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 郎平自述:95年我是這樣回國任教的
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國、執教，這個動作確實非同小可，也許會又壹次改變我的生活和命運。而執教工作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國人心目中有壹種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經超越了排球、超越了體育本身。雖然，我離開國家隊那麼多年了，但大家還是想著我，在女排最困難的時候，要把這副擔子交給我，我深深地體會到，這是壹種信任和托付。
我也反反復復考慮：也許，正因為沒有了家庭，心空出了壹大塊，應該有東西填補；也許正因為女兒還小，不懂事，我還可以抓緊時間幹兩年。
在反復考慮的時候，我腦海裡時常會閃過很多“眼光”，像幻覺壹樣，熟悉的、陌生的、親近的、遙遠的，這些眼光漸漸地走進我心裡，使我終於明白，怎樣的“東西”才能填補我心裡空出的那壹塊：為了這些“眼光”，個人作點犧牲值得，我應該去嘗試。而且，我有種預感，如果決定回去，不會是壹年兩年，應該有思想准備：肯定不可能再有個人的生活了。要說“犧牲”，這是最大的犧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決定回國。
當我把“決定”告訴勞爾時，勞爾笑了：“兩個月前，你第壹次來和我商量回國的事，那天晚上，我就和戴維（勞爾的克夫）說，你看著吧，詹妮肯定會走。”因為，勞爾發現，我壹談起中國女排，非常有感情，還是很依戀的。勞爾很懇切地對我說：“雖然，我不希望你走，你要為你的決定作很大的犧牲，但我尊重你的決定，能作為壹名主教練去參加奧運會，這的確非常光榮。”
勞爾和新墨西哥大學排球隊的全體隊員為我開了歡送會，隊員們專門去買了壹套運動服送給我，因為，我又要重返中國的球場了。
新墨西哥大學體育部主任琳達女士，是個特好的老太大，她送我壹張卡，寫了很多祝福的話：我們在壹起有過很多愉快的合作，我們會永遠記住這些日子，希望你在中國的事業順利，並衷心希望我們能在奧運會上為你加油，我們壹定會去亞特蘭大看你。
這壹番充滿感情的送別話語，讓我感動，也讓我難過，我在新墨西哥大學工作，和這裡的同事、朋友相處得很好，生活在他們中間，我已經有壹種如魚得水的融洽感。
我雖然只是在壹支大學的球隊做助教工作，但也有不少固定的球迷，他們了解哪個隊員哪天過生日，都會給她送禮物。有壹個球迷，我們都叫她“老媽媽”，她家裡有壹種烘幹機，能把菠蘿烤成幹，又香又甜，我特別愛吃，“老媽媽”知道我喜歡吃她做的菠蘿幹，經常會給我送來壹些。
這壹次，她也聽說我要回中國做教練，就來勞爾家看我，我們正好出去了，“老媽媽”留下壹大包菠蘿幹，還給我寫了壹張紙條：我知道你要走遠了，要回中國了，就多做了些，你慢慢吃，經常想到我。“老媽媽”真是慈祥，我回國這麼多年，每年生日都會收到“老媽媽”寄來的生日賀卡，從來沒有間斷過。
1996年奧運會，勞爾、琳達她們真的來亞特蘭大看我，為中國女排加油。琳達說：“我雖然是美國人，對於中美比賽，我不作任何表示，我的心情會很復雜，其他比賽我都站在中國隊壹邊。”
我也很珍惜和這些美國朋友的感情，所以，要離開這樣壹個給我友愛和溫暖的生活環境，又要重新闖壹番天地，擺在我面前的壹切都是未知數。
選擇走出家庭，又選擇走回中國女排，壹個緊接著壹個，在我這壹生中，都是最重大無比的選擇啊。對，還是不對？值得，還是不值得？
別想那麼多了，落子無悔，就看自己怎樣地去“殺出壹條血路”了！
終於要走了，租的房子沒到期，得付清罰金；關於綠卡問題，要和美國局接觸。比較難辦的是，和新墨西哥大學排球隊以及沙灘排球隊解除合同，必然要賠款，這是個信譽問題，要支付壹筆數目不小的違約金。
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但也不希望由體委或排協承擔，這會造成輿論壓力。幸好，春節前夕，壹向支持祖國體育事業的香港實業家朱樹豪先生向袁偉民表示，願意幫助我解決回國執教的困難，並要他在美國公司的律師立刻和我的律師接洽，很順利地辦好了有關手續。
剩下的就是打點我自己。那座房子、那兩個院子，還有汽車，都留給他和女兒。車需要架起來，用帆布苫蓋好。退了租用的房子，還要把家具搬回我們的房子裡，我自己的壹些書籍、衣服，全都存進勞爾家的倉庫。
當我收拾完這壹切，忙停了，我才發現，我這樣的忙碌拾多年，結果把什麼都忙沒了，屬於我的，只有我自己和豎在我身邊的兩個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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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我也反反復復考慮：也許，正因為沒有了家庭，心空出了壹大塊，應該有東西填補；也許正因為女兒還小，不懂事，我還可以抓緊時間幹兩年。
在反復考慮的時候，我腦海裡時常會閃過很多“眼光”，像幻覺壹樣，熟悉的、陌生的、親近的、遙遠的，這些眼光漸漸地走進我心裡，使我終於明白，怎樣的“東西”才能填補我心裡空出的那壹塊：為了這些“眼光”，個人作點犧牲值得，我應該去嘗試。而且，我有種預感，如果決定回去，不會是壹年兩年，應該有思想准備：肯定不可能再有個人的生活了。要說“犧牲”，這是最大的犧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決定回國。
當我把“決定”告訴勞爾時，勞爾笑了：“兩個月前，你第壹次來和我商量回國的事，那天晚上，我就和戴維（勞爾的克夫）說，你看著吧，詹妮肯定會走。”因為，勞爾發現，我壹談起中國女排，非常有感情，還是很依戀的。勞爾很懇切地對我說：“雖然，我不希望你走，你要為你的決定作很大的犧牲，但我尊重你的決定，能作為壹名主教練去參加奧運會，這的確非常光榮。”
勞爾和新墨西哥大學排球隊的全體隊員為我開了歡送會，隊員們專門去買了壹套運動服送給我，因為，我又要重返中國的球場了。
新墨西哥大學體育部主任琳達女士，是個特好的老太大，她送我壹張卡，寫了很多祝福的話：我們在壹起有過很多愉快的合作，我們會永遠記住這些日子，希望你在中國的事業順利，並衷心希望我們能在奧運會上為你加油，我們壹定會去亞特蘭大看你。
這壹番充滿感情的送別話語，讓我感動，也讓我難過，我在新墨西哥大學工作，和這裡的同事、朋友相處得很好，生活在他們中間，我已經有壹種如魚得水的融洽感。
我雖然只是在壹支大學的球隊做助教工作，但也有不少固定的球迷，他們了解哪個隊員哪天過生日，都會給她送禮物。有壹個球迷，我們都叫她“老媽媽”，她家裡有壹種烘幹機，能把菠蘿烤成幹，又香又甜，我特別愛吃，“老媽媽”知道我喜歡吃她做的菠蘿幹，經常會給我送來壹些。
這壹次，她也聽說我要回中國做教練，就來勞爾家看我，我們正好出去了，“老媽媽”留下壹大包菠蘿幹，還給我寫了壹張紙條：我知道你要走遠了，要回中國了，就多做了些，你慢慢吃，經常想到我。“老媽媽”真是慈祥，我回國這麼多年，每年生日都會收到“老媽媽”寄來的生日賀卡，從來沒有間斷過。
1996年奧運會，勞爾、琳達她們真的來亞特蘭大看我，為中國女排加油。琳達說：“我雖然是美國人，對於中美比賽，我不作任何表示，我的心情會很復雜，其他比賽我都站在中國隊壹邊。”
我也很珍惜和這些美國朋友的感情，所以，要離開這樣壹個給我友愛和溫暖的生活環境，又要重新闖壹番天地，擺在我面前的壹切都是未知數。
選擇走出家庭，又選擇走回中國女排，壹個緊接著壹個，在我這壹生中，都是最重大無比的選擇啊。對，還是不對？值得，還是不值得？
別想那麼多了，落子無悔，就看自己怎樣地去“殺出壹條血路”了！
終於要走了，租的房子沒到期，得付清罰金；關於綠卡問題，要和美國局接觸。比較難辦的是，和新墨西哥大學排球隊以及沙灘排球隊解除合同，必然要賠款，這是個信譽問題，要支付壹筆數目不小的違約金。
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但也不希望由體委或排協承擔，這會造成輿論壓力。幸好，春節前夕，壹向支持祖國體育事業的香港實業家朱樹豪先生向袁偉民表示，願意幫助我解決回國執教的困難，並要他在美國公司的律師立刻和我的律師接洽，很順利地辦好了有關手續。
剩下的就是打點我自己。那座房子、那兩個院子，還有汽車，都留給他和女兒。車需要架起來，用帆布苫蓋好。退了租用的房子，還要把家具搬回我們的房子裡，我自己的壹些書籍、衣服，全都存進勞爾家的倉庫。
當我收拾完這壹切，忙停了，我才發現，我這樣的忙碌拾多年，結果把什麼都忙沒了，屬於我的，只有我自己和豎在我身邊的兩個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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