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瑩穎案] 章瑩穎案看美法律 有錢能使鬼推磨
當地時間1月19日，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公布，美國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批准了對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在美被綁架致死案的犯罪嫌疑人克裡斯滕森尋求死刑判決。這起案件雖然發生在美國，但受害者是中國公民，因此國人格外關注。盡管案件審理取得重大進展，但是章瑩穎至今仍下落不明。
我們印象中的那個美國難道是假的？這個案子，讓我們深入了解美國法律制度和社會文化環境，也讓我們對美國有了重新認識。
當地時間2017年7月1日，章瑩穎失蹤地附近的尋人海報 新華社發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司法的宗旨和原則截然不同：是追求程序的正確，還是查明事實真相；是追求受害者的權利保護，還是保護被告人的各項權利。公平正義，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壹杆秤”。盡管此案還有漫長的法律程序要走，但人們希望正義終將得到伸張。
程序的公正，對受害人的公正，哪個更重要？
10年前，美國華納兄弟公司拍攝了壹部名為《魔鬼代言人》的影片，影射美國社會現實，透視人性。好萊塢著名影星基努·裡維斯在片中飾演壹名年輕有為的律師，其中壹段描寫他禁不住金錢的誘惑，在明知被告有罪後仍為其辯護，甚至不惜隱瞞證據，為了追求利益而打贏官司的劇情曾引發了熱烈討論。
導演通過影片對美國壹貫奉行的司法辯護制度提出了質疑。美國律師，尤其辯護成功率高的大律師，壹向是有錢人的工具。面對金錢和虛榮的誘惑，有多少律師能夠主持正義？
盡管影片最後把現實轉換為帶有宗教色彩的魔幻世界，觀眾還是能得出結論，並把矛頭指向利用美國司法制度的丑惡人物，甚至是美國司法制度本身。這是壹個人人都存疑，但人人都無法擺脫和戰勝的制度。這種司法制度似乎很公平，但也為罪犯提供了脫身的可能。
美國律師協會會員、華裔(专题)知名刑事案件辯護律師、泰和泰華盛頓律師事務所主任程紹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以章瑩穎案為例，即使嫌犯克裡斯滕森向自己的辯護律師坦白自己謀殺了章瑩穎、也知道被害人遺體的位置，但是依照美國各律師協會的章程，律師對客戶提供的犯罪行為信息有保密的義務，因此嫌犯的辯護律師不會將事件的真相告訴公訴方，更不會公之於眾。
此外，在嫌犯接受公訴方任何壹次問詢時，其律師必須到場，還會幫助嫌犯進行類似反偵察的工作，比如提醒嫌犯拒不承認所有指控等，這使得通過訊問獲得案情重要突破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小。另外，美國法律還規定，即便嫌犯的配偶知悉其罪行及犯罪細節，但配偶對嫌犯的犯罪行為同樣有保密的義務，嫌犯可以申請禁止其配偶出庭作證，這是美國法律必須保障的嫌犯享有的權利。
“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麼你所說的壹切都能夠作為你的呈堂證供。你有權在受審時請壹位律師。如果你付不起律師費的話，我們可以給你請壹位。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權利？”米蘭達警告——這句耳熟能詳的美國電影經典台詞就起源於美國憲法第伍修正案的規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為不利於自己的證人，也就是任何人“不得被強迫自證其罪”。
到底是程序的公正重要，還是對受害人的公正重要？在正義和真相面前，美國的司法制度和法律條文對案件走向產生的影響難免讓人產生困惑。程紹銘認為，中國司法制度相對優越的是，對重大的刑事犯罪，從調查取證上可以調動壹些行政上的資源，從而增加破案的可能性。“這就是中美法系的顯著區別之壹，中國法系保護的是受害人的利益，而英美法系保護的是被告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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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司法的宗旨和原則截然不同：是追求程序的正確，還是查明事實真相；是追求受害者的權利保護，還是保護被告人的各項權利。公平正義，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壹杆秤”。盡管此案還有漫長的法律程序要走，但人們希望正義終將得到伸張。
程序的公正，對受害人的公正，哪個更重要？
10年前，美國華納兄弟公司拍攝了壹部名為《魔鬼代言人》的影片，影射美國社會現實，透視人性。好萊塢著名影星基努·裡維斯在片中飾演壹名年輕有為的律師，其中壹段描寫他禁不住金錢的誘惑，在明知被告有罪後仍為其辯護，甚至不惜隱瞞證據，為了追求利益而打贏官司的劇情曾引發了熱烈討論。
導演通過影片對美國壹貫奉行的司法辯護制度提出了質疑。美國律師，尤其辯護成功率高的大律師，壹向是有錢人的工具。面對金錢和虛榮的誘惑，有多少律師能夠主持正義？
盡管影片最後把現實轉換為帶有宗教色彩的魔幻世界，觀眾還是能得出結論，並把矛頭指向利用美國司法制度的丑惡人物，甚至是美國司法制度本身。這是壹個人人都存疑，但人人都無法擺脫和戰勝的制度。這種司法制度似乎很公平，但也為罪犯提供了脫身的可能。
美國律師協會會員、華裔(专题)知名刑事案件辯護律師、泰和泰華盛頓律師事務所主任程紹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以章瑩穎案為例，即使嫌犯克裡斯滕森向自己的辯護律師坦白自己謀殺了章瑩穎、也知道被害人遺體的位置，但是依照美國各律師協會的章程，律師對客戶提供的犯罪行為信息有保密的義務，因此嫌犯的辯護律師不會將事件的真相告訴公訴方，更不會公之於眾。
此外，在嫌犯接受公訴方任何壹次問詢時，其律師必須到場，還會幫助嫌犯進行類似反偵察的工作，比如提醒嫌犯拒不承認所有指控等，這使得通過訊問獲得案情重要突破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小。另外，美國法律還規定，即便嫌犯的配偶知悉其罪行及犯罪細節，但配偶對嫌犯的犯罪行為同樣有保密的義務，嫌犯可以申請禁止其配偶出庭作證，這是美國法律必須保障的嫌犯享有的權利。
“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麼你所說的壹切都能夠作為你的呈堂證供。你有權在受審時請壹位律師。如果你付不起律師費的話，我們可以給你請壹位。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權利？”米蘭達警告——這句耳熟能詳的美國電影經典台詞就起源於美國憲法第伍修正案的規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為不利於自己的證人，也就是任何人“不得被強迫自證其罪”。
到底是程序的公正重要，還是對受害人的公正重要？在正義和真相面前，美國的司法制度和法律條文對案件走向產生的影響難免讓人產生困惑。程紹銘認為，中國司法制度相對優越的是，對重大的刑事犯罪，從調查取證上可以調動壹些行政上的資源，從而增加破案的可能性。“這就是中美法系的顯著區別之壹，中國法系保護的是受害人的利益，而英美法系保護的是被告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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