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研究(图)
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研究(图)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研究(图)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讲座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史、冷战史学者之一。他曾于1998至2014年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LSE），是该校战略与外交研究中心创建主任。代表性着作有《全球冷战》、《剑桥冷战史》（联合主编）、《躁动的帝国》，以及《冷战：一部世界史》。
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授予文安立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我希望今天实际上能够成为一场讨论会，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演讲。但牛可建议说，一开始还是先由我来谈谈当代国际史领域总体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可能的趋势。正如你们当中不少人所知，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学术背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我以全球视角研究当代国际史，我的许多着作都与此相关；但另一方面，我也研究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尽管其中有些看起来带有国际的特征，但它们不仅仅是国际史。我最近写的有关于中国的一本书——《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正是尝试以融汇这两个取向。我试图考察全世界在一段颇为漫长的时期里的发展变化，但我同时希望将中国置于其中；这正是这本书的内容，它是关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我目前已经写作多年的一部新书——之后我们可以更多地谈论它——是一本以世界史视角来看待冷战的书，它首要的内容是考察了19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该书以19世纪第一次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为开头，然后考察了主要国家工人运动的激进化，以及美国和俄国的扩张（两国都成了横贯整个大陆的帝国），最后以1990年代苏联的崩溃为结尾。因此，实际上这本书试图在长达一百年视角之下去理解冷战。上述这些就是我所研究的东西，我一会儿会更多地谈谈我的那本新书。我以这种方式切入我对当代国际史研究总体现状的思考。
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
我认为，目前基本上存在着三个态势。第一个是“国际史的扩大化”。“国际史”超越了狭义上的外交史或是国际事务史，这一点很重要，但倘若就 “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而论，那么“国际史”也仅仅是我们将会看到的一部分而已。我认为历史学的方方面面——社会史与经济史、思想史、与国际事务相关的国家间和非国家组织的活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于国际史研究而言，无疑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第一点。如你们所知，我在我自己的着作中弘扬这一趋势，我认为它很好，非常之好！我们越是以一种更宏阔的方式看待历史，就越好。这与所谓的“政治正确”无关。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一种时尚潮流，但我并不认为它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它研究更多的场所之下的更多人的过去，并且采用比我们以往更加多样的方式去理解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它深化了知识。如今，你固然可以通过研究一战前的外交往还（diplomatic traffic）了解到不少关于一战爆发的事情，或者让我们换种说法，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无法理解一战的爆发。但是，一战并非仅仅是由1914年7月的危机造成的，它也是由战争爆发之前一代人时间里整个一系列不同层面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我认为，比起我们所讨论的其他的概念工具，乃至于新的方法，这样一种看待国际史的新形式要更加宏阔，并且可能也更加深刻，对于旧的领域而言十分有益。这是第一个问题。
方法论：史料与问题
接下来的第二点方法论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学家如何进行研究以及考察哪些种类的材料有关。例如，将口述史方法纳入到国际史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显着进展，当代史从中收获颇多。但同时并非局限于此，它还与我们针对口述材料所提出的问题有关。在我之前一代的历史学家们总体上存在着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当然也有例外，但在多数国家，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的美国和英国就是如此。他们十分坚定地相信，历史学就是关于更多的材料，最大限度地搜集证据，再经过历史学家的头脑形成看法，以弄清过去事情的真实情况。这当然很好，你能够掌握越多的材料就越好。但我认为问题在于，当你回顾1960、1970和1980年代的状况时就会发现，积累材料有时候代替了历史分析和我们所说的评价（judgement）。它同时还影响了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这在某些时候是有意地——尤其当你思考1970和1980年代美国历史学的趋势时；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无意和偶然的。所以这就出现了那些我们没有考察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当中存在的张力，那些关于事情的结果本来可能完全不同的想法。它们当然只是我们思考历史方式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必将会让位于另一种观念，即你不必最大限度地获得所有的信息，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给出最佳的分析解释形式。我认为这是缺点，并且我认为更年轻一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能够克服这一特定的趋势。历史学者必须获得好的资料，但尝试提出反事实的问题，关于事情如何可能变得不一样，以及事情如何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起作用的，关乎你如何运用资料和如何寻找资料。这个部分和你所考察的是什么有关，因为对于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言，方法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形成能够指导你研究的假说。我认为，我所属的这代学者只能够渐进地找出一种路径，可以借以摆脱前一代人的思考方式所产生的困难。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你就必须学会自我反思，你必须能够思考，为什么我会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对我重要？我还可以提出哪些其他的问题？为什么拥有不同背景——民族背景、社会背景、世代背景——的人会对同样的材料提出不一样的问题？你必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能够有所反思，你必须理解为什么你要的问题是那么一套。这是艰难的，并不容易。每当我开启一项新的研究时，我都要纠结在这些问题上。当然我也没有能够每次都完美做到，你们当中那些读过我的书的人会知道这一点。但这是一件你越有意识越好的事情。以上就是所有我所谈的第二点，方法论。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无评论不新闻，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
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授予文安立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我希望今天实际上能够成为一场讨论会，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演讲。但牛可建议说，一开始还是先由我来谈谈当代国际史领域总体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可能的趋势。正如你们当中不少人所知，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学术背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我以全球视角研究当代国际史，我的许多着作都与此相关；但另一方面，我也研究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尽管其中有些看起来带有国际的特征，但它们不仅仅是国际史。我最近写的有关于中国的一本书——《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正是尝试以融汇这两个取向。我试图考察全世界在一段颇为漫长的时期里的发展变化，但我同时希望将中国置于其中；这正是这本书的内容，它是关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我目前已经写作多年的一部新书——之后我们可以更多地谈论它——是一本以世界史视角来看待冷战的书，它首要的内容是考察了19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该书以19世纪第一次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为开头，然后考察了主要国家工人运动的激进化，以及美国和俄国的扩张（两国都成了横贯整个大陆的帝国），最后以1990年代苏联的崩溃为结尾。因此，实际上这本书试图在长达一百年视角之下去理解冷战。上述这些就是我所研究的东西，我一会儿会更多地谈谈我的那本新书。我以这种方式切入我对当代国际史研究总体现状的思考。
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
我认为，目前基本上存在着三个态势。第一个是“国际史的扩大化”。“国际史”超越了狭义上的外交史或是国际事务史，这一点很重要，但倘若就 “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而论，那么“国际史”也仅仅是我们将会看到的一部分而已。我认为历史学的方方面面——社会史与经济史、思想史、与国际事务相关的国家间和非国家组织的活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于国际史研究而言，无疑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第一点。如你们所知，我在我自己的着作中弘扬这一趋势，我认为它很好，非常之好！我们越是以一种更宏阔的方式看待历史，就越好。这与所谓的“政治正确”无关。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一种时尚潮流，但我并不认为它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它研究更多的场所之下的更多人的过去，并且采用比我们以往更加多样的方式去理解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它深化了知识。如今，你固然可以通过研究一战前的外交往还（diplomatic traffic）了解到不少关于一战爆发的事情，或者让我们换种说法，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无法理解一战的爆发。但是，一战并非仅仅是由1914年7月的危机造成的，它也是由战争爆发之前一代人时间里整个一系列不同层面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我认为，比起我们所讨论的其他的概念工具，乃至于新的方法，这样一种看待国际史的新形式要更加宏阔，并且可能也更加深刻，对于旧的领域而言十分有益。这是第一个问题。
方法论：史料与问题
接下来的第二点方法论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学家如何进行研究以及考察哪些种类的材料有关。例如，将口述史方法纳入到国际史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显着进展，当代史从中收获颇多。但同时并非局限于此，它还与我们针对口述材料所提出的问题有关。在我之前一代的历史学家们总体上存在着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当然也有例外，但在多数国家，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的美国和英国就是如此。他们十分坚定地相信，历史学就是关于更多的材料，最大限度地搜集证据，再经过历史学家的头脑形成看法，以弄清过去事情的真实情况。这当然很好，你能够掌握越多的材料就越好。但我认为问题在于，当你回顾1960、1970和1980年代的状况时就会发现，积累材料有时候代替了历史分析和我们所说的评价（judgement）。它同时还影响了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这在某些时候是有意地——尤其当你思考1970和1980年代美国历史学的趋势时；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无意和偶然的。所以这就出现了那些我们没有考察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当中存在的张力，那些关于事情的结果本来可能完全不同的想法。它们当然只是我们思考历史方式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必将会让位于另一种观念，即你不必最大限度地获得所有的信息，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给出最佳的分析解释形式。我认为这是缺点，并且我认为更年轻一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能够克服这一特定的趋势。历史学者必须获得好的资料，但尝试提出反事实的问题，关于事情如何可能变得不一样，以及事情如何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起作用的，关乎你如何运用资料和如何寻找资料。这个部分和你所考察的是什么有关，因为对于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言，方法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形成能够指导你研究的假说。我认为，我所属的这代学者只能够渐进地找出一种路径，可以借以摆脱前一代人的思考方式所产生的困难。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你就必须学会自我反思，你必须能够思考，为什么我会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对我重要？我还可以提出哪些其他的问题？为什么拥有不同背景——民族背景、社会背景、世代背景——的人会对同样的材料提出不一样的问题？你必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能够有所反思，你必须理解为什么你要的问题是那么一套。这是艰难的，并不容易。每当我开启一项新的研究时，我都要纠结在这些问题上。当然我也没有能够每次都完美做到，你们当中那些读过我的书的人会知道这一点。但这是一件你越有意识越好的事情。以上就是所有我所谈的第二点，方法论。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