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一家 遍体鳞伤的武汉三甲医院(图)
防护服分大小码，刘毅身高约一米七，每次领到的防护服还算合身。但有一次，他穿上防护服刚要走动，就撑破了个口子。
有的同事个头近一米八，穿上防护服很束缚，走路要十分小心。
大厅的座椅上，坐满了病人，有些病人和家属只得站着、挤着。为减少交叉感染，工作人员一遍一遍提醒他们，可以站到大厅外面，那里空气流通。
“每天必须看完（病人），如果不看完就会积累更多。那时的病人来了就要排队，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分昼夜。”刘毅支援发热门诊的一个星期里，日接诊量经历从业以来最多，他每天会碰到本院的医护和家属来看病。
老李是医院一位女护士的父亲，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反复咳嗽、发热、胸闷、气喘，检查发现肺部感染严重。
刘毅建议老李住院，但一直联系不到床位。老李只能回家隔离吃药，他的女儿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
当时医院规定，重症患者，医生能收治就收治；轻症的，即便是本院职工，也无法住院。实在病重，又没有床位的，就在留观室加床。
那段时间，刘毅很多染病的同事都自觉地回家隔离治疗，他每天埋着头看病例，看完一个接着一个.....即便是工作八个小时，也基本不知道身体的劳累。
下班后，刘毅走在空荡荡的武汉街头，无助无奈的情绪顿时涌来。他很清楚，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需要一张床位，甚至是只要在医院呆着，都是莫大的安慰。
“那时候，染病的医生、医生的父母，都已经住不进来了。”刘毅说。
急诊科护士章倩告诉澎湃新闻，1月初之后，门诊的发热病人每天都会小幅度增长，到了1月18、19日，一天的发热病人能达到五六百人；1月底，后湖院区和南京路院区的发热门诊病人都达到七百多人。
急诊科在这场“战疫”中付出了惨重代价。科室主任艾芬介绍，截至3月4日5时40分，急诊科共有45名医护感染，其中本科室职工33人，来急诊科支援职工12人。
章倩回忆，在12月底，她们就开始有意识防护，但医院防护物资不够。“后来医院每天发的防护服牌子都不一样，没有防护鞋套，就用医用垃圾袋代替。”
张城在1月底被派到隔离病房管床。第一天晚上，他就送走了一位病人。这位病人是三天前自己开车来住院的。
张城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位病人脸色苍白、呼吸衰竭去世的那一幕。
公共卫生科的情况说明
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提供了一份汇报材料，记载了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2月8日该院的疫情情况。
该院至少有两名医护人员向澎湃新闻证实了该份汇报材料的真实性。
这份来自该院公共卫生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下简称“情况说明”）记录：“2019年12月29日14时30分，公卫科接到4例华南海鲜市场聚集性病毒肺炎病例报告，工作人员立即报告江汉区疾控中心，被告知等通知。”
“当日16时左右，呼吸内科报告3例相似病例；当晚20时左右，江汉区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应急办抵达后湖院区，对7例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并于当晚连夜送市疾控中心采样。”
“2019年12月31日，公卫科工作人员电话询问江汉区疾控中心询问采样结果，被告知需等通知。2020年1月3日，公卫科工作人员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王姓科长，询问前期电话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是否应该报告传染病报告卡。对方回复，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
“1月4日，公卫科工作人员们收到了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要求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情况说明显示，1月8日，公卫科工作人员上报了9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1月9号上报4张。1月9日晚，辖区疾控中心对当日上报的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1月10号，公卫科工作人员又上报不明原因肺炎卡1张。
“1月12日，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徐处长带队到后湖院区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作出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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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事个头近一米八，穿上防护服很束缚，走路要十分小心。
大厅的座椅上，坐满了病人，有些病人和家属只得站着、挤着。为减少交叉感染，工作人员一遍一遍提醒他们，可以站到大厅外面，那里空气流通。
“每天必须看完（病人），如果不看完就会积累更多。那时的病人来了就要排队，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分昼夜。”刘毅支援发热门诊的一个星期里，日接诊量经历从业以来最多，他每天会碰到本院的医护和家属来看病。
老李是医院一位女护士的父亲，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反复咳嗽、发热、胸闷、气喘，检查发现肺部感染严重。
刘毅建议老李住院，但一直联系不到床位。老李只能回家隔离吃药，他的女儿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
当时医院规定，重症患者，医生能收治就收治；轻症的，即便是本院职工，也无法住院。实在病重，又没有床位的，就在留观室加床。
那段时间，刘毅很多染病的同事都自觉地回家隔离治疗，他每天埋着头看病例，看完一个接着一个.....即便是工作八个小时，也基本不知道身体的劳累。
下班后，刘毅走在空荡荡的武汉街头，无助无奈的情绪顿时涌来。他很清楚，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需要一张床位，甚至是只要在医院呆着，都是莫大的安慰。
“那时候，染病的医生、医生的父母，都已经住不进来了。”刘毅说。
急诊科护士章倩告诉澎湃新闻，1月初之后，门诊的发热病人每天都会小幅度增长，到了1月18、19日，一天的发热病人能达到五六百人；1月底，后湖院区和南京路院区的发热门诊病人都达到七百多人。
急诊科在这场“战疫”中付出了惨重代价。科室主任艾芬介绍，截至3月4日5时40分，急诊科共有45名医护感染，其中本科室职工33人，来急诊科支援职工12人。
章倩回忆，在12月底，她们就开始有意识防护，但医院防护物资不够。“后来医院每天发的防护服牌子都不一样，没有防护鞋套，就用医用垃圾袋代替。”
张城在1月底被派到隔离病房管床。第一天晚上，他就送走了一位病人。这位病人是三天前自己开车来住院的。
张城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位病人脸色苍白、呼吸衰竭去世的那一幕。
公共卫生科的情况说明
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提供了一份汇报材料，记载了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2月8日该院的疫情情况。
该院至少有两名医护人员向澎湃新闻证实了该份汇报材料的真实性。
这份来自该院公共卫生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下简称“情况说明”）记录：“2019年12月29日14时30分，公卫科接到4例华南海鲜市场聚集性病毒肺炎病例报告，工作人员立即报告江汉区疾控中心，被告知等通知。”
“当日16时左右，呼吸内科报告3例相似病例；当晚20时左右，江汉区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应急办抵达后湖院区，对7例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并于当晚连夜送市疾控中心采样。”
“2019年12月31日，公卫科工作人员电话询问江汉区疾控中心询问采样结果，被告知需等通知。2020年1月3日，公卫科工作人员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王姓科长，询问前期电话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是否应该报告传染病报告卡。对方回复，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
“1月4日，公卫科工作人员们收到了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要求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情况说明显示，1月8日，公卫科工作人员上报了9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1月9号上报4张。1月9日晚，辖区疾控中心对当日上报的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1月10号，公卫科工作人员又上报不明原因肺炎卡1张。
“1月12日，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徐处长带队到后湖院区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作出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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