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後的豐子愷:在藝術中逃難
這是《豐子愷傳:藝術的逃難》中290頁寫到的情節。“叁反”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第壹次作為整體被要求積極改造思想。只有經過適當的改造,才能更好地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形勢。運動順理成章地先從大學、出版社和文化機構開始,隨著運動的開展,令人不安的全新的政治術語被引進來。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自動進入“被懷疑者的名單”,必須公開宣布與過去的錯誤決裂,必須經過“洗澡”這壹關,脫褲子、割尾巴、丟掉舊的思想和行為,才能被新社會接納。
在狂飆般席卷的政治運動中,豐子愷與他幾乎所有的黨外好友,包括俞平伯、朱光潛等都為融入新社會付出了高昂代價,他們受到嚴厲批判,不斷有厄運來襲。豐子愷被批判也被迫做公開的自我批判,人格的凌辱,人權的被侵害被剝奪已成常態。是的,難有人能超越時代的限制和現實境遇,被視為隱士的另類藝術家也不能。在諸多章節裡,我們看到豐子愷在政治運動中的無奈以及惶惑不安,豐子愷必須像他的同時代文人學者壹樣做出政治性表達。服從新政權的領導、指引以及控制。那是那壹代人普遍有過的行為,在今天看來殘酷、荒誕而悲涼。
就像我們知道的,“洗澡”,即“思想改造”只是密集運行的政治運動的序曲,連番的政治運動最後演變為歷史性的浩劫。1966年,紅色颶風狂襲中國大地之時,學貫中西的學者傅雷與夫人選擇懸梁自盡,靠近新政權,不斷向領袖表忠心的作家老舍在飽受凌辱之後自沉太平湖,壹代儒學大家馮友蘭放棄對於國家及社會變革的主見,加入“文革”御用寫作班子,成為“梁效”壹員。生於上世紀前夜的這壹代人,注定他們的運命坎坷多折。政治有時是壹種激情,也是信仰,當然還是權謀,1949年之後中國更多的社會精英投身於紅色風暴,或者在紅色風暴中投機,或者迷失,最後無例外是悲劇性命運。胡風、周揚、丁玲、路翎,巴金,等等,這些在浩劫中受盡摧殘者的名錄可以開到無限長,它的長度愈延展,愈使我們黯然神傷。
豐子愷是那個時代的壹個典型例子,無數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和他壹樣,在誘導說服乃至威脅之下,對自己痛加貶損,被迫承認過去所犯的無根無據的錯誤,宣誓效忠於人民。之後,他們才被允許加入新公民(人民)的行列。
傳記作家的慨歎也是讀者的慨歎。時代的悲劇性無疑是這代人的共同宿命,回望從歷史深處走過來的這代中國人,無不帶有這悲愴的遺跡。那些載入新中國史冊的著名學者、作家、藝術家,很少沒有被摧殘過的。以前我們以為豐子愷先生是中國藝文界的異數,作為詩僧合壹的江南才子李叔同先生的親授弟子,他深受恩師影響,長期浸潤儒釋道的思想,心性淡泊,竊以為豐子愷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演進中是獨立於時潮世風的。然而事實上豐子愷也只是延續了此前知識分子普遍有過的悲劇。沒有人能逃離紅色風暴狂襲下的悲劇性命運,豐子愷也不能。
叁
傳記是第壹次在文化和歷史背景中完整描寫豐子愷,也許因為它的作者是外國人——澳大利亞的歷史學家、文化批評家,也因為他是跨領域的電影制作人,《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在思想上顯示出其開闊的視野,對歷史的呈現真實而中正,不為尊者諱,其中對歷次政治運動的敘述詳盡而深入,對知識分子受到精神迫害及肉體摧殘多有細節描述。
東西方知識分子的表現及命運是我關注的,藝術家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壹脈,他們的心靈史及精神境況映照出國家意識形態的變遷。《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展現了豐子愷的成長史,他的出生環境,學養的培植,師承關系,學術成就,藝術造詣。這都是我們通常在藝術家傳記中看到的敘述,壹代詩僧李叔同與豐子愷的師生關系,已成藝壇佳話。每個藝術家的成長道路都是獨特的,屬於他們自己的。包括時代背景和社會演進的圖景也都是熟悉的。不同的是傳記對傳主的內心呈現和精神分析。我們看到壹個藝術家的內心矛盾,他的獨立的內心世界,他在社會的進退,與權力者的關系,這是隱秘的鏖戰。這或許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精神歷程,個人智識的覺醒與現實的磨難共生。
傳記作者引述匈牙利作家傑克?哈拉茲提的話說:
藝術家被訓練得不能創作任何不得出版的作品……任何形式的公開抵抗都被視為專業不過關的表現。國家是仁慈的,藝術家盡量不去冒犯它,服從者將獲得自上而下的慷慨對待。人類個體命運的波動和摧折籠罩在國家在歷史和時間的演進中。
閱讀《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前後,我也在閱讀蘇珊?桑特格。隨筆集《重點所在》、《同時》,談話錄《我幻想著粉碎壹切》、《蘇珊·桑塔格談話錄》。傑出頭腦,卓越心靈,正直人格,這些優良質量集於壹身。2004年蘇珊去世時我做她的紀念專題,蘇珊的友人——詩人楊煉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論及她的逝去是“世界失去了壹個評估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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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狂飆般席卷的政治運動中,豐子愷與他幾乎所有的黨外好友,包括俞平伯、朱光潛等都為融入新社會付出了高昂代價,他們受到嚴厲批判,不斷有厄運來襲。豐子愷被批判也被迫做公開的自我批判,人格的凌辱,人權的被侵害被剝奪已成常態。是的,難有人能超越時代的限制和現實境遇,被視為隱士的另類藝術家也不能。在諸多章節裡,我們看到豐子愷在政治運動中的無奈以及惶惑不安,豐子愷必須像他的同時代文人學者壹樣做出政治性表達。服從新政權的領導、指引以及控制。那是那壹代人普遍有過的行為,在今天看來殘酷、荒誕而悲涼。
就像我們知道的,“洗澡”,即“思想改造”只是密集運行的政治運動的序曲,連番的政治運動最後演變為歷史性的浩劫。1966年,紅色颶風狂襲中國大地之時,學貫中西的學者傅雷與夫人選擇懸梁自盡,靠近新政權,不斷向領袖表忠心的作家老舍在飽受凌辱之後自沉太平湖,壹代儒學大家馮友蘭放棄對於國家及社會變革的主見,加入“文革”御用寫作班子,成為“梁效”壹員。生於上世紀前夜的這壹代人,注定他們的運命坎坷多折。政治有時是壹種激情,也是信仰,當然還是權謀,1949年之後中國更多的社會精英投身於紅色風暴,或者在紅色風暴中投機,或者迷失,最後無例外是悲劇性命運。胡風、周揚、丁玲、路翎,巴金,等等,這些在浩劫中受盡摧殘者的名錄可以開到無限長,它的長度愈延展,愈使我們黯然神傷。
豐子愷是那個時代的壹個典型例子,無數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和他壹樣,在誘導說服乃至威脅之下,對自己痛加貶損,被迫承認過去所犯的無根無據的錯誤,宣誓效忠於人民。之後,他們才被允許加入新公民(人民)的行列。
傳記作家的慨歎也是讀者的慨歎。時代的悲劇性無疑是這代人的共同宿命,回望從歷史深處走過來的這代中國人,無不帶有這悲愴的遺跡。那些載入新中國史冊的著名學者、作家、藝術家,很少沒有被摧殘過的。以前我們以為豐子愷先生是中國藝文界的異數,作為詩僧合壹的江南才子李叔同先生的親授弟子,他深受恩師影響,長期浸潤儒釋道的思想,心性淡泊,竊以為豐子愷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演進中是獨立於時潮世風的。然而事實上豐子愷也只是延續了此前知識分子普遍有過的悲劇。沒有人能逃離紅色風暴狂襲下的悲劇性命運,豐子愷也不能。
叁
傳記是第壹次在文化和歷史背景中完整描寫豐子愷,也許因為它的作者是外國人——澳大利亞的歷史學家、文化批評家,也因為他是跨領域的電影制作人,《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在思想上顯示出其開闊的視野,對歷史的呈現真實而中正,不為尊者諱,其中對歷次政治運動的敘述詳盡而深入,對知識分子受到精神迫害及肉體摧殘多有細節描述。
東西方知識分子的表現及命運是我關注的,藝術家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壹脈,他們的心靈史及精神境況映照出國家意識形態的變遷。《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展現了豐子愷的成長史,他的出生環境,學養的培植,師承關系,學術成就,藝術造詣。這都是我們通常在藝術家傳記中看到的敘述,壹代詩僧李叔同與豐子愷的師生關系,已成藝壇佳話。每個藝術家的成長道路都是獨特的,屬於他們自己的。包括時代背景和社會演進的圖景也都是熟悉的。不同的是傳記對傳主的內心呈現和精神分析。我們看到壹個藝術家的內心矛盾,他的獨立的內心世界,他在社會的進退,與權力者的關系,這是隱秘的鏖戰。這或許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精神歷程,個人智識的覺醒與現實的磨難共生。
傳記作者引述匈牙利作家傑克?哈拉茲提的話說:
藝術家被訓練得不能創作任何不得出版的作品……任何形式的公開抵抗都被視為專業不過關的表現。國家是仁慈的,藝術家盡量不去冒犯它,服從者將獲得自上而下的慷慨對待。人類個體命運的波動和摧折籠罩在國家在歷史和時間的演進中。
閱讀《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前後,我也在閱讀蘇珊?桑特格。隨筆集《重點所在》、《同時》,談話錄《我幻想著粉碎壹切》、《蘇珊·桑塔格談話錄》。傑出頭腦,卓越心靈,正直人格,這些優良質量集於壹身。2004年蘇珊去世時我做她的紀念專題,蘇珊的友人——詩人楊煉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論及她的逝去是“世界失去了壹個評估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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