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一家 遍体鳞伤的武汉三甲医院(图)
但在1月13日上午，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区卫健委疾控科等一行到南京路院区，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1月16日15时，公卫科工作人员向周边医院询问近期报卡情况，得知近期也未报卡。”
澎湃新闻注意到，该院公卫科自1月11日起开始收到职工疑似感染病例，当天收到的三例中就有眼科医生李文亮。
1月24日的记录显示，国家卫健委工作人员到后湖院区检查，公卫科工作人员如实向国家卫健委汇报医务人员感染情况：从12月底至今，累计有175名医务人员出现过发热，其中56例在院接收治疗，含危重症2例，其中确诊1例，119例正在隔离观察待排。目前，送去医务人员标本32例，等待检测结果。
截至2月9日17时，公卫科共上报职工新冠确诊病例68例，院外门诊观察147人，住院142人，纳入医学观察医务人员共266人。
多名该院的医护人员告诉澎湃新闻，“院外门诊观察147人”，即回家隔离治疗的医护人员。
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刘毅在支援发热门诊一周后确诊。
2月5日，他有些咳嗽，觉得自己才三十多岁，抵抗力还不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第二天，刘毅早早吃了晚饭，准备回家休息三四个小时，养足精神去上夜班。
回到家里，刘毅脱掉厚外套、摘掉口罩，消毒后放在阳台。那段时间，防护物资稀缺，口罩都是消毒后继续用。接着，他又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掉全部消毒，洗30分钟以上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再把自己在家中走过的地方全部消毒一遍。
躺在床上，刘毅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咳嗽，是咽炎吗？我不会感染了吧？应该不会，即使感染了，好好治疗，应该没事的，要不明天拍个片子看看”。
不觉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他打开微信，看到群里和朋友圈里“李文亮牺牲”的消息。
李文亮比刘毅还小一岁，人说没就没了，刘毅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病毒的可怕。
“果然，中招了。” 第二天，刘毅查了CT，肺部有些感染，医院没有床位，判断属于轻症后，只能回家隔离治疗。
回想自己是在哪个环节感染的，刘毅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来看诊的发热病人基本都是确诊病人，坐在电脑前，身边常围着三四名病人，有病人一直咳嗽，在不通风的诊室里，他时常感到诊室的空气中布满病毒。
二是，那段时间，防护服很缺，也常常不达标。有些防护服是工业用品，有些达不到三级要求，有些质量太差，拉链处没有密封设置，很容易让病毒钻了空子。
一张床位就是病人的“保命符”。在发热门诊看诊时，刘毅看到了太多病人求助的眼神。
赵琳、吴敏和同病房的小护士算是幸运的，她们都有一张床位。在这之后，很多医护人员染了病，都无法住院。
3月4日晚，艾芬一直睡不着，回想这段时间抗疫经历，她每看到一个被感染职工的CT，都自责没能保护好他们。
如今，刘毅已经康复，他打算隔离结束就返岗。给母亲买的补品还在家中放着，虽然武汉已经恢复快递运营，但刘毅还是想等疫情结束，亲自回趟老家，看看母亲。
赵琳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大学时代，她和同为医学生的丈夫相识、相恋、结婚。直到现在，赵琳依然自称是丈夫的“迷妹”。两年前，儿子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很多欢乐。
但住院的头几天，对病毒的未知和恐惧，夜里阴雨寂静，赵琳悄悄写下了遗书。
在抗疫一线的丈夫看着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每天目睹隔离病房里的病人离世，他很担心妻子赵琳的病情，夜深人静时，常掩面痛哭。
幸运的是，赵琳恢复得挺好。有一次她去复查CT，刚到负一楼，就碰见护士正在抢救一位呼吸心率骤停的患者。出于医生的本能，她赶紧过去帮病人做心肺复苏，还一路把病人送到急诊抢救室。
回过头才恍然想起来，自己还是个病人，刚抢救的又是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而赵琳当时只戴了一只口罩。但抢救病人的那一刻，她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只记得自己是位医生。
吴敏和江学庆、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锋都是老同事。她说，江学庆在1月11日发病，1月17日住院，于3月1日不幸牺牲；胡卫锋也于1月16日出现发烧、全身乏力的症状，1月17日住院；易凡在1月18日前后出现症状，但因床位紧张，他回家隔离治疗，到了1月底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后才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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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15时，公卫科工作人员向周边医院询问近期报卡情况，得知近期也未报卡。”
澎湃新闻注意到，该院公卫科自1月11日起开始收到职工疑似感染病例，当天收到的三例中就有眼科医生李文亮。
1月24日的记录显示，国家卫健委工作人员到后湖院区检查，公卫科工作人员如实向国家卫健委汇报医务人员感染情况：从12月底至今，累计有175名医务人员出现过发热，其中56例在院接收治疗，含危重症2例，其中确诊1例，119例正在隔离观察待排。目前，送去医务人员标本32例，等待检测结果。
截至2月9日17时，公卫科共上报职工新冠确诊病例68例，院外门诊观察147人，住院142人，纳入医学观察医务人员共266人。
多名该院的医护人员告诉澎湃新闻，“院外门诊观察147人”，即回家隔离治疗的医护人员。
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刘毅在支援发热门诊一周后确诊。
2月5日，他有些咳嗽，觉得自己才三十多岁，抵抗力还不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第二天，刘毅早早吃了晚饭，准备回家休息三四个小时，养足精神去上夜班。
回到家里，刘毅脱掉厚外套、摘掉口罩，消毒后放在阳台。那段时间，防护物资稀缺，口罩都是消毒后继续用。接着，他又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掉全部消毒，洗30分钟以上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再把自己在家中走过的地方全部消毒一遍。
躺在床上，刘毅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咳嗽，是咽炎吗？我不会感染了吧？应该不会，即使感染了，好好治疗，应该没事的，要不明天拍个片子看看”。
不觉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他打开微信，看到群里和朋友圈里“李文亮牺牲”的消息。
李文亮比刘毅还小一岁，人说没就没了，刘毅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病毒的可怕。
“果然，中招了。” 第二天，刘毅查了CT，肺部有些感染，医院没有床位，判断属于轻症后，只能回家隔离治疗。
回想自己是在哪个环节感染的，刘毅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来看诊的发热病人基本都是确诊病人，坐在电脑前，身边常围着三四名病人，有病人一直咳嗽，在不通风的诊室里，他时常感到诊室的空气中布满病毒。
二是，那段时间，防护服很缺，也常常不达标。有些防护服是工业用品，有些达不到三级要求，有些质量太差，拉链处没有密封设置，很容易让病毒钻了空子。
一张床位就是病人的“保命符”。在发热门诊看诊时，刘毅看到了太多病人求助的眼神。
赵琳、吴敏和同病房的小护士算是幸运的，她们都有一张床位。在这之后，很多医护人员染了病，都无法住院。
3月4日晚，艾芬一直睡不着，回想这段时间抗疫经历，她每看到一个被感染职工的CT，都自责没能保护好他们。
如今，刘毅已经康复，他打算隔离结束就返岗。给母亲买的补品还在家中放着，虽然武汉已经恢复快递运营，但刘毅还是想等疫情结束，亲自回趟老家，看看母亲。
赵琳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大学时代，她和同为医学生的丈夫相识、相恋、结婚。直到现在，赵琳依然自称是丈夫的“迷妹”。两年前，儿子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很多欢乐。
但住院的头几天，对病毒的未知和恐惧，夜里阴雨寂静，赵琳悄悄写下了遗书。
在抗疫一线的丈夫看着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每天目睹隔离病房里的病人离世，他很担心妻子赵琳的病情，夜深人静时，常掩面痛哭。
幸运的是，赵琳恢复得挺好。有一次她去复查CT，刚到负一楼，就碰见护士正在抢救一位呼吸心率骤停的患者。出于医生的本能，她赶紧过去帮病人做心肺复苏，还一路把病人送到急诊抢救室。
回过头才恍然想起来，自己还是个病人，刚抢救的又是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而赵琳当时只戴了一只口罩。但抢救病人的那一刻，她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只记得自己是位医生。
吴敏和江学庆、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锋都是老同事。她说，江学庆在1月11日发病，1月17日住院，于3月1日不幸牺牲；胡卫锋也于1月16日出现发烧、全身乏力的症状，1月17日住院；易凡在1月18日前后出现症状，但因床位紧张，他回家隔离治疗，到了1月底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后才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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