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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建不好，只会浪费土地(图)
开发区建不好，只会浪费土地(图)开发区建不好，只会浪费土地(图)
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土地供应制度。大概2003年起，中国把建设用地指标作为一种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政策手段。所以，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供应是配置到了人口流出地，即人均GDP比较低，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地区。但是，因为地理位置较偏远，自然条件较差，同时又是人口流出地，这些地方实际上没有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潜在市场需求。然而，事实上人口流出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供应。
与此同时，人口流入地通常表现为人均GDP较高，人口密度也较高，地价和房价也比较高，这些地区却受到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供应的抑制。结果导致人口流入地反而成为土地供应相对不足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被我称之为“空间错配”的现象，即在人口流入地，土地受到了供给端的限制，而在人口流出地，开发区和新城建设的土地供应是充分的。
第二个问题存在于新城自身的建设层面，很多新城规划面积非常大，规划的人口密度比较低，而且新城的选址一般离老城比较远。根据我们的一个样本研究，中国的新城建设离老城的平均距离为25公里左右，而规划人口的平均值超过40万。
而这个又跟长期以来的规划思路有关，事实上城市的建设和扩张过程应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尽量减少职业和居住分离、居住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分离问题。如果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发展卫星城和新城，且在空间上远离老城，那么就很可能或者是增加通勤成本和距离，或者是导致新城建设缺乏后续的产业和人口的带动力，享受不到老城建设的辐射作用，从而导致一系列后续问题的产生。
尤其是大量开建的工业园、开发区和新城出现供大于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中西部。由于缺乏需求，最终将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加。
第三个问题是新城规划的密度。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能够在适当的人口密度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方便人与人之间、人和企业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减少服务业发展的成本，降低制造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物流和人流成本。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的新城建设大量追求低密度，不仅离老城非常远，而且规划的人口密度也非常低。建设者们误以为低密度才能实现城市的宜居和环境保护，结果大量的新城采取了宽马路大街区的低密度模式，导致空间效率不高，人气不够，而且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也无法给新城居民提供便利的生活。
因此，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应该得到扭转。未来应该更多地促进人口和产业向有需求、有效率和成本优势的由大都市圈带动的城市群集中。三四线城市要根据自己的产业发展优势，寻找自己的竞争力，不能盲目地走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土地和人口配置在空间上出现的错位现象。
天津响螺湾商务区。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您一直主张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什么要发展超大城市？
陆铭：
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了一个阶梯性下滑的趋势，目前虽然稍微有点启稳回升，但是这种迹象并不很坚固。而造成中国经济阶梯性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多次提到的“空间错配”问题。
2003年以来，中国为了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把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工业园开发和新城建设政策，将一系列投资转移到人口流出地，目的是为了平衡发展。但是却忽略了真正的平衡发展并不是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应该着眼于人均平衡。对那些以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为比较优势的地区，在GDP总量很难提高的情况下，要提高人均收入应该通过人口转出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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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口流入地通常表现为人均GDP较高，人口密度也较高，地价和房价也比较高，这些地区却受到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供应的抑制。结果导致人口流入地反而成为土地供应相对不足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被我称之为“空间错配”的现象，即在人口流入地，土地受到了供给端的限制，而在人口流出地，开发区和新城建设的土地供应是充分的。
第二个问题存在于新城自身的建设层面，很多新城规划面积非常大，规划的人口密度比较低，而且新城的选址一般离老城比较远。根据我们的一个样本研究，中国的新城建设离老城的平均距离为25公里左右，而规划人口的平均值超过40万。
而这个又跟长期以来的规划思路有关，事实上城市的建设和扩张过程应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尽量减少职业和居住分离、居住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分离问题。如果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发展卫星城和新城，且在空间上远离老城，那么就很可能或者是增加通勤成本和距离，或者是导致新城建设缺乏后续的产业和人口的带动力，享受不到老城建设的辐射作用，从而导致一系列后续问题的产生。
尤其是大量开建的工业园、开发区和新城出现供大于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中西部。由于缺乏需求，最终将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加。
第三个问题是新城规划的密度。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能够在适当的人口密度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方便人与人之间、人和企业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减少服务业发展的成本，降低制造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物流和人流成本。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的新城建设大量追求低密度，不仅离老城非常远，而且规划的人口密度也非常低。建设者们误以为低密度才能实现城市的宜居和环境保护，结果大量的新城采取了宽马路大街区的低密度模式，导致空间效率不高，人气不够，而且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也无法给新城居民提供便利的生活。
因此，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应该得到扭转。未来应该更多地促进人口和产业向有需求、有效率和成本优势的由大都市圈带动的城市群集中。三四线城市要根据自己的产业发展优势，寻找自己的竞争力，不能盲目地走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土地和人口配置在空间上出现的错位现象。
天津响螺湾商务区。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您一直主张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什么要发展超大城市？
陆铭：
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了一个阶梯性下滑的趋势，目前虽然稍微有点启稳回升，但是这种迹象并不很坚固。而造成中国经济阶梯性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多次提到的“空间错配”问题。
2003年以来，中国为了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把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工业园开发和新城建设政策，将一系列投资转移到人口流出地，目的是为了平衡发展。但是却忽略了真正的平衡发展并不是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应该着眼于人均平衡。对那些以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为比较优势的地区，在GDP总量很难提高的情况下，要提高人均收入应该通过人口转出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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