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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片也需要講個好故事嗎?(圖) | 溫哥華教育中心
   

文藝片也需要講個好故事嗎?(圖)

  


  同時還尚是新銳學者的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常務副會長張衛則認為,電影的蒙太奇邏輯和視聽語言的特殊性,賦予了電影獨有的美學品格,“是否電影這門獨立藝術的靈魂只能托付在文學的軀體上才能生存?”

  此類質疑聲並不少見。

  第伍代導演的作品從另壹角度反映了這壹問題:第伍代導演們雖然風格各有不同,但在造型意識的強調上,則不約而同地達成了壹致。

  在《紅高粱》《黃土地》《壹個和八個》及後來的商業大片中,影像不再是為了闡述劇情而存在,而更注重美學的建立。

  

  《紅高粱》

  這恰好與當時“丟掉戲劇的拐杖”“電影與戲劇離婚”的時代號召相契合。

  學術界的爭論帶來了新的氣息:在所謂電影文學論和劇本中心的討論背後,是關於政治的審查等種種問題。

  而導演中心制在這壹時期的建立,有效地抗衡了這種觀點,開啟了國產電影的影像時代。

  這壹時期,文學逐漸邊緣化的趨向同樣顯而易見。


  由小說《秋風醉了》改編的影片更名為《背靠背,臉對臉》。而依據小說《萬家訴訟》改編的影片,則索性選用壹個更直白、刺激的片名《秋菊打官司》。

  文學逐漸成為電影的素材,像《夜宴》就把《哈姆雷特》直接挪到伍代拾國。而《讓子彈飛》將《盜官記》中“冒名頂替”的故事直接取用。

  

  從大部分這壹時期的作品來看,導演們走的是“去原著化”的路線,驗證了電影作為壹門藝術應當拋掉文學這根拐杖,獨立行走的理念。

  另壹方面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電影確實在改編中體現了自己的價值,同時嚴肅文學在當時缺乏強有力支持原著核心的受眾,以至於此類改編不會受到太多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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