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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建不好，只會浪費土地(圖)
開發區建不好，只會浪費土地(圖)開發區建不好，只會浪費土地(圖)
而這種現象的背後則是土地供應制度。大概2003年起，中國把建設用地指標作為壹種鼓勵欠發達地區發展的政策手段。所以，大量建設用地指標和土地供應是配置到了人口流出地，即人均GDP比較低，人口密度比較低的地區。但是，因為地理位置較偏遠，自然條件較差，同時又是人口流出地，這些地方實際上沒有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的潛在市場需求。然而，事實上人口流出地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建設用地指標和土地供應。
與此同時，人口流入地通常表現為人均GDP較高，人口密度也較高，地價和房價也比較高，這些地區卻受到了建設用地指標和土地供應的抑制。結果導致人口流入地反而成為土地供應相對不足的地方。這樣就出現了壹個被我稱之為“空間錯配”的現象，即在人口流入地，土地受到了供給端的限制，而在人口流出地，開發區和新城建設的土地供應是充分的。
第贰個問題存在於新城自身的建設層面，很多新城規劃面積非常大，規劃的人口密度比較低，而且新城的選址壹般離老城比較遠。根據我們的壹個樣本研究，中國的新城建設離老城的平均距離為25公裡左右，而規劃人口的平均值超過40萬。
而這個又跟長期以來的規劃思路有關，事實上城市的建設和擴張過程應該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作用，盡量減少職業和居住分離、居住和公共服務的空間分離問題。如果不尊重經濟規律，片面地發展衛星城和新城，且在空間上遠離老城，那麼就很可能或者是增加通勤成本和距離，或者是導致新城建設缺乏後續的產業和人口的帶動力，享受不到老城建設的輻射作用，從而導致壹系列後續問題的產生。
尤其是大量開建的工業園、開發區和新城出現供大於求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主要出現在中西部。由於缺乏需求，最終將導致了地方政府債務持續增加。
第叁個問題是新城規劃的密度。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是：能夠在適當的人口密度中獲得規模經濟效應，方便人與人之間、人和企業之間進行互動和交流，減少服務業發展的成本，降低制造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物流和人流成本。
但實際的情況卻是中國的新城建設大量追求低密度，不僅離老城非常遠，而且規劃的人口密度也非常低。建設者們誤以為低密度才能實現城市的宜居和環境保護，結果大量的新城采取了寬馬路大街區的低密度模式，導致空間效率不高，人氣不夠，而且對產業和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也無法給新城居民提供便利的生活。
因此，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發展模式應該得到扭轉。未來應該更多地促進人口和產業向有需求、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由大都市圈帶動的城市群集中。叁肆線城市要根據自己的產業發展優勢，尋找自己的競爭力，不能盲目地走工業化道路。只有這樣，才能扭轉土地和人口配置在空間上出現的錯位現象。
天津響螺灣商務區。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近期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您壹直主張以超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為什麼要發展超大城市？
陸銘：
中國近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出現了壹個階梯性下滑的趨勢，目前雖然稍微有點啟穩回升，但是這種跡象並不很堅固。而造成中國經濟階梯性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多次提到的“空間錯配”問題。
2003年以來，中國為了扶持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把大量的建設用地指標、土地供應、財政轉移支付、工業園開發和新城建設政策，將壹系列投資轉移到人口流出地，目的是為了平衡發展。但是卻忽略了真正的平衡發展並不是地區和地區之間的總量平衡，而應該著眼於人均平衡。對那些以農業、旅游和自然資源為比較優勢的地區，在GDP總量很難提高的情況下，要提高人均收入應該通過人口轉出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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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與此同時，人口流入地通常表現為人均GDP較高，人口密度也較高，地價和房價也比較高，這些地區卻受到了建設用地指標和土地供應的抑制。結果導致人口流入地反而成為土地供應相對不足的地方。這樣就出現了壹個被我稱之為“空間錯配”的現象，即在人口流入地，土地受到了供給端的限制，而在人口流出地，開發區和新城建設的土地供應是充分的。
第贰個問題存在於新城自身的建設層面，很多新城規劃面積非常大，規劃的人口密度比較低，而且新城的選址壹般離老城比較遠。根據我們的壹個樣本研究，中國的新城建設離老城的平均距離為25公裡左右，而規劃人口的平均值超過40萬。
而這個又跟長期以來的規劃思路有關，事實上城市的建設和擴張過程應該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作用，盡量減少職業和居住分離、居住和公共服務的空間分離問題。如果不尊重經濟規律，片面地發展衛星城和新城，且在空間上遠離老城，那麼就很可能或者是增加通勤成本和距離，或者是導致新城建設缺乏後續的產業和人口的帶動力，享受不到老城建設的輻射作用，從而導致壹系列後續問題的產生。
尤其是大量開建的工業園、開發區和新城出現供大於求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主要出現在中西部。由於缺乏需求，最終將導致了地方政府債務持續增加。
第叁個問題是新城規劃的密度。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是：能夠在適當的人口密度中獲得規模經濟效應，方便人與人之間、人和企業之間進行互動和交流，減少服務業發展的成本，降低制造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物流和人流成本。
但實際的情況卻是中國的新城建設大量追求低密度，不僅離老城非常遠，而且規劃的人口密度也非常低。建設者們誤以為低密度才能實現城市的宜居和環境保護，結果大量的新城采取了寬馬路大街區的低密度模式，導致空間效率不高，人氣不夠，而且對產業和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也無法給新城居民提供便利的生活。
因此，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發展模式應該得到扭轉。未來應該更多地促進人口和產業向有需求、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由大都市圈帶動的城市群集中。叁肆線城市要根據自己的產業發展優勢，尋找自己的競爭力，不能盲目地走工業化道路。只有這樣，才能扭轉土地和人口配置在空間上出現的錯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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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近期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您壹直主張以超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為什麼要發展超大城市？
陸銘：
中國近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出現了壹個階梯性下滑的趨勢，目前雖然稍微有點啟穩回升，但是這種跡象並不很堅固。而造成中國經濟階梯性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多次提到的“空間錯配”問題。
2003年以來，中國為了扶持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把大量的建設用地指標、土地供應、財政轉移支付、工業園開發和新城建設政策，將壹系列投資轉移到人口流出地，目的是為了平衡發展。但是卻忽略了真正的平衡發展並不是地區和地區之間的總量平衡，而應該著眼於人均平衡。對那些以農業、旅游和自然資源為比較優勢的地區，在GDP總量很難提高的情況下，要提高人均收入應該通過人口轉出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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