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新闻] 纽约地摊往事:刀尖上跳舞九死一生
这段视频被路人拍下来在网上曝光引起了强烈反弹，第二天人们就聚集在那个地铁站前举行抗议示威，谴责警察用对付罪犯的方式对待一个做小生意养家糊口女人。Elsa的小车最后被还了回来，但风平浪静之后一切照旧，地铁站里卖churro的小贩们还是要跟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在地铁站等车时见到过几次警察突然神兵天降，小贩们惊慌失措拉着小车落荒而逃的景象，跟中国之前城管前来收摊时的情景没什么两样。
如果不想冒无照经营的风险，也可以在黑市上租别人的执照。租执照价格现在已经涨到了一年1万5000到3万美元。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执照持有人不能把摊位转交给别人经营，租了别人的执照就得把执照持有人也带上一块出摊，相当于多雇了一名员工，只负责干坐着，还得领一份工资。可要是不把持照人带到摊上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
前些年纽约唐人街最繁华的坚尼路上有个摆摊卖些廉价手镯戒指的中国女人叫尹春，她为这事儿可吃了不少苦头。尹春是江苏人，1998年，32岁的她到广州做服装批发进货时认识了比她大20岁的美籍华人郑智辉，两人很快结了婚，她跟着他来到纽约。
郑智辉有个摊贩执照，在唐人街摆摊为生，但两人婚后才半年，郑智辉就中风半瘫。尹春挑起了这个家庭谋生的重任，为了避免吃罚单，她每天带着行动不便的老公出摊，她坐在小凳子上，他坐在轮椅上，这样日复一日很快就是四年。
在这四年中，他们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郑智辉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最后他实在出不了门了，尹春只好拿着老公的执照独自出摊，她的噩梦就从这儿开始了。她成了整个唐人街警察最“惦记”的人，时不时就因为用“别人”的执照经营被铐起来带走，她就这么捱了十多年，2014年春节前后几个月里，她被捕9次吃了11张罚单。
直到2014年夏天，在当地的权益人士和民选官员的力争下，她才得到市政府小商业局局长的特批，将摊位执照上的名字从郑智辉改成了尹春。
这两年尹春已经从坚尼路消失了，听跟她熟识的摊贩们说她去开按摩店了。毕竟摆地摊太辛苦，就算拿到了执照，也还要面对一大堆繁琐到只有机器人才能执行得准确无误的规章制度，要想不吃罚单，基本上，很难。
纽约市规定小贩摊位离人行道马路沿的距离必须在6到12英寸之内，离十字路口、地铁站入口、公交站、医院的距离不得少于10英尺，离附近大楼、商店或其他公共空间入口的距离不得少于20英尺，摊位的高度、宽度、长度、甚至食品摊上洗槽的尺寸也都有严格规定。
而街上允许摆摊的位置规定简直比航班时刻表还要让人眼花缭乱：有些路段只允许出售某类商品、有些路段只允许在一周某些天摆摊，有些路段只允许在一天内某个时段摆摊......连前纽约警察局长布莱顿都曾喟叹，纽约市的小贩管理规章“极其复杂有时还互相矛盾”，很多执法警员也未必都能搞懂。
但警员就算搞不懂，罚单也还是照样开。2015年罚单高峰期，纽约市警局开出的小贩罚单有1万8744张，当时一张罚单最高额可以达到1000美元。如果只是需要照章办事，或许这些移民小贩们多加小心也能应付，但很多时候章程是死的人是活的，警察执不执法、如何执法，跟你是不是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移民往往有直接关系。
我的朋友于少华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了。来自武汉的于少华从小学会草编手艺，1999年来到纽约以后一直靠在街头卖草编工艺品为生，曼哈顿中城、下城、唐人街都混过。前些年他在街上没少吃罚单，吃罚单的原因往往是莫名其妙，比如每天摆摊的地点——明明跟之前的警察都相安无事，突然来了个新警察，摆在那里就变成不合规矩，有时候甚至会不明就里的就被戴上手铐抓走关几个小时。
多年下来于少华变得又乖又聪明，“警察要开罚单，要抓你，别反抗由他去，很多时候他们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到了月底罚单指标没完成。”这些毫无理由乱开的罚单，出庭时都可以打掉，于少华这些年来吃的罚单有一半都打掉了。至于为什么明明在同一处摆摊，他吃了罚单而旁边的白人摊主却没有，于少华说以前他对此也很不服，出庭时还质问法官，“人家法官明确就告诉你，你只管你自己的事，别管别人。”后来他就不再问了，他认了。“歧视嘛，在美国避免不了的，在中国不也有歧视吗？”
如果不服呢？2007年，纽约唐人街有个街头写字画谋生的温州人叫董鹤畴，就是在警察开罚单时不服，又不会英语解释不清楚，跟警察起了冲突。董鹤畴被警察追打，跑得慌不择路，被一辆警车撞上，右腿粉碎性骨折。最后在民选官员的帮助下追讨了两年，政府才赔了6万5000美元了事。
多年出摊的小贩都总结出了一套减少罚单的“秘笈”。比如说月底时要小心，因为警察要完成月度指标，就会多开单。年底也要小心，因为那时新警察上岗，需要“练习”开单（我就这些问过警局的发言人，他们对“指标”和“练手”说全盘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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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冒无照经营的风险，也可以在黑市上租别人的执照。租执照价格现在已经涨到了一年1万5000到3万美元。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执照持有人不能把摊位转交给别人经营，租了别人的执照就得把执照持有人也带上一块出摊，相当于多雇了一名员工，只负责干坐着，还得领一份工资。可要是不把持照人带到摊上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
前些年纽约唐人街最繁华的坚尼路上有个摆摊卖些廉价手镯戒指的中国女人叫尹春，她为这事儿可吃了不少苦头。尹春是江苏人，1998年，32岁的她到广州做服装批发进货时认识了比她大20岁的美籍华人郑智辉，两人很快结了婚，她跟着他来到纽约。
郑智辉有个摊贩执照，在唐人街摆摊为生，但两人婚后才半年，郑智辉就中风半瘫。尹春挑起了这个家庭谋生的重任，为了避免吃罚单，她每天带着行动不便的老公出摊，她坐在小凳子上，他坐在轮椅上，这样日复一日很快就是四年。
在这四年中，他们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郑智辉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最后他实在出不了门了，尹春只好拿着老公的执照独自出摊，她的噩梦就从这儿开始了。她成了整个唐人街警察最“惦记”的人，时不时就因为用“别人”的执照经营被铐起来带走，她就这么捱了十多年，2014年春节前后几个月里，她被捕9次吃了11张罚单。
直到2014年夏天，在当地的权益人士和民选官员的力争下，她才得到市政府小商业局局长的特批，将摊位执照上的名字从郑智辉改成了尹春。
这两年尹春已经从坚尼路消失了，听跟她熟识的摊贩们说她去开按摩店了。毕竟摆地摊太辛苦，就算拿到了执照，也还要面对一大堆繁琐到只有机器人才能执行得准确无误的规章制度，要想不吃罚单，基本上，很难。
纽约市规定小贩摊位离人行道马路沿的距离必须在6到12英寸之内，离十字路口、地铁站入口、公交站、医院的距离不得少于10英尺，离附近大楼、商店或其他公共空间入口的距离不得少于20英尺，摊位的高度、宽度、长度、甚至食品摊上洗槽的尺寸也都有严格规定。
而街上允许摆摊的位置规定简直比航班时刻表还要让人眼花缭乱：有些路段只允许出售某类商品、有些路段只允许在一周某些天摆摊，有些路段只允许在一天内某个时段摆摊......连前纽约警察局长布莱顿都曾喟叹，纽约市的小贩管理规章“极其复杂有时还互相矛盾”，很多执法警员也未必都能搞懂。
但警员就算搞不懂，罚单也还是照样开。2015年罚单高峰期，纽约市警局开出的小贩罚单有1万8744张，当时一张罚单最高额可以达到1000美元。如果只是需要照章办事，或许这些移民小贩们多加小心也能应付，但很多时候章程是死的人是活的，警察执不执法、如何执法，跟你是不是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移民往往有直接关系。
我的朋友于少华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了。来自武汉的于少华从小学会草编手艺，1999年来到纽约以后一直靠在街头卖草编工艺品为生，曼哈顿中城、下城、唐人街都混过。前些年他在街上没少吃罚单，吃罚单的原因往往是莫名其妙，比如每天摆摊的地点——明明跟之前的警察都相安无事，突然来了个新警察，摆在那里就变成不合规矩，有时候甚至会不明就里的就被戴上手铐抓走关几个小时。
多年下来于少华变得又乖又聪明，“警察要开罚单，要抓你，别反抗由他去，很多时候他们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到了月底罚单指标没完成。”这些毫无理由乱开的罚单，出庭时都可以打掉，于少华这些年来吃的罚单有一半都打掉了。至于为什么明明在同一处摆摊，他吃了罚单而旁边的白人摊主却没有，于少华说以前他对此也很不服，出庭时还质问法官，“人家法官明确就告诉你，你只管你自己的事，别管别人。”后来他就不再问了，他认了。“歧视嘛，在美国避免不了的，在中国不也有歧视吗？”
如果不服呢？2007年，纽约唐人街有个街头写字画谋生的温州人叫董鹤畴，就是在警察开罚单时不服，又不会英语解释不清楚，跟警察起了冲突。董鹤畴被警察追打，跑得慌不择路，被一辆警车撞上，右腿粉碎性骨折。最后在民选官员的帮助下追讨了两年，政府才赔了6万5000美元了事。
多年出摊的小贩都总结出了一套减少罚单的“秘笈”。比如说月底时要小心，因为警察要完成月度指标，就会多开单。年底也要小心，因为那时新警察上岗，需要“练习”开单（我就这些问过警局的发言人，他们对“指标”和“练手”说全盘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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