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 郎平自述:95年我是這樣回國任教的
記得，1994年打大獎賽，和郎平在香港見過面聊天時，談到女排的情況，我很寒心，當時，我隨口對郎平說：‘你要是能回來帶隊就行了。’那時候，她正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隊當教練，她有自己新的生活、新的位置，怎麼可能回來帶隊？這只是我的壹廂情願。但我真覺得如果郎平來執教，女排有希望。這是壹種預感，因為我信任她。”
我知道，這是大家的信任。我也知道，袁偉民教練壹般是不求人的。
1994年打世界錦標賽的時候，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當時，壹聽中國女排拿了第八，我嚇壹跳，我覺得中國女排不至於打這個成績，就是因為輸給韓國隊後，情緒懈了，壹瀉千裡，結果落到第八。
在巴塞羅那奧運會，女排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那年，我生下浪浪還在坐月子，美國電視台不轉播中國女排的比賽實況，我在家裡坐臥不安，結果等來的是接贰連叁的壞消息：中國女排在小組賽中輸給荷蘭隊，奪魁無望；巫丹誤服中草藥，被國際排聯誤認為服用興奮劑，這壹事件使女排士氣嚴重受挫。
競技、比賽，說到底，比的就是精神，比的就是士氣。
得知這些消息，我整整壹天說不出話，幾經周折，終於撥通國際長途，找到張蓉芳，我問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聲音都抖了。
奧運會之前，女排在美國聖地亞哥參賽，那時，我懷孕快八個月了行動很不方便，可我還是坐了12個小時的車去看她們，真希望她們能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上把1990年錦標賽沒拿到的冠軍奪回來，沒想到她們卻接連失利。
張蓉芳心情也很壞，我太能體諒她了。我趕緊又撥通北京的電話，讓我父親替我去北京機場接她們，壹定要代我安慰她們，告訴她們來日方長。遺憾的是，女排受打擊的士氣再也沒有緩過來，這種狀態被其他國家的教練都看出來了。
1994年世界錦標賽後，那時在香港，我、歐亨尼奧（古巴隊主教練），還有卡爾波利（八佰伴世界明星隊團長，俄羅斯隊主教練），我們叁個並排坐在壹條長凳上，他們和我聊起了中國隊，說中國隊怎麼回事，中國隊的水平不應該跑到第八的。
歐亨尼奧說，中國隊內部有問題。卡爾波利也說，奇怪，不正常。卡爾波利挺得意，他帶壹批新隊員還拿了第叁名。突然，歐亨尼奧很認真地對我說了壹句：“我看呐，中國隊得你帶。”我馬上回答他：“你別開玩笑了，我帶八佰伴挺好的。”
但我心裡常常會想起托父親轉告女排姑娘的話：來日方長！這個智慧的“古巴小老頭”很神哪，壹出口就是預言。
我自己都沒想到，國家體委會請我回去執教。可我還是挺猶豫的，倒不是為工資或待遇。那段時間，和體委通了那麼多電傳、電話，雙方都沒有涉及工資和待遇的問題。
我知道，如果決定回來，就是壹個普通的國家幹部，不可能提任何條件，而且，說好幹到奧運會，總共壹年半時間，還有什麼可提的？生活中有些東西不是用錢可以估量的，如果能把女排帶出低谷，也是對我自身價值的挑戰。
可恰恰在那個時候，我自己正面臨著最大的困難：在協議辦離婚。
這件事，除了我媽媽和勞爾（前美國女排隊員，我的朋友）了解壹些情況外，我沒有和任何人聊過。我請了律師，要商量很多細節問題：財產問題、女兒問題，這都是壹些最痛心、最麻煩的問題。我是赤手空拳去美國的，八年奮斗，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有了綠卡、有了房子、有了汽車、有了女兒，這壹切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換來的。
如果決定離婚，如果決定回國，壹切的壹切好像都要壹筆勾銷，或者，支離破碎。
但我還是決定離婚。
人的生活有限，生命更可貴。我總覺得，壹些物質的東西好壹點、差壹點都無所謂，但人的感情不能將就。而感情問題卻是那麼復雜，那麼不好駕馭，你需要在壹個曾經是素不相識的人身上找到互相的欣賞、互相的默契、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愛護，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難的事情，這需要雙方壹起作犧牲、作努力，體諒、謙讓，精神上亦步亦趨，才能越走越近。
這些道理，誰都會說，誰都會寫，誰都明白，可感情是感情，理性是理性，而且，感情是兩個人的事，事到臨頭，怎麼講道理都不解決問題。我想，還是壹句俗話有說服力：緣份盡了。
我也仔細地回想過，這壹步是怎麼來到的？好像是不知不覺，但確確實實是很不愉快的積累，壹點壹滴、瑣瑣碎碎，想追究壹下誰對誰錯，都覺得很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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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打世界錦標賽的時候，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當時，壹聽中國女排拿了第八，我嚇壹跳，我覺得中國女排不至於打這個成績，就是因為輸給韓國隊後，情緒懈了，壹瀉千裡，結果落到第八。
在巴塞羅那奧運會，女排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那年，我生下浪浪還在坐月子，美國電視台不轉播中國女排的比賽實況，我在家裡坐臥不安，結果等來的是接贰連叁的壞消息：中國女排在小組賽中輸給荷蘭隊，奪魁無望；巫丹誤服中草藥，被國際排聯誤認為服用興奮劑，這壹事件使女排士氣嚴重受挫。
競技、比賽，說到底，比的就是精神，比的就是士氣。
得知這些消息，我整整壹天說不出話，幾經周折，終於撥通國際長途，找到張蓉芳，我問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聲音都抖了。
奧運會之前，女排在美國聖地亞哥參賽，那時，我懷孕快八個月了行動很不方便，可我還是坐了12個小時的車去看她們，真希望她們能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上把1990年錦標賽沒拿到的冠軍奪回來，沒想到她們卻接連失利。
張蓉芳心情也很壞，我太能體諒她了。我趕緊又撥通北京的電話，讓我父親替我去北京機場接她們，壹定要代我安慰她們，告訴她們來日方長。遺憾的是，女排受打擊的士氣再也沒有緩過來，這種狀態被其他國家的教練都看出來了。
1994年世界錦標賽後，那時在香港，我、歐亨尼奧（古巴隊主教練），還有卡爾波利（八佰伴世界明星隊團長，俄羅斯隊主教練），我們叁個並排坐在壹條長凳上，他們和我聊起了中國隊，說中國隊怎麼回事，中國隊的水平不應該跑到第八的。
歐亨尼奧說，中國隊內部有問題。卡爾波利也說，奇怪，不正常。卡爾波利挺得意，他帶壹批新隊員還拿了第叁名。突然，歐亨尼奧很認真地對我說了壹句：“我看呐，中國隊得你帶。”我馬上回答他：“你別開玩笑了，我帶八佰伴挺好的。”
但我心裡常常會想起托父親轉告女排姑娘的話：來日方長！這個智慧的“古巴小老頭”很神哪，壹出口就是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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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決定回來，就是壹個普通的國家幹部，不可能提任何條件，而且，說好幹到奧運會，總共壹年半時間，還有什麼可提的？生活中有些東西不是用錢可以估量的，如果能把女排帶出低谷，也是對我自身價值的挑戰。
可恰恰在那個時候，我自己正面臨著最大的困難：在協議辦離婚。
這件事，除了我媽媽和勞爾（前美國女排隊員，我的朋友）了解壹些情況外，我沒有和任何人聊過。我請了律師，要商量很多細節問題：財產問題、女兒問題，這都是壹些最痛心、最麻煩的問題。我是赤手空拳去美國的，八年奮斗，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有了綠卡、有了房子、有了汽車、有了女兒，這壹切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換來的。
如果決定離婚，如果決定回國，壹切的壹切好像都要壹筆勾銷，或者，支離破碎。
但我還是決定離婚。
人的生活有限，生命更可貴。我總覺得，壹些物質的東西好壹點、差壹點都無所謂，但人的感情不能將就。而感情問題卻是那麼復雜，那麼不好駕馭，你需要在壹個曾經是素不相識的人身上找到互相的欣賞、互相的默契、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愛護，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難的事情，這需要雙方壹起作犧牲、作努力，體諒、謙讓，精神上亦步亦趨，才能越走越近。
這些道理，誰都會說，誰都會寫，誰都明白，可感情是感情，理性是理性，而且，感情是兩個人的事，事到臨頭，怎麼講道理都不解決問題。我想，還是壹句俗話有說服力：緣份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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