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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建不好，只会浪费土地(图)
开发区建不好，只会浪费土地(图)开发区建不好，只会浪费土地(图)
通过人口的转出，可以提高剩余的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同时转出的人口可以为具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大城市和周边地区提供更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被建立起来，实际出现的现象就是把大量的经济资源转向了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而这些经济资源的回报是非常低的。这种低回报的投资导致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经济增长持续依靠投资来拉动，但是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前期需要很多投资，没有后续的产业和人口增长的回报，最终变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时，原本是一个可以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时期，但2009年的四万亿支出计划又将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区。
伴随着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高杠杆率，新城建设出现了与人口流动方向相背离的现象，成为近些年经济增长持续缺乏动能的根本原因。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研究，我一直在主张中国的经济资源必须要流向回报高的地方，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接下来中国应实施以都市圈引领的城市群发展战略。发挥核心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作用，这样才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在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加强分工协作，提高人均收入的均等化程度。
之所以要转向这样的发展战略，根本上还是因为经济发展中的规模经济机制。现代经济发展中，规模经济越来越重要，不仅在制造业里需要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且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所带来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是非常强大的。这是全世界出现的客观普遍的经济规律，正因如此，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以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引领的城市群发展趋向。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发展动向，不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出现我前面所讲到的一系列的空间资源错配和经济增长出现阶梯式下滑的问题。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
澎湃新闻：很多人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常常是因为住房问题。近期上海“十三五”住房规划首次推出的“租赁住房用地”。您认为这会给土地市场带来什么影响？您认为推进“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鼓励租赁消费，引导租房文化，能否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
陆铭：
恰恰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些道理，接下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道路，必须让生产要素的供给适应人口流动所显示出来的需求，特别重要的就是建设用地指标的供应要盯住人口流动的方向。
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在地价和房价比较高的地方，在住房库存较小的地方，要增加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让供应在总量、质量、结构以及空间布局上适应市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改革的空间。
最近上海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增加1700公顷的租赁住房用地，约70万套租赁住房。它的本质就是让住房的供应适应人口流动的需求，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由于在人口流入地，土地的供应跟不上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出现了住房成本高的现象，又进一步阻碍了人口的流入。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及周边的城市群进行土地供应的松绑，让土地供应能够适应产业和人口集聚的趋势，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降低大城市和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成本。这里有两项工作要做：
第一，要让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适应人口流动和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需求；第二，就是在土地和住房供应，特别是提供大量提供租赁房。让那些收入不高的人们也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安居乐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提醒社会公众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千万不能把租赁房仅仅理解为所谓“人才”的吸引政策。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补充到劳动工作岗位 中去。
一个城市吸引到的高端人才越多，越需要大量的生活性服务需求，而提供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者就是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而这些劳动力的成本就跟他们的居住成本有关，因此未来的城市租赁住房体系一定要覆盖到常住人口，包括低技能劳动者。
如果低技能劳动者能够享受廉租房，那么实际上是在间接的补贴当地企业。其中的机制就是扩大廉租房的覆盖面，留下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从而有效缓解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局面，进而通过“技能的互补性”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当前的公共政策制定下，我所说的技能互补性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还不为社会公众和广大政策制定者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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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高杠杆率，新城建设出现了与人口流动方向相背离的现象，成为近些年经济增长持续缺乏动能的根本原因。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研究，我一直在主张中国的经济资源必须要流向回报高的地方，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接下来中国应实施以都市圈引领的城市群发展战略。发挥核心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作用，这样才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在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加强分工协作，提高人均收入的均等化程度。
之所以要转向这样的发展战略，根本上还是因为经济发展中的规模经济机制。现代经济发展中，规模经济越来越重要，不仅在制造业里需要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且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所带来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是非常强大的。这是全世界出现的客观普遍的经济规律，正因如此，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以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引领的城市群发展趋向。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发展动向，不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出现我前面所讲到的一系列的空间资源错配和经济增长出现阶梯式下滑的问题。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
澎湃新闻：很多人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常常是因为住房问题。近期上海“十三五”住房规划首次推出的“租赁住房用地”。您认为这会给土地市场带来什么影响？您认为推进“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鼓励租赁消费，引导租房文化，能否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
陆铭：
恰恰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些道理，接下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道路，必须让生产要素的供给适应人口流动所显示出来的需求，特别重要的就是建设用地指标的供应要盯住人口流动的方向。
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在地价和房价比较高的地方，在住房库存较小的地方，要增加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让供应在总量、质量、结构以及空间布局上适应市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改革的空间。
最近上海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增加1700公顷的租赁住房用地，约70万套租赁住房。它的本质就是让住房的供应适应人口流动的需求，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由于在人口流入地，土地的供应跟不上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出现了住房成本高的现象，又进一步阻碍了人口的流入。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及周边的城市群进行土地供应的松绑，让土地供应能够适应产业和人口集聚的趋势，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降低大城市和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成本。这里有两项工作要做：
第一，要让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适应人口流动和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需求；第二，就是在土地和住房供应，特别是提供大量提供租赁房。让那些收入不高的人们也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安居乐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提醒社会公众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千万不能把租赁房仅仅理解为所谓“人才”的吸引政策。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补充到劳动工作岗位 中去。
一个城市吸引到的高端人才越多，越需要大量的生活性服务需求，而提供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者就是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而这些劳动力的成本就跟他们的居住成本有关，因此未来的城市租赁住房体系一定要覆盖到常住人口，包括低技能劳动者。
如果低技能劳动者能够享受廉租房，那么实际上是在间接的补贴当地企业。其中的机制就是扩大廉租房的覆盖面，留下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从而有效缓解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局面，进而通过“技能的互补性”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当前的公共政策制定下，我所说的技能互补性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还不为社会公众和广大政策制定者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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