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一家 遍体鳞伤的武汉三甲医院(图)
为了明确他的病原学，吴敏给他做了气管镜检查，当时她戴的仅是医用外科口罩。
约五天后，该中年男子确诊为不明原因肺炎，被单独收进一个病房隔离。
此间，第二批专家组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也发布消息称，自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接下来的1月11日至17日，连续七天，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无新增病例。
1月15日那天，吴敏值夜班前，发现自己有些发烧、乏力，打了针，以为很快会退烧。
夜里，隔离病房有两位病人病情严重，需要抢救。赶到病房门口，吴敏急忙穿上之前同事已经穿过的防护服，进了隔离病房，没有戴头套、手套、防护鞋套和护目镜。
抢救至深夜，吴敏和同事还是没能挽回这两名病人的生命。
两位病人离世，加之自己发烧，吴敏有些沮丧。但急诊科还有病人等着她会诊，“打包会诊完所有病人，已是凌晨。”
“我该不会被传染了吧？”凌晨1点多，吴敏才想起来让同事给自己做个CT，“当时就看到结果，肺部感染。”
虽然此前武汉官方通报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但吴敏那时还是怀疑这病会人传人。她没有回家，睡在医院休息室，同屋里还有两名同事，她们打开窗户，戴上口罩睡觉。
吴敏在1月16日住院治疗。“领导说给我单间病房，到下午又住进一个导医台的小护士。第二天又住进一位医生。”她说。
小护士才20岁出头，染了病很害怕，在病房里给家人打电话，连哭了两天。乐观“心大”的吴敏看到她哭，一边安慰一边也跟着哭了起来。
也是在1月8日，因呼吸内科没有更多人手，消化内科医生赵琳被派往隔离病房管床。一间病房，住了12位病人。
隔离衣、医用外科口罩、头套，是赵琳进入隔离病房的全部防护装备。彼时，她不知道，病房里住着的是传染性非常强的新冠肺炎患者。
“病人病情太重，病情发展迅速，（医护人员）劳动强度太大，有时遇到需要转院的病人，夜班就完全没法休息。”赵琳回忆。
病人越来越多，且都被隔离起来，同事们常私下交流，赵琳也开始怀疑这个病会“人传人”，“但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要自己去买防护服吗？即便买了防护服，穿进病房，病人心理上会更恐慌。”
在隔离病房支援的第八天，赵琳出现了和病人一样的症状，检查后她基本确定已被感染。1月17日下午，她住进吴敏所在的病房，和年轻护士三人成了病友。
又过了两三天，吴敏所住的4楼和另一层楼所有病房都住满了本院的医护人员，“两层楼差不多有50多个。”
他们戏称这两层楼是“职工之家”，未曾想，疫情后来会发展的如此迅速。
发热门诊的昼夜
情况似乎在1月20日开始变得糟糕。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三批专家组由钟南山院士带队，1月18日抵达武汉；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肯定了新冠肺炎会“人传人”；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确认“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赵琳刚好那天去复查CT，她怕传染给别人，戴了口罩、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到了CT室，她发现这里已经有很多市民来排队检查肺部，“有些人没戴口罩，一边排队一边聊得欢快”。
赵琳提醒他们戴上口罩，对方却不屑：“肺炎感染不到我们。”
发热病人在武汉1月23日凌晨宣布“封城”后开始涌向医院。
内科医生已应付不来，加上不断有医护人员病倒，到了1月底，刘毅和张诚等一批批外科医生也被派去支援。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不方便上厕所，刘毅早饭不敢喝稀饭。
医院把原来的普通门诊改成了发热门诊，门诊大厅有一排排供病人候诊坐的座椅，再往里走是一排“小房间”诊室，每间诊室约5平方米，“一张双人床大小”，空间狭窄、封闭，不太通风。
诊室内放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两把椅子，一把给医生，一把给病人。
刘毅每天在进入诊室前，要先在洁净区域，和同事一起互相“监督”穿好防护装备，并对着镜子照照看有没有“漏缝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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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五天后，该中年男子确诊为不明原因肺炎，被单独收进一个病房隔离。
此间，第二批专家组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也发布消息称，自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接下来的1月11日至17日，连续七天，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无新增病例。
1月15日那天，吴敏值夜班前，发现自己有些发烧、乏力，打了针，以为很快会退烧。
夜里，隔离病房有两位病人病情严重，需要抢救。赶到病房门口，吴敏急忙穿上之前同事已经穿过的防护服，进了隔离病房，没有戴头套、手套、防护鞋套和护目镜。
抢救至深夜，吴敏和同事还是没能挽回这两名病人的生命。
两位病人离世，加之自己发烧，吴敏有些沮丧。但急诊科还有病人等着她会诊，“打包会诊完所有病人，已是凌晨。”
“我该不会被传染了吧？”凌晨1点多，吴敏才想起来让同事给自己做个CT，“当时就看到结果，肺部感染。”
虽然此前武汉官方通报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但吴敏那时还是怀疑这病会人传人。她没有回家，睡在医院休息室，同屋里还有两名同事，她们打开窗户，戴上口罩睡觉。
吴敏在1月16日住院治疗。“领导说给我单间病房，到下午又住进一个导医台的小护士。第二天又住进一位医生。”她说。
小护士才20岁出头，染了病很害怕，在病房里给家人打电话，连哭了两天。乐观“心大”的吴敏看到她哭，一边安慰一边也跟着哭了起来。
也是在1月8日，因呼吸内科没有更多人手，消化内科医生赵琳被派往隔离病房管床。一间病房，住了12位病人。
隔离衣、医用外科口罩、头套，是赵琳进入隔离病房的全部防护装备。彼时，她不知道，病房里住着的是传染性非常强的新冠肺炎患者。
“病人病情太重，病情发展迅速，（医护人员）劳动强度太大，有时遇到需要转院的病人，夜班就完全没法休息。”赵琳回忆。
病人越来越多，且都被隔离起来，同事们常私下交流，赵琳也开始怀疑这个病会“人传人”，“但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要自己去买防护服吗？即便买了防护服，穿进病房，病人心理上会更恐慌。”
在隔离病房支援的第八天，赵琳出现了和病人一样的症状，检查后她基本确定已被感染。1月17日下午，她住进吴敏所在的病房，和年轻护士三人成了病友。
又过了两三天，吴敏所住的4楼和另一层楼所有病房都住满了本院的医护人员，“两层楼差不多有50多个。”
他们戏称这两层楼是“职工之家”，未曾想，疫情后来会发展的如此迅速。
发热门诊的昼夜
情况似乎在1月20日开始变得糟糕。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三批专家组由钟南山院士带队，1月18日抵达武汉；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肯定了新冠肺炎会“人传人”；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确认“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赵琳刚好那天去复查CT，她怕传染给别人，戴了口罩、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到了CT室，她发现这里已经有很多市民来排队检查肺部，“有些人没戴口罩，一边排队一边聊得欢快”。
赵琳提醒他们戴上口罩，对方却不屑：“肺炎感染不到我们。”
发热病人在武汉1月23日凌晨宣布“封城”后开始涌向医院。
内科医生已应付不来，加上不断有医护人员病倒，到了1月底，刘毅和张诚等一批批外科医生也被派去支援。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不方便上厕所，刘毅早饭不敢喝稀饭。
医院把原来的普通门诊改成了发热门诊，门诊大厅有一排排供病人候诊坐的座椅，再往里走是一排“小房间”诊室，每间诊室约5平方米，“一张双人床大小”，空间狭窄、封闭，不太通风。
诊室内放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两把椅子，一把给医生，一把给病人。
刘毅每天在进入诊室前，要先在洁净区域，和同事一起互相“监督”穿好防护装备，并对着镜子照照看有没有“漏缝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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