两类人构成:特种作战分队和气象引导分队，他们组成了虽然人数少，但是有独立作战能力、懂专业的小分队。第一个率先跳下去的就是我们的空降兵研究所所长、48岁的大校李振波。
这次执行任务的，大多数都来自平时训练中的尖子，训练难度更大、强度更大、装备更好，可以在敌后开展工作。有一部电影叫《冲出亚马逊》，讲的是我们空降兵在国外死亡地区训练的事，这个电影来源于空降部队的真实故事，其原型就是我们部队的营长王亚林和教导员扈发国。他们这次也前来指导完成任务。
现在外界一直传我们小分队执行任务前写好了遗书。我们这次担负伞降的很多人，写决心书、请战书，有的甚至写好后把手指弄破，用血写上“决心”两字，也被外面说成“血书”，这的确是战士们一种意愿的表达:宁可我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在我们部队来说，每一次执行任务，签名、开誓师大会，都是一种常态。但这一次对小分队来说，他们的任务更艰苦，他们自己也做好了最大伤亡的心理准备，这是一定的。小分队中还有师职干部，如果遇到不测，他们是有精神准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遗书”也不为过。因为他们真的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不写的话反而不正常。大家都明白，一旦投下去，只有完成任务才有可能“上来”，就是要和灾区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出路？从心理上讲，他们自己准备的严重性，比我们当指挥的更充分。
从我来讲，我最大的想法是，用我们的兵种，用能见效的各种手段，最快、最多地救人。只要能救人，我愿意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即便个别人出现伤亡，但前提必须是剩下的人能足够完成任务，不是跳下去就死，死了就完不成任务。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必须在勇敢和科学之间找到最大的效益。这时候，谁敢让飞机掉下去？那么大的运输机，本身拉100多人，必须绝对保证安全。反之，如果我们单纯地想保证小分队的安全，我们就不让他们背那么多东西跳。下去的每个队员都背了很多东西——见了老百姓，你就只够自己吃的，不能多救一个人吗？见到受伤群众，不带药品行吗？不带电台、通讯设备，下去有什么意义？客观上讲，每个人的负重很重，他们在复杂地段行走的危险性就更大了，但是必须这样，否则，我让你下去干什么？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选择中，应该说，我们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确实是想把空降兵这个兵种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在救灾的整体战略中发挥出来。任何一个兵种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各个兵种的特点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就是抢险救灾的最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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