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周永康案辩护律师:法庭上他态度好
这样律师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从国办所走向合伙制甚至是个人所,律师职业也一步步走向市场化、国际化。律师的管理也从行政管理改革为行政管理和律协行业管理的“两结合”管理体制。
现在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占比较大,我也有幸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国家重大法律的修改修订,都会征求律师的意见。无论是社会还是主管部门,对律师工作也越来越重视。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律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律师队伍在壮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1979年的212人发展到现在的近40万人;律师业务领域在逐步拓展,由最初的传统诉讼业务为主发展到现在的诉讼与非诉业务并重,领域涉及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各方面。律师还广泛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许多社会重大案(事)件的处置,例如我们律师事务所就曾参与了“马航MH370”等多起重大案(事)件善后工作的法律服务。
第三,作为中国律师制度中的重要方面——辩护权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从被告人没有任何辩护权,到审查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中享有辩护权,再到侦查程序享有辩护权,辩护权的发展和保障,就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见证着中国法治的历程。
谈落马高官选择律师:
“落马官员在羁押中,不了解外部情况,会信任家属委托的律师”
“政事儿”:近年来你先后为周永康、陈雪枫、孙兆学等多名高级别落马官员辩护。这类案件,通常是怎么委托的?
郝春莉:我接的这些案子,大都是家属找来的。他们通常选择和委托他们认为专业过硬、责任心强的律师。
“政事儿”:什么情况下会指派律师辩护?指派的律师需要什么条件?
郝春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济困难、盲、聋、哑或是精神病人,以及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嫌疑人、被告人,如果他本人或家属没有委托律师,法律援助中心就会指派律师。落马高官的辩护律师,如果系指派律师,一般要求具备业务水平比较高、有相当的办案水平和经验的刑辩律师担任。
“政事儿”:落马高官在选择律师时会想些什么?
郝春莉:一是对律师专业水平、经验的认可;二是和律师沟通交流比较顺利;三是对律师敬业的工作态度的认可。
一般情况下,落马官员在羁押中,不了解外部情况,会信任家属委托的律师。陈雪枫、孙兆学等家属来找我们,和被告人会见后,我们从法律适用、辩护策略等角度提出了专业意见,他们表示认可,就签署了同意家属委托的委托书。
“政事儿”:为落马高官辩护,有压力吗?
郝春莉:说实话,我给这么多高官辩护,是有一定的压力。这些落马高官,他们曾经位高权重,落马后心理上的落差很大,和他们的沟通工作很重要。
辩护过程中,他们也知道,对于没有争议的事实,认罪态度很重要。但对于有些有争议的,他们也想听听我们辩护人的意见。我们需要把事实问题、证据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吃准、吃透,再去沟通,这是非常艰苦、非常艰巨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通宵达旦、昼夜兼程地工作,对辩护律师的脑力和体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谈为周永康案辩护:
“前后会见很多次,充分保障会见权、阅卷权、辩护权”
“政事儿”:代理周永康案的时候,你们前后会见了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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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现在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占比较大,我也有幸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国家重大法律的修改修订,都会征求律师的意见。无论是社会还是主管部门,对律师工作也越来越重视。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律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律师队伍在壮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1979年的212人发展到现在的近40万人;律师业务领域在逐步拓展,由最初的传统诉讼业务为主发展到现在的诉讼与非诉业务并重,领域涉及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各方面。律师还广泛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许多社会重大案(事)件的处置,例如我们律师事务所就曾参与了“马航MH370”等多起重大案(事)件善后工作的法律服务。
第三,作为中国律师制度中的重要方面——辩护权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从被告人没有任何辩护权,到审查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中享有辩护权,再到侦查程序享有辩护权,辩护权的发展和保障,就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见证着中国法治的历程。
谈落马高官选择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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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儿”:近年来你先后为周永康、陈雪枫、孙兆学等多名高级别落马官员辩护。这类案件,通常是怎么委托的?
郝春莉:我接的这些案子,大都是家属找来的。他们通常选择和委托他们认为专业过硬、责任心强的律师。
“政事儿”:什么情况下会指派律师辩护?指派的律师需要什么条件?
郝春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济困难、盲、聋、哑或是精神病人,以及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嫌疑人、被告人,如果他本人或家属没有委托律师,法律援助中心就会指派律师。落马高官的辩护律师,如果系指派律师,一般要求具备业务水平比较高、有相当的办案水平和经验的刑辩律师担任。
“政事儿”:落马高官在选择律师时会想些什么?
郝春莉:一是对律师专业水平、经验的认可;二是和律师沟通交流比较顺利;三是对律师敬业的工作态度的认可。
一般情况下,落马官员在羁押中,不了解外部情况,会信任家属委托的律师。陈雪枫、孙兆学等家属来找我们,和被告人会见后,我们从法律适用、辩护策略等角度提出了专业意见,他们表示认可,就签署了同意家属委托的委托书。
“政事儿”:为落马高官辩护,有压力吗?
郝春莉:说实话,我给这么多高官辩护,是有一定的压力。这些落马高官,他们曾经位高权重,落马后心理上的落差很大,和他们的沟通工作很重要。
辩护过程中,他们也知道,对于没有争议的事实,认罪态度很重要。但对于有些有争议的,他们也想听听我们辩护人的意见。我们需要把事实问题、证据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吃准、吃透,再去沟通,这是非常艰苦、非常艰巨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通宵达旦、昼夜兼程地工作,对辩护律师的脑力和体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谈为周永康案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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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儿”:代理周永康案的时候,你们前后会见了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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