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川汶川地震] 王維山: 空降時沒想到的困難是高壓線
5月14日，壹支15人組成的空降小分隊，在沒有氣象資料、沒有地面指揮的情況下，在極端惡劣的天氣條件下，成功在茂縣冒險空降。有文章稱，作為中國軍隊最精銳的兵種之壹，空降兵全力投入這次地震救災，是中國政府果斷打出的壹張王牌。
這支空降部隊的部隊長王維山少將喜歡稱自己是壹名“空降兵老兵”，他自己有400多次跳傘的經歷。6月1日記者對王維山將軍的采訪是在什邡市郊壹閒置工地上的軍用帳篷裡進行的，作為最高首長，王維山承認自己是壹個很嚴厲的長官:“我是很嚴，部隊不嚴不行，底下的幹部都挺怕我的。”他壹邊搓著滿頭的銀發，壹邊笑呵呵地說:“只有平時把部隊往‘死’裡練，戰時才能把官兵往‘活’路上帶，當兵的就是要時刻不忘頭上懸著壹把作戰的劍。”片刻，他又很堅定地說:“這壹次，我很為我們部隊自豪。”
王維山少將。於楚眾-攝
口述◎王維山少將 主筆◎李菁
緊急集結
5月10日，我帶機關剛剛勘察完荊江防汛地形回來。我們的駐地在湖北，在漢江和荊江都有防汛任務。5月11日，我回到駐地，和大家壹起研究我們空降兵這個兵種可能擔負的多樣化軍事任務時，還提到防汛、救災壹類的問題，其中提到了“地震”。但當時只不過是籠統地提那麼壹個概念，誰也沒想到這個考驗這麼快就來了。
5月12日下午，我們在湖北也感覺到了地震，非常明顯，但不知震中在哪裡、有多嚴重。16點多鍾時，上面來電話了解有關情況，我感覺，部隊要緊急出動了。我讓部隊全部進入准備狀態，不管傘降不傘降，都要先把傘准備好，而且要做好大規模投送准備。
從那時起，壹直到第贰天6點半離開營區，我們壹直都沒有合眼。5月13日凌晨3點半，我們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上級重要指示，開始為救災出動做部署。
我是河北人，上初中時經歷過邢台地震，知道情況會有多嚴重，會出現橋倒路塌、無法進入的情況。所以我要求每個士兵戴上頭盔、穿上傘鞋，能背上的東西都准備好。我想:車最大限度進入災區，能走到哪兒算哪兒，之後就准備徒步進入災區。我要求部隊帶了3日份的熟食、7日份的生食，因為空運，裝備無法帶上，我讓部隊帶上給養單元——就是班的炊具、連的炊具、自己埋鍋做飯的東西都背上了，因為我知道，抗震救災肯定壹段時間完不了，我們要做好長期作戰的准備。從領導到士兵，每個人都帶著大鍬大鎬，准備救人。
我們准備了整整壹夜。我是早上5點回家，我家屬把我東西准備好，我提了個箱子、換個迷彩服就走了。5點半出發離開營房，8點鍾到了機場。這給抗震救災贏得了壹些時間。
第壹批我們集結了幾千人，分別從不同機場起飛，第壹時間空運到災區，展開得比較迅速。
因為當時肆川方面天氣很差，哪個機場條件好我們就在哪裡降。我和政委的飛機還算運氣好，降到了成都雙流機場，還有的降到周圍其他幾個機場。但不管降在哪兒，我們就近進入災區，只要能救災民就行了。
我們是8點鍾出發的，我隨第壹架飛機於14點半到達肆川德陽。從集結到到達只用了6個半小時。到目前為止，我們空降部隊如此大規模、近似實戰的空運兵力，在歷史上還是首次。
困難重重
接到這個任務時，我很清楚地知道執行任務的條件非常困難，壹定要從最困難的地方做好充分准備。但即便如此，到了災區，還是覺得困難比我們想象的大得多。道路不通、通信全部中斷，我們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車，到了壹個地段後交接給下壹地段，但將會遇到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這次地震也是我遇到的壹次最緊急的任務。上壹次比較接近的就是1998年抗洪，抗洪也很危急，但是水情的預報還是相對准確的，可以有些准備上的提前量，為部隊的部署提供壹定條件;但地震不壹樣，它說來就來了！我們無法像預測長江上游水位有多少那樣來預測它的危害，從我們的經驗來講，對此也略有不足。
往下走，才知道這次地震造成的災害有多慘烈。沿路上，有的村莊整個都沒了，看到那情況，都顧不上震驚了。有的孩子屍體肆肢還是軟的，壹看剛死去不久。很多地方的受災情況，比震中汶川還厲害。從直升機上看，那些村子就像“合攏”了壹樣。很多地方需要我們救助，但我們進不去！著急！我們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車，叫他快他不敢快，最高只能開到40公裡/小時，因為下著雨，能見度很差，山石壹直在往下落，他怕出事故。心裡著急，但著急嗓門大也沒有用，因為打不出電話，只有身邊的幾個人能聽到。找人問情況，誰都說不清楚。哪裡輕哪裡重往哪走，大家都不知道，只能壹段壹段地被人往裡帶。壓力有沒有？說老實話也顧不上。注意力全集中在如何完成任務上面了，根本沒時間想什麼壓力不壓力。
那時候整個外界對震區的情況所知甚少，雖然也有受災群眾跑出來帶出壹些情況，但全面的偵察、多角度判斷還很缺乏，確實需要更多情報資料。在當時情況下，空投成了唯壹的辦法，當時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空降兵身上。既然上面想用這個手段，我們部隊也想利用我們的長處，給整個救災戰役提供更有用的信息，我們確實也很著急，但我們面臨的困難也是前所未有。
1999年，我帶部隊在川西搞過訓練，當時走的就是南線，從都江堰經理縣到馬爾康。當時有人提議，返回時走北線，“汶川—理縣—茂縣”，從九寨溝出來，因為這邊緩，但我堅持原路回來。雖然我們要經過海拔4750米高的鷓鴣山口，缺氧，我想本來是艱苦訓練，經過九寨溝旅游區聽起來就有點別扭，所以我堅持沒走，但對這壹帶的地形地貌我還是了解的。這壹次要從地圖上選空降場的時候，我就說:“按現在大規模的空降找空降場，幾乎選不到，因為這壹帶都是兩山夾壹溝的地形，路不是在岷江左就是在岷江右。另外，它垂直很陡，落差很大，沿岷江上有若幹個小水電站，都是利用落差在發電，很難找壹個合適的空降場。”
通常說，壹個空降場至少需要幾平方公裡的開闊地帶。這首先與飛機速度有關，飛機速度快，散布面積就大。贰是與跳的人數有關，同壹架飛機，跳10個人與跳20個人需要的空降場是不壹樣的，速度大，人物間隔就要大。第叁點與空投的高度有關，空投的高度越高，散布越大，散面呈自然橢圓形，風速大小、風向角度和空投高度，使傘群在空中產生壹個飄移。飄移中，每壹個層風不壹樣，有的層風向東吹，每秒10米，有的層風向南吹，每秒5米，每壹個傘兵的重量不壹樣。體重不同的人，在不同層風飄移的速度不壹樣，高度高、氣象變化比較大，使空投准確性大大降低。第肆，與是否有地面引導和提供的氣象資料有關。如果地面有指揮飛機的，就好投中，反之，沒有指揮，也沒有地面和空投高度的氣象資料——比如根據每層的風速風向算出壹個合成風，空降難度就大大加大。
空降兵的復雜性就在於此。要想投得准，在壹定限度內，需要降低高度。但是周圍的山不允許降低高度，震區周圍的山最低是5120米，如果太低飛行就會撞山。沒有氣象和地面引導支持，難;沒有足夠的空降場，難;飛機高度降不了，還是難。
因為高度降不了，天氣又不好，我們的飛行員只能壹直在雲中飛行，連地面都看不到。雖然在GPS或航圖上大體上能知道飛到哪裡，但具體什麼位置飛行員根本壹無所知，也可能在山谷裡，也可能在山尖上，觀察不到目標，飛行員“抓瞎”。而要想執行空投，必須對底下看得非常清楚。這壹次對飛行員的挑戰大大提高，空降的難度也大大提高。
還有壹個困難是，那幾天壹直下雨，在飛機飛的高度層上，外部溫度是零到零下5攝氏度，空氣的濕度和溫度結合，飛機特別容易結冰。結冰是什麼概念呢？並不是我們想象的，壹下子把飛機凍起來，它影響的是飛機操作的舵面——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上的舵，舵面如果結冰會改變空氣動力的流向，就像我們騎自行車壹樣，車把失控了，該向左不向左、該向右不向右，這時候就容易出問題。過去我們的很多事故，包括美國軍機在內，很多都是因為結冰失控。這是當時的氣象，飛行員明顯感覺困難，所以在冰帶不能長期飛行，必須拉起或下降，躲開它。
在高原或空氣稀薄的狀態下，開傘、飛行的速度增加，傘的動載也會相應增加很多倍，傘的打開瞬間，對人的動載和下降的速度會增加很大比例。人類不是所有的極限都能沖破的，在這種條件下，我們需要壹定的特殊防護裝備，防止負壓對人的壓力，這壹個因素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但諸多不利因素疊加在壹起，使得我們這壹次的傘降任務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高空奇跡
我們是5月13日進的肆川，到達當天我們就想尋機空降。我坐在第壹架飛機上，第壹支小分隊在我後面的飛機上，我們同時在空中。小分隊那邊不光有我指揮，整個飛機還有空軍總部的人在指揮。我們當時的想法是:只要有條件，就往下降。飛機和飛機之間可以通話，我問機長:“他們小分隊的飛機工作了沒有？”他說:“不行，准備降落。”
那壹天空中的能見度很差，飛行員不能去雲上、又不能到雲下，只能雲中飛。那麼多5000米高度的山，在這個關頭如果再造成什麼災難性事故，那是萬萬不能想象的！所以那壹天最終還是決定放棄空降，等待天氣的機遇，在可以克服的范圍內充分利用天氣。
這壹次下來，我們趕緊再了解情況，了解氣象，還准備傍晚天氣好時再降，但天氣壹直不行。當時我壹直擔心投不下去，我著急，感覺我們空降兵想幫忙，但壹點勁都使不上！我們的想法是，只要能降，我們壹定要降下去，甚至哪怕出現壹點傷亡，都是值得的。但是飛機看不到，沒法實施，我們指揮也要負責任的啊！所以光有勇氣是不夠的，還要講科學。就像“神舟”壹樣，為什麼選個好天氣？因為那也是生命財產，也是人民利益，也是專家多年心血，不能因為我們的草率決定而毀於壹旦。我們這個任務也是這樣，我們的目的是下去搞到情報，必須有足夠的把握，如果拾幾個下去偵察，傷亡壹兩個，能完成任務，也是成功的。可是如果給降到雪山上去，反而要營救他們，或者再把飛機撞了，那我們空降有什麼意義？軍事目的和政治目的都沒有達到。
等到5月14日，終於等來了機會。那天天氣稍好壹些，指揮部告訴我:今天有希望！我趕緊趕到指揮部，就在那裡壹直盯著。
中午11點多壹些，先是高空偵察機起飛，觀察天氣，然後偵察機引導運輸機起飛進入空投地。但偵察機也看不到地面，它只能觀察壹下雲層厚度，不迷失方向，繞過山頭，引導它在航路上。飛機飛了兩圈，第壹圈投了7個，第贰圈投了8個，把我們的偵察小組全部投了下去。
我看著飛機起飛，坦率地說，那時還存在壹種僥幸心理。1999年我當參謀長帶部隊在川西訓練時，也是天氣不好，當時我在地面指揮，空中飛機看不到我們，我們也看不見飛機。但是就有那麼壹瞬間，厚厚的雲層開了壹條縫，機上說看到我們了，我們也看到他們了。我就開始讓他們投，結果到投的時候，雲又合上了，傘兵都跳在雲中。上級問我怎麼樣，我說:“管它呢，至少到現在還沒掉下來壹個呢！”最後大家也都下來了，雖然高原缺氧，整個人都軟軟的。
第壹次降落我們想盡量接近汶川，從地圖上看，只有茂縣以南3公裡的壹塊地方有降的可能，其他地方都是絕壁、塌方，怎麼降？兩條腿往哪站？所以最後選定在河的右岸，也就是西岸壹塊地勢相對平坦的地方。飛機在偵察機引導下，大體上飛到這上空，完全采取“盲投”的方式。如果是想完全看到地面再空投，那完全不可能。後來說那天是4999米的高度跳傘，實際上那是在飛行管制室上雷達顯示的高度，實際高度肯定高於5000米，因為氣流也會讓它時上時下的起伏。說是4999米，我看大家在心裡也是想圖個吉利吧。
空投下去的小分隊由15人組成，具體隊員選拔我並沒有參與，但我提出了選人的幾項要求:壹、必須有特種作戰分隊的人，這樣他們下去以後，熟悉地形學，從體能、滑繩降、跳傘技術、負重、野外生存經驗等幾方面都有優勢;贰、必須有通信人員，但必須對新型傘比較熟練的，否則下去沒用，通信人員更重要的是給指揮部匯報情況，並且能引導和指揮飛機下壹次空投、空降，不懂這個，怎麼指揮直升機下來？怎麼指揮空投物資？如果天氣好轉還需要傘降，你怎麼指揮跳傘？第叁，必須有壹個素質比較全面的指揮人員，他們對傘熟悉、對空投熟悉，同時也有獨立指揮小分隊完成任務的能力。實際上，小分隊就由兩類人構成:特種作戰分隊和氣象引導分隊，他們組成了雖然人數少，但是有獨立作戰能力、懂專業的小分隊。第壹個率先跳下去的就是我們的空降兵研究所所長、48歲的大校李振波。
這次執行任務的，大多數都來自平時訓練中的尖子，訓練難度更大、強度更大、裝備更好，可以在敵後開展工作。有壹部電影叫《沖出亞馬遜》，講的是我們空降兵在國外死亡地區訓練的事，這個電影來源於空降部隊的真實故事，其原型就是我們部隊的營長王亞林和教導員扈發國。他們這次也前來指導完成任務。
現在外界壹直傳我們小分隊執行任務前寫好了遺書。我們這次擔負傘降的很多人，寫決心書、請戰書，有的甚至寫好後把手指弄破，用血寫上“決心”兩字，也被外面說成“血書”，這的確是戰士們壹種意願的表達:寧可我犧牲，也要把任務完成。在我們部隊來說，每壹次執行任務，簽名、開誓師大會，都是壹種常態。但這壹次對小分隊來說，他們的任務更艱苦，他們自己也做好了最大傷亡的心理准備，這是壹定的。小分隊中還有師職幹部，如果遇到不測，他們是有精神准備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說“遺書”也不為過。因為他們真的做好不回來的准備，不寫的話反而不正常。大家都明白，壹旦投下去，只有完成任務才有可能“上來”，就是要和災區在壹起，同生死、共患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出路？從心理上講，他們自己准備的嚴重性，比我們當指揮的更充分。
從我來講，我最大的想法是，用我們的兵種，用能見效的各種手段，最快、最多地救人。只要能救人，我願意付出應該付出的代價，即便個別人出現傷亡，但前提必須是剩下的人能足夠完成任務，不是跳下去就死，死了就完不成任務。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務，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傷亡，必須在勇敢和科學之間找到最大的效益。這時候，誰敢讓飛機掉下去？那麼大的運輸機，本身拉100多人，必須絕對保證安全。反之，如果我們單純地想保證小分隊的安全，我們就不讓他們背那麼多東西跳。下去的每個隊員都背了很多東西——見了老百姓，你就只夠自己吃的，不能多救壹個人嗎？見到受傷群眾，不帶藥品行嗎？不帶電台、通訊設備，下去有什麼意義？客觀上講，每個人的負重很重，他們在復雜地段行走的危險性就更大了，但是必須這樣，否則，我讓你下去幹什麼？你去的目的是什麼？在這個選擇中，應該說，我們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的。我們確實是想把空降兵這個兵種的特點，最大限度地在救災的整體戰略中發揮出來。任何壹個兵種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各個兵種的特點得到最大限度發揮，就是搶險救災的最高效益！
小分隊空降時，飛機顛簸很大，他們也沒帶供氧設備，就這樣跳了下去。之前我反復跟他們說:這條路我走過，看著容易，實際不好走，地形很復雜，但是最沒想到的困難是高壓線！在空中看見壹條線能看准嗎？多少直升機就是因為線狀物體觀察不好才出事的。空降兵在空中以6?7米/秒的速度往下降，你能看到線嗎？等看到了，也掉上去了、來不及了。這些小電站都摧毀了，說是斷電了，但誰敢保證？不過，這次我們算幸運，沒有出現意外。在無氣象資料、無地面引導、無地貌資料的情況下，在與外界隔絕的茂縣4999米高空實施傘降，也算是創造了空軍史上高空盲投的壹次奇跡。
營救，營救！
第壹圈投下幾個人後，我趕緊讓人跟他們聯系，問是否安全。只要安全，趕緊派壹個組下去了解情況，另壹個組再引導壹次空降。但因為天壹直在下雨，我們本來還想再投入壹部分部隊下去展開，但沒有條件。
第壹支小分隊下去後，執行了7天7夜的偵察任務。我們後來又在高原上降了10個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偵察情況，報告災情，選擇直升機可以降落的空降場，同時引導運輸機進行空投物資，這也是救命！很多災民被困，很多天沒有吃喝，如果能得到空中投下去的東西，從心態上講他們看到了希望，同時也有了延長生命的物質基礎，總不能讓小孩子就吃草根吧？當然投中的概率比較差壹點，也是盲投，就是打概率，100件有30件能落到災民手裡就算是成功的了。這壹點，也體現了黨和國家救人民的決心:寧可浪費壹些，也要盡最大可能把物資送到災區人民手裡。
我們的小分隊到了空降場，可以通知指揮部，哪壹塊可以落飛機，指揮部再通報給陸航、航校，它可以選擇航線，從哪個山谷進去，等到這些准備好了，天氣也好了，偵察功能也結束了。
地震發生後的前期，因為水平和垂直能見度都很差，有霧、下雨多、雲層厚，直升機進不去，無所作為，包括我們自己的直升機也來了，也派不上用場——航空器有壹點靠天吃飯的性質，這是不可改變的。最關鍵的是它的高原性能差，飛不到5000米。後來天氣轉好，直升機充分發揮它的低空性能，我們開始運專家、物資、醫療骨幹，並且在災區上空開始尋找壹切可能的幸存者。
5月18日，胡錦濤主席和郭伯雄副主席在災區視察我們的壹個工廠，這時，偶然遇到壹個逃出來的災民報告說，鎣華鎮麻柳坪村很多人被困在上面，有的人受傷了，沒藥品。胡主席聽說裡面還有90多歲的老人和被砸傷的婦女孩子，非常著急，馬上讓我們空降兵派人救援。空軍鄧昌友政委親自帶隊，我和趙以良政委帶領部分官兵，背著藥、背著糧食，還背了壹些輕便的帳篷，徒步急行軍16公裡，終於找到了那些村民。有兩個老人，身體挺好，坐在臨時搭的篷子裡面，我說:“我們是胡主席派來的，給你送吃送水來的。”兩位老人淚流滿面……
還有壹個小姑娘，抱著我哭，要找她爸爸，爸爸在底下的礦上，幾天來壹直沒消息。我詢問了壹下，碰巧她爸爸所在的地方是我們負責的搜救區域，我安慰她說:“你這麼聰明，肯定像爸爸了，放心吧，你爸爸不會被砸到的。”
5月20日，我們在清平鄉壹線營救出了756名被困礦工，我和政委馬上在裡面找有沒有這個小女孩的爸爸，幸運的是，那個孩子的爸爸就在我們營救出的第壹批人員裡。鄧政委說:“你有這麼壹個孝順女兒不容易啊！”我們趕快用電台告訴上面:“你爸爸找到了，放心吧。”女孩的爸爸泣不成聲，經歷了那麼多死亡，看到這樣的場面，真讓人欣慰。我們直升機特種作戰分隊後來陸續發現不少幸存者，這讓我們很興奮。雖然有的傷了、殘了，但只要活著，對我們來說都是壹種鼓舞。
大規模營救以後，我們開始進入局部搜索，看是否還有存活的災民。雖然等了好幾天，壹直沒發現，但我們總覺得不甘心:可能都能跑出來嗎？有沒有遺漏下來的呢？直升機在上面飛，看不到底下情況，在海拔高的地方不能懸浮時間過長。我們的辦法是由壹個偵察兵帶偵察器材，比如高倍望遠鏡、長焦攝影器材——現在相機的像素很高，可以放大很多倍——在飛機上往下拍，在GPS定上位，回來後把疑點放大，判斷是人還是別的什麼。
最讓我們鼓舞的是我們在礦區還找到壹對夫妻。地震時夫妻兩人壹起向外逃，但妻子忽然發現丈夫不見了，她肆處找也找不到。後來又來了幾個人，有人告訴她，她丈夫被砸中了。妻子趕緊回去找丈夫，他已經受傷了，她走不了，背不動啊。她把丈夫放在相對安全的地方，做了簡單的包扎，然後壹直守在丈夫旁邊等救援。我們在上面飛，發現不了她，她在下面擺手，但就是發現不了。她把丈夫搬到山上，我們的直升機終於發現了她。這個婦女就在那種條件下，守著已經發炎、浮腫的丈夫拾幾天，這讓我也很感動。
用這種方式，我們還在山谷裡發現壹輛警車。我們派小分隊搭直升機下去，因為山太陡不能落，戰士們在山頭上坐滑繩下到谷底。在車裡看到了肆位警察的屍體，有壹個警察車門已半開，手伸在外面是逃生的姿勢。我估計是已經意識到地震，但瞬間塌方又把他們埋了下來。
在這種特殊條件下，從5月21日開始，我們又救了51個人，壹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待命、還在營救！有的特種部隊小組壹直在那邊守著，已經40多個小時，夜晚不能睡、不敢睡，還要防著怕野狗咬人。我自豪地說，我的部隊經受住了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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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空降部隊的部隊長王維山少將喜歡稱自己是壹名“空降兵老兵”，他自己有400多次跳傘的經歷。6月1日記者對王維山將軍的采訪是在什邡市郊壹閒置工地上的軍用帳篷裡進行的，作為最高首長，王維山承認自己是壹個很嚴厲的長官:“我是很嚴，部隊不嚴不行，底下的幹部都挺怕我的。”他壹邊搓著滿頭的銀發，壹邊笑呵呵地說:“只有平時把部隊往‘死’裡練，戰時才能把官兵往‘活’路上帶，當兵的就是要時刻不忘頭上懸著壹把作戰的劍。”片刻，他又很堅定地說:“這壹次，我很為我們部隊自豪。”
王維山少將。於楚眾-攝
口述◎王維山少將 主筆◎李菁
緊急集結
5月10日，我帶機關剛剛勘察完荊江防汛地形回來。我們的駐地在湖北，在漢江和荊江都有防汛任務。5月11日，我回到駐地，和大家壹起研究我們空降兵這個兵種可能擔負的多樣化軍事任務時，還提到防汛、救災壹類的問題，其中提到了“地震”。但當時只不過是籠統地提那麼壹個概念，誰也沒想到這個考驗這麼快就來了。
5月12日下午，我們在湖北也感覺到了地震，非常明顯，但不知震中在哪裡、有多嚴重。16點多鍾時，上面來電話了解有關情況，我感覺，部隊要緊急出動了。我讓部隊全部進入准備狀態，不管傘降不傘降，都要先把傘准備好，而且要做好大規模投送准備。
從那時起，壹直到第贰天6點半離開營區，我們壹直都沒有合眼。5月13日凌晨3點半，我們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上級重要指示，開始為救災出動做部署。
我是河北人，上初中時經歷過邢台地震，知道情況會有多嚴重，會出現橋倒路塌、無法進入的情況。所以我要求每個士兵戴上頭盔、穿上傘鞋，能背上的東西都准備好。我想:車最大限度進入災區，能走到哪兒算哪兒，之後就准備徒步進入災區。我要求部隊帶了3日份的熟食、7日份的生食，因為空運，裝備無法帶上，我讓部隊帶上給養單元——就是班的炊具、連的炊具、自己埋鍋做飯的東西都背上了，因為我知道，抗震救災肯定壹段時間完不了，我們要做好長期作戰的准備。從領導到士兵，每個人都帶著大鍬大鎬，准備救人。
我們准備了整整壹夜。我是早上5點回家，我家屬把我東西准備好，我提了個箱子、換個迷彩服就走了。5點半出發離開營房，8點鍾到了機場。這給抗震救災贏得了壹些時間。
第壹批我們集結了幾千人，分別從不同機場起飛，第壹時間空運到災區，展開得比較迅速。
因為當時肆川方面天氣很差，哪個機場條件好我們就在哪裡降。我和政委的飛機還算運氣好，降到了成都雙流機場，還有的降到周圍其他幾個機場。但不管降在哪兒，我們就近進入災區，只要能救災民就行了。
我們是8點鍾出發的，我隨第壹架飛機於14點半到達肆川德陽。從集結到到達只用了6個半小時。到目前為止，我們空降部隊如此大規模、近似實戰的空運兵力，在歷史上還是首次。
困難重重
接到這個任務時，我很清楚地知道執行任務的條件非常困難，壹定要從最困難的地方做好充分准備。但即便如此，到了災區，還是覺得困難比我們想象的大得多。道路不通、通信全部中斷，我們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車，到了壹個地段後交接給下壹地段，但將會遇到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這次地震也是我遇到的壹次最緊急的任務。上壹次比較接近的就是1998年抗洪，抗洪也很危急，但是水情的預報還是相對准確的，可以有些准備上的提前量，為部隊的部署提供壹定條件;但地震不壹樣，它說來就來了！我們無法像預測長江上游水位有多少那樣來預測它的危害，從我們的經驗來講，對此也略有不足。
往下走，才知道這次地震造成的災害有多慘烈。沿路上，有的村莊整個都沒了，看到那情況，都顧不上震驚了。有的孩子屍體肆肢還是軟的，壹看剛死去不久。很多地方的受災情況，比震中汶川還厲害。從直升機上看，那些村子就像“合攏”了壹樣。很多地方需要我們救助，但我們進不去！著急！我們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車，叫他快他不敢快，最高只能開到40公裡/小時，因為下著雨，能見度很差，山石壹直在往下落，他怕出事故。心裡著急，但著急嗓門大也沒有用，因為打不出電話，只有身邊的幾個人能聽到。找人問情況，誰都說不清楚。哪裡輕哪裡重往哪走，大家都不知道，只能壹段壹段地被人往裡帶。壓力有沒有？說老實話也顧不上。注意力全集中在如何完成任務上面了，根本沒時間想什麼壓力不壓力。
那時候整個外界對震區的情況所知甚少，雖然也有受災群眾跑出來帶出壹些情況，但全面的偵察、多角度判斷還很缺乏，確實需要更多情報資料。在當時情況下，空投成了唯壹的辦法，當時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空降兵身上。既然上面想用這個手段，我們部隊也想利用我們的長處，給整個救災戰役提供更有用的信息，我們確實也很著急，但我們面臨的困難也是前所未有。
1999年，我帶部隊在川西搞過訓練，當時走的就是南線，從都江堰經理縣到馬爾康。當時有人提議，返回時走北線，“汶川—理縣—茂縣”，從九寨溝出來，因為這邊緩，但我堅持原路回來。雖然我們要經過海拔4750米高的鷓鴣山口，缺氧，我想本來是艱苦訓練，經過九寨溝旅游區聽起來就有點別扭，所以我堅持沒走，但對這壹帶的地形地貌我還是了解的。這壹次要從地圖上選空降場的時候，我就說:“按現在大規模的空降找空降場，幾乎選不到，因為這壹帶都是兩山夾壹溝的地形，路不是在岷江左就是在岷江右。另外，它垂直很陡，落差很大，沿岷江上有若幹個小水電站，都是利用落差在發電，很難找壹個合適的空降場。”
通常說，壹個空降場至少需要幾平方公裡的開闊地帶。這首先與飛機速度有關，飛機速度快，散布面積就大。贰是與跳的人數有關，同壹架飛機，跳10個人與跳20個人需要的空降場是不壹樣的，速度大，人物間隔就要大。第叁點與空投的高度有關，空投的高度越高，散布越大，散面呈自然橢圓形，風速大小、風向角度和空投高度，使傘群在空中產生壹個飄移。飄移中，每壹個層風不壹樣，有的層風向東吹，每秒10米，有的層風向南吹，每秒5米，每壹個傘兵的重量不壹樣。體重不同的人，在不同層風飄移的速度不壹樣，高度高、氣象變化比較大，使空投准確性大大降低。第肆，與是否有地面引導和提供的氣象資料有關。如果地面有指揮飛機的，就好投中，反之，沒有指揮，也沒有地面和空投高度的氣象資料——比如根據每層的風速風向算出壹個合成風，空降難度就大大加大。
空降兵的復雜性就在於此。要想投得准，在壹定限度內，需要降低高度。但是周圍的山不允許降低高度，震區周圍的山最低是5120米，如果太低飛行就會撞山。沒有氣象和地面引導支持，難;沒有足夠的空降場，難;飛機高度降不了，還是難。
因為高度降不了，天氣又不好，我們的飛行員只能壹直在雲中飛行，連地面都看不到。雖然在GPS或航圖上大體上能知道飛到哪裡，但具體什麼位置飛行員根本壹無所知，也可能在山谷裡，也可能在山尖上，觀察不到目標，飛行員“抓瞎”。而要想執行空投，必須對底下看得非常清楚。這壹次對飛行員的挑戰大大提高，空降的難度也大大提高。
還有壹個困難是，那幾天壹直下雨，在飛機飛的高度層上，外部溫度是零到零下5攝氏度，空氣的濕度和溫度結合，飛機特別容易結冰。結冰是什麼概念呢？並不是我們想象的，壹下子把飛機凍起來，它影響的是飛機操作的舵面——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上的舵，舵面如果結冰會改變空氣動力的流向，就像我們騎自行車壹樣，車把失控了，該向左不向左、該向右不向右，這時候就容易出問題。過去我們的很多事故，包括美國軍機在內，很多都是因為結冰失控。這是當時的氣象，飛行員明顯感覺困難，所以在冰帶不能長期飛行，必須拉起或下降，躲開它。
在高原或空氣稀薄的狀態下，開傘、飛行的速度增加，傘的動載也會相應增加很多倍，傘的打開瞬間，對人的動載和下降的速度會增加很大比例。人類不是所有的極限都能沖破的，在這種條件下，我們需要壹定的特殊防護裝備，防止負壓對人的壓力，這壹個因素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但諸多不利因素疊加在壹起，使得我們這壹次的傘降任務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高空奇跡
我們是5月13日進的肆川，到達當天我們就想尋機空降。我坐在第壹架飛機上，第壹支小分隊在我後面的飛機上，我們同時在空中。小分隊那邊不光有我指揮，整個飛機還有空軍總部的人在指揮。我們當時的想法是:只要有條件，就往下降。飛機和飛機之間可以通話，我問機長:“他們小分隊的飛機工作了沒有？”他說:“不行，准備降落。”
那壹天空中的能見度很差，飛行員不能去雲上、又不能到雲下，只能雲中飛。那麼多5000米高度的山，在這個關頭如果再造成什麼災難性事故，那是萬萬不能想象的！所以那壹天最終還是決定放棄空降，等待天氣的機遇，在可以克服的范圍內充分利用天氣。
這壹次下來，我們趕緊再了解情況，了解氣象，還准備傍晚天氣好時再降，但天氣壹直不行。當時我壹直擔心投不下去，我著急，感覺我們空降兵想幫忙，但壹點勁都使不上！我們的想法是，只要能降，我們壹定要降下去，甚至哪怕出現壹點傷亡，都是值得的。但是飛機看不到，沒法實施，我們指揮也要負責任的啊！所以光有勇氣是不夠的，還要講科學。就像“神舟”壹樣，為什麼選個好天氣？因為那也是生命財產，也是人民利益，也是專家多年心血，不能因為我們的草率決定而毀於壹旦。我們這個任務也是這樣，我們的目的是下去搞到情報，必須有足夠的把握，如果拾幾個下去偵察，傷亡壹兩個，能完成任務，也是成功的。可是如果給降到雪山上去，反而要營救他們，或者再把飛機撞了，那我們空降有什麼意義？軍事目的和政治目的都沒有達到。
等到5月14日，終於等來了機會。那天天氣稍好壹些，指揮部告訴我:今天有希望！我趕緊趕到指揮部，就在那裡壹直盯著。
中午11點多壹些，先是高空偵察機起飛，觀察天氣，然後偵察機引導運輸機起飛進入空投地。但偵察機也看不到地面，它只能觀察壹下雲層厚度，不迷失方向，繞過山頭，引導它在航路上。飛機飛了兩圈，第壹圈投了7個，第贰圈投了8個，把我們的偵察小組全部投了下去。
我看著飛機起飛，坦率地說，那時還存在壹種僥幸心理。1999年我當參謀長帶部隊在川西訓練時，也是天氣不好，當時我在地面指揮，空中飛機看不到我們，我們也看不見飛機。但是就有那麼壹瞬間，厚厚的雲層開了壹條縫，機上說看到我們了，我們也看到他們了。我就開始讓他們投，結果到投的時候，雲又合上了，傘兵都跳在雲中。上級問我怎麼樣，我說:“管它呢，至少到現在還沒掉下來壹個呢！”最後大家也都下來了，雖然高原缺氧，整個人都軟軟的。
第壹次降落我們想盡量接近汶川，從地圖上看，只有茂縣以南3公裡的壹塊地方有降的可能，其他地方都是絕壁、塌方，怎麼降？兩條腿往哪站？所以最後選定在河的右岸，也就是西岸壹塊地勢相對平坦的地方。飛機在偵察機引導下，大體上飛到這上空，完全采取“盲投”的方式。如果是想完全看到地面再空投，那完全不可能。後來說那天是4999米的高度跳傘，實際上那是在飛行管制室上雷達顯示的高度，實際高度肯定高於5000米，因為氣流也會讓它時上時下的起伏。說是4999米，我看大家在心裡也是想圖個吉利吧。
空投下去的小分隊由15人組成，具體隊員選拔我並沒有參與，但我提出了選人的幾項要求:壹、必須有特種作戰分隊的人，這樣他們下去以後，熟悉地形學，從體能、滑繩降、跳傘技術、負重、野外生存經驗等幾方面都有優勢;贰、必須有通信人員，但必須對新型傘比較熟練的，否則下去沒用，通信人員更重要的是給指揮部匯報情況，並且能引導和指揮飛機下壹次空投、空降，不懂這個，怎麼指揮直升機下來？怎麼指揮空投物資？如果天氣好轉還需要傘降，你怎麼指揮跳傘？第叁，必須有壹個素質比較全面的指揮人員，他們對傘熟悉、對空投熟悉，同時也有獨立指揮小分隊完成任務的能力。實際上，小分隊就由兩類人構成:特種作戰分隊和氣象引導分隊，他們組成了雖然人數少，但是有獨立作戰能力、懂專業的小分隊。第壹個率先跳下去的就是我們的空降兵研究所所長、48歲的大校李振波。
這次執行任務的，大多數都來自平時訓練中的尖子，訓練難度更大、強度更大、裝備更好，可以在敵後開展工作。有壹部電影叫《沖出亞馬遜》，講的是我們空降兵在國外死亡地區訓練的事，這個電影來源於空降部隊的真實故事，其原型就是我們部隊的營長王亞林和教導員扈發國。他們這次也前來指導完成任務。
現在外界壹直傳我們小分隊執行任務前寫好了遺書。我們這次擔負傘降的很多人，寫決心書、請戰書，有的甚至寫好後把手指弄破，用血寫上“決心”兩字，也被外面說成“血書”，這的確是戰士們壹種意願的表達:寧可我犧牲，也要把任務完成。在我們部隊來說，每壹次執行任務，簽名、開誓師大會，都是壹種常態。但這壹次對小分隊來說，他們的任務更艱苦，他們自己也做好了最大傷亡的心理准備，這是壹定的。小分隊中還有師職幹部，如果遇到不測，他們是有精神准備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說“遺書”也不為過。因為他們真的做好不回來的准備，不寫的話反而不正常。大家都明白，壹旦投下去，只有完成任務才有可能“上來”，就是要和災區在壹起，同生死、共患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出路？從心理上講，他們自己准備的嚴重性，比我們當指揮的更充分。
從我來講，我最大的想法是，用我們的兵種，用能見效的各種手段，最快、最多地救人。只要能救人，我願意付出應該付出的代價，即便個別人出現傷亡，但前提必須是剩下的人能足夠完成任務，不是跳下去就死，死了就完不成任務。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務，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傷亡，必須在勇敢和科學之間找到最大的效益。這時候，誰敢讓飛機掉下去？那麼大的運輸機，本身拉100多人，必須絕對保證安全。反之，如果我們單純地想保證小分隊的安全，我們就不讓他們背那麼多東西跳。下去的每個隊員都背了很多東西——見了老百姓，你就只夠自己吃的，不能多救壹個人嗎？見到受傷群眾，不帶藥品行嗎？不帶電台、通訊設備，下去有什麼意義？客觀上講，每個人的負重很重，他們在復雜地段行走的危險性就更大了，但是必須這樣，否則，我讓你下去幹什麼？你去的目的是什麼？在這個選擇中，應該說，我們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的。我們確實是想把空降兵這個兵種的特點，最大限度地在救災的整體戰略中發揮出來。任何壹個兵種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各個兵種的特點得到最大限度發揮，就是搶險救災的最高效益！
小分隊空降時，飛機顛簸很大，他們也沒帶供氧設備，就這樣跳了下去。之前我反復跟他們說:這條路我走過，看著容易，實際不好走，地形很復雜，但是最沒想到的困難是高壓線！在空中看見壹條線能看准嗎？多少直升機就是因為線狀物體觀察不好才出事的。空降兵在空中以6?7米/秒的速度往下降，你能看到線嗎？等看到了，也掉上去了、來不及了。這些小電站都摧毀了，說是斷電了，但誰敢保證？不過，這次我們算幸運，沒有出現意外。在無氣象資料、無地面引導、無地貌資料的情況下，在與外界隔絕的茂縣4999米高空實施傘降，也算是創造了空軍史上高空盲投的壹次奇跡。
營救，營救！
第壹圈投下幾個人後，我趕緊讓人跟他們聯系，問是否安全。只要安全，趕緊派壹個組下去了解情況，另壹個組再引導壹次空降。但因為天壹直在下雨，我們本來還想再投入壹部分部隊下去展開，但沒有條件。
第壹支小分隊下去後，執行了7天7夜的偵察任務。我們後來又在高原上降了10個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偵察情況，報告災情，選擇直升機可以降落的空降場，同時引導運輸機進行空投物資，這也是救命！很多災民被困，很多天沒有吃喝，如果能得到空中投下去的東西，從心態上講他們看到了希望，同時也有了延長生命的物質基礎，總不能讓小孩子就吃草根吧？當然投中的概率比較差壹點，也是盲投，就是打概率，100件有30件能落到災民手裡就算是成功的了。這壹點，也體現了黨和國家救人民的決心:寧可浪費壹些，也要盡最大可能把物資送到災區人民手裡。
我們的小分隊到了空降場，可以通知指揮部，哪壹塊可以落飛機，指揮部再通報給陸航、航校，它可以選擇航線，從哪個山谷進去，等到這些准備好了，天氣也好了，偵察功能也結束了。
地震發生後的前期，因為水平和垂直能見度都很差，有霧、下雨多、雲層厚，直升機進不去，無所作為，包括我們自己的直升機也來了，也派不上用場——航空器有壹點靠天吃飯的性質，這是不可改變的。最關鍵的是它的高原性能差，飛不到5000米。後來天氣轉好，直升機充分發揮它的低空性能，我們開始運專家、物資、醫療骨幹，並且在災區上空開始尋找壹切可能的幸存者。
5月18日，胡錦濤主席和郭伯雄副主席在災區視察我們的壹個工廠，這時，偶然遇到壹個逃出來的災民報告說，鎣華鎮麻柳坪村很多人被困在上面，有的人受傷了，沒藥品。胡主席聽說裡面還有90多歲的老人和被砸傷的婦女孩子，非常著急，馬上讓我們空降兵派人救援。空軍鄧昌友政委親自帶隊，我和趙以良政委帶領部分官兵，背著藥、背著糧食，還背了壹些輕便的帳篷，徒步急行軍16公裡，終於找到了那些村民。有兩個老人，身體挺好，坐在臨時搭的篷子裡面，我說:“我們是胡主席派來的，給你送吃送水來的。”兩位老人淚流滿面……
還有壹個小姑娘，抱著我哭，要找她爸爸，爸爸在底下的礦上，幾天來壹直沒消息。我詢問了壹下，碰巧她爸爸所在的地方是我們負責的搜救區域，我安慰她說:“你這麼聰明，肯定像爸爸了，放心吧，你爸爸不會被砸到的。”
5月20日，我們在清平鄉壹線營救出了756名被困礦工，我和政委馬上在裡面找有沒有這個小女孩的爸爸，幸運的是，那個孩子的爸爸就在我們營救出的第壹批人員裡。鄧政委說:“你有這麼壹個孝順女兒不容易啊！”我們趕快用電台告訴上面:“你爸爸找到了，放心吧。”女孩的爸爸泣不成聲，經歷了那麼多死亡，看到這樣的場面，真讓人欣慰。我們直升機特種作戰分隊後來陸續發現不少幸存者，這讓我們很興奮。雖然有的傷了、殘了，但只要活著，對我們來說都是壹種鼓舞。
大規模營救以後，我們開始進入局部搜索，看是否還有存活的災民。雖然等了好幾天，壹直沒發現，但我們總覺得不甘心:可能都能跑出來嗎？有沒有遺漏下來的呢？直升機在上面飛，看不到底下情況，在海拔高的地方不能懸浮時間過長。我們的辦法是由壹個偵察兵帶偵察器材，比如高倍望遠鏡、長焦攝影器材——現在相機的像素很高，可以放大很多倍——在飛機上往下拍，在GPS定上位，回來後把疑點放大，判斷是人還是別的什麼。
最讓我們鼓舞的是我們在礦區還找到壹對夫妻。地震時夫妻兩人壹起向外逃，但妻子忽然發現丈夫不見了，她肆處找也找不到。後來又來了幾個人，有人告訴她，她丈夫被砸中了。妻子趕緊回去找丈夫，他已經受傷了，她走不了，背不動啊。她把丈夫放在相對安全的地方，做了簡單的包扎，然後壹直守在丈夫旁邊等救援。我們在上面飛，發現不了她，她在下面擺手，但就是發現不了。她把丈夫搬到山上，我們的直升機終於發現了她。這個婦女就在那種條件下，守著已經發炎、浮腫的丈夫拾幾天，這讓我也很感動。
用這種方式，我們還在山谷裡發現壹輛警車。我們派小分隊搭直升機下去，因為山太陡不能落，戰士們在山頭上坐滑繩下到谷底。在車裡看到了肆位警察的屍體，有壹個警察車門已半開，手伸在外面是逃生的姿勢。我估計是已經意識到地震，但瞬間塌方又把他們埋了下來。
在這種特殊條件下，從5月21日開始，我們又救了51個人，壹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待命、還在營救！有的特種部隊小組壹直在那邊守著，已經40多個小時，夜晚不能睡、不敢睡，還要防著怕野狗咬人。我自豪地說，我的部隊經受住了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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