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華] 最近熱議的辱華背後 真相幾許(圖)
許多年以後，當壹個名叫楊舒平的中國女子（也有可能是華裔女子）回憶自己的青春歲月時，壹定會想起2017年初夏那場圍繞自己而產生、但又讓自己始料未及的輿論風暴。
爭議起源於楊舒平在美國馬裡蘭大學的畢業演講。她以“在中國每次外出必須戴口罩”，而來到美國後“空氣如此芬芳和新鮮，甚至有點奇妙的奢侈了”作開頭，用“自由呼吸的美好”引出了這篇演講的主旨——“言論自由的可貴”，最後點出“民主與自由是值得我們為之奮斗的、至關重要的新鮮空氣”。
空氣與辱華
這篇演講經微信公眾號“北美留學生日報”傳回國內，因為“中國空氣差到出門必須戴口罩”的內容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大量的批評。馬裡蘭大學中國學生會的壹位前主席公開表示“以詆毀祖國的方式博眼球是堅決不能容忍的”，眾多社交賬號也以“辱華”、“賣國求榮”、“漢奸”等來形容楊舒平的演講。
楊舒平因為“黑”中國的空氣質量，讓網友感覺她贊美美國的語句格外刺眼（圖源：秒拍視頻截圖）
隨著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的跟進，“留學生辱華”的話題徹底引爆了輿論場。楊舒平的個人信息也被全面挖出，甚至深挖其父母的工作單位和收入，“力圖把這件事情辦成2017年中國網絡反腐第壹案”，以至於昆明市公安局主動回應稱“涉事女留學生並非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子女”。
而楊舒平“雲南昆明人”的身份進壹步加劇了很多網友以及媒體對她“辱華”的判斷，因為昆明素有“春城”的美譽，是整個中國大陸空氣最好的城市之壹，PM2.5壹般保持在50以下。昆明黨務政務信息公開平台官方微博也發聲反駁：“這個鍋我們不背”。
於是就有了諸如《北京青年報》這樣的評論：“楊舒平的演講全程圍繞兩個要點：中國空氣肮髒不堪，而美國空氣竟然好到令她無比驚訝；中國沒有自由，只有在美國她才體會到什麼是自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馬裡蘭大學官方發表了支持楊舒平的言論，擁有眾多讀者的微信公眾號“占豪”將此看作是“新壹輪對華輿論戰形式”。馬裡蘭大學校長陸道逵（Wallace D?Lohis）也被挖出與達賴喇嘛有交集，雖然這並不能說明楊舒平作為馬裡蘭大學的畢業生，與壹些網友口中的“顛覆國家”有何關系。
黨媒《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眾號“俠客島”更發文表示，“覺得他國‘空氣都是甜的’人，有可能成為間諜”，因為“人性的弱點永遠是情報機關發展‘線人’的要害”。有評論者注意到，這是中國官方媒體首次將民主自由派、異議人士、帶路黨乃至間諜這幾種人士和身份建立邏輯聯系。
壹擁而上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面前，楊舒平本人公開發表道歉聲明，稱自己“深愛祖國和家鄉”。但網絡上的輿論早已發展為人身攻擊，不少網友稱楊舒平在國內戴口罩是因為“長的太丑”，為了壹張綠卡“什麼都做的出來”，甚至認為“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她連狗都不如”。
當然，支持楊舒平的人同樣為數眾多，網絡上以所謂的“知識階層”為主的群體給反對者們扣上“小粉紅”的帽子，有媒體人則將這頂帽子擴大為“社交媒體民族主義”。
壹家大陸門戶網站發表文章《留美學生批評中國空氣質量，怎麼就“辱華”了》，曾供職於“南方系”媒體的媒體人劉原也撰文表示，柏楊稱中國文化是“醬缸”，魯迅筆下的阿Q“是沖著中國人劣根性去的”，“豈不是更惡劣的辱華”。
而“小粉紅”們則反過來嗆聲這幫人是“賣國求榮帶路黨”。
好在壹片喧囂之中依然有相對理性的聲音存在。媒體人李方認為，楊舒平演講的問題在於，“她從壹個假前提推導出壹個真命題”。真理和真相從哪來，“恐怕這是壹件必須講究的事情”。楊舒平的“演講術”，“即便不質疑人品，也是邏輯方法出了問題”。
而“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面前，什麼批評中國的正確姿勢、辱華反華、講出了真話、堅決力挺言論自由等等，都還是可以靠後考慮的事情”。
悲劇的原點
如果說這起熱點事件有什麼核心症結，恐怕僅此壹點而已。客觀的說，楊舒平將自己卷入風暴之中，實在有點自作自受的意味。她的這篇演講屬於典型的“中國式叁好學生演講”，只有“演”而沒有“講”，其帶給觀者的感受恰如媒體人和菜頭所說，“無論是在中國的學校裡聲情並茂地講演自己是社會主義接班人，還是在美國的大學裡聲情並茂地講演自己是資本主義的受益人，頭皮發麻是壹樣的發麻”。
楊舒平在演講開頭使用“I grew up in a city in China”（我在中國的壹個城市長大），避開昆明不提而選擇“a city”（壹個城市），這種有意模糊事實、人為營造戲劇沖突的“話術”，難免不讓人懷疑“就是為了取悅台下的觀眾”。
當然，壹個人動機無法揣測，楊舒平是不是像壹些批評者說的那樣，以此“納下融入西方社會的‘投名狀’”，我們不得而知。但楊舒平的問題在於，“如果真的認同、珍視某種價值觀，那麼，無論這種價值觀是什麼，個人完全沒有必要用浮誇的態度和虛假的言辭去為這種價值觀做背書”。
從這個角度講，盡管楊舒平在“擁抱人文教育、重視思辨能力、關注人道”的馬裡蘭大學生活學習了肆年，但她依然沒有變成自己希望變成的那個人，當她面對代表畢業生發表演講的榮譽時，依然采用的是中國大陸高考作文中，“經常會出現的學生父母‘大面積死傷慘重’”的套路，來向外界宣示自以為完成的價值重構。
這也正是為什麼《環球時報》的官方微博賬號要把楊舒平的演講視頻鏈接放上去：“用楊同學惡心惡心喊民主喊自由的家伙”。如果她發自內心的認同自己的發言，而不是用演講的開頭毀掉了演講後半部分想著重論述的價值，也不會引發輿論的嘲諷狂歡。
能殺人的輿論
當然，“空氣芬芳”、“感受到了自由”是楊舒平本人自由表達的權力，而輿論對她“卑微到塵埃裡的姿態”進行口誅筆伐同樣是自由表達的權力。不過，在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對待楊舒平之流的邊界在哪裡。
中國素有“家丑壹旦外揚，所有的家庭成員會被迫捆綁在壹起，來面對外界復雜的態度”的倫理觀，由家庭向外推至“家國”，楊舒平的確讓很多中國人感覺國家榮譽受損。
但是不是壹定要發展到“人肉私人信息”的程度，是不是壹定要像對待“過街老鼠”壹般讓楊舒平在很長壹段時間內“出門必須戴口罩”，連楊的家人都要受到波及？
這不禁讓人想起前不久的“中超外援歧視黃種人事件”：河北華夏幸福足球俱樂部的阿根廷外援拉維奇在拍攝賽季宣傳照時，擺出了壹個雙手食指橫放眼角並將眼角提起的動作。
這是壹個西方社會非常熟悉的歧視黃種人的標志性動作，但大多數中國人對此並不熟悉，所以沒有掀起太大波瀾，反而是國際社會的批評聲浪給中國人做了壹次“出口轉內銷”的科普。
拉維奇的動作意為“亞洲人都是小眼睛”，是西方社會中對於黃種人惡劣的人身嘲諷（圖源：新浪微博截圖）
可即便這樣，仍然有包括體育媒體人在內的中國民眾為拉維奇辯解，邏輯是“他在中國掙那麼多錢何必要砸自己飯碗”。相比這種更為明顯的辱華行為，楊舒平的遭遇似乎有點“冤得慌”。
更為重要的是，大量中國網民抓住了“辱華”這個安全又政治正確的點，做出的不是就事論事的批評，而是個人情緒的盡情宣泄。大陸學者熊培雲曾在其作品中有這樣的表述：“監督者”永遠愛國，而且指責別人越多，自己就越愛國。“尋找替罪羊”因此成了“愛國”者只賺不賠的買賣。
顯然，這些“愛國者”有多“愛國”，不在於自己做了多少有益於國家的事情，而在於他們認定多少人“有罪”，圈出了多少個“漢奸”。楊舒平矯揉造作的把中國歸在空氣質量的反面教材中，而那些攻擊楊舒平的網友似乎忘了，中國除了有昆明，更有石家莊、唐山這些壹年裡超過肆分之壹的時間PM2.5指數爆表的地方。
更有意思的是，網絡上充斥著各種貌似義正言辭的論調：“你身上流淌著華夏的血液，花著人民幣，讀了拾幾年的中國文化知識，居然在外國的土地上，說美國比中國的政治、人權、生命都要更自由、更好？”“你在中國遭遇過種族歧視嗎？知道哪國安全指數更高嗎？沒有發現跟你的家鄉，你的祖國相比，美國也存在不自由的地方嗎？”
這樣的邏輯實在讓人很難理解：其他國家存在不足的地方，就意味著自己的國家在這方面沒有問題了？楊舒平在演講中提到的“在美國，自由表達是壹項神聖的權力”、“公民參與不僅僅是政治家的任務”，不僅沒有喚起這些網民的反躬自省，反而被壹個無限放大的“辱華”淹沒掉了。
當然，這種選擇性的忽視與楊舒平糟糕的演講開頭有直接關系，但也有大陸媒體人不無悲觀的表示，“她無論前面怎麼說，後面都不會引起批判性思考”。
這種心態，非常像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變種：中國今天都這麼強大了，你憑什麼不認同。可事實上，看到美國的自由民主“走上歧路”，與承認中國的自由民主存在很大改善空間，贰者並不矛盾。難怪會有評論者說，“那些喊著叫著讓楊同學道歉的人，跟她也並無本質區別”。
又壹樁生意？
最後值得壹提的是，攻擊楊舒平的人群，有可能已經被消費了而不自知。有分析指出，最早將楊舒平的畢業演講內容發出並作為話題炒作的，是微信公眾號“北美留學生日報”。這個社交媒體在大陸新聞圈算是“小有名氣”，其“光榮事跡”包括“在翻譯國外新聞時動輒斷章取義、扭曲原文，並佐以具有煽動性的標題，制造‘10萬＋’”。
其實，關於北美留學生、民族情緒、國家立場的新聞是“屢見不鮮的舊聞”，每隔壹段日子爆出的文本中，往往“強調中國與外國的對立，並通過細節暗示華人在西方世界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或者塑造壹個‘叛國者’，供憤怒的人群宣泄”。
所以正如壹些評論者指出的那樣，以“北美留學生日報”為代表的眾多社交賬號，它們知道受眾的喜好，“搜刮素材、斷章取義、引導煽動，壹次次撩撥受眾群的敏感神經，達到推廣自己影響力並獲得潛在收益”，是壹群“精致的投機者”。
這次社交媒體上掀起的對於楊舒平的詰難，應該說並非針對楊舒平個人，而是針對她身上“被承載的象征”，比如部分中國人眼中崇洋媚外的留學生。以此被裹挾著、鼓勵著加入罵戰的網民們，則“充斥著要溢出來的道德感和主人翁意識”，以為自己做了壹件值得稱道的事，卻沒有察覺到他們釋放出的能量“足夠將壹個被象征性地擺在輿論場的個體毀滅，而讓始作俑者安然無恙”。
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認為：作為現代性之驗證的大屠殺，具有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等特點。而在這樣毀滅他者的行動中，由於每壹個參與者都被囊括入壹個規范體系中，猶如大機器的若幹細小零件，所以人人都認為自己並沒有作惡，只是在按照要求完成工作。
在信息時代，大屠殺不再普遍發生，但壹次次針對個體的放大、消費和異化卻時時發生，並“每每釀成群體對個人的施壓乃至精神打擊”。
所以，當“留學生辱華”的話題沉寂下去，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壹位道歉並公開發表愛國聲明的女孩、壹所被打上輕視中國烙印的美國大學、壹堆積壓在輿論場上的不堪入目的言辭，還有壹個個收獲影響力和話題度的投機者”。
揪出、撕裂、批斗、道歉、赦免。這壹切發生的時間，恰恰是在“伍?壹六”伍拾壹周年節點之後的幾天。
這也正是本文開頭要模仿《百年孤獨》的原因：壹切發生的，都那麼魔幻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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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爭議起源於楊舒平在美國馬裡蘭大學的畢業演講。她以“在中國每次外出必須戴口罩”，而來到美國後“空氣如此芬芳和新鮮，甚至有點奇妙的奢侈了”作開頭，用“自由呼吸的美好”引出了這篇演講的主旨——“言論自由的可貴”，最後點出“民主與自由是值得我們為之奮斗的、至關重要的新鮮空氣”。
空氣與辱華
這篇演講經微信公眾號“北美留學生日報”傳回國內，因為“中國空氣差到出門必須戴口罩”的內容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大量的批評。馬裡蘭大學中國學生會的壹位前主席公開表示“以詆毀祖國的方式博眼球是堅決不能容忍的”，眾多社交賬號也以“辱華”、“賣國求榮”、“漢奸”等來形容楊舒平的演講。
楊舒平因為“黑”中國的空氣質量，讓網友感覺她贊美美國的語句格外刺眼（圖源：秒拍視頻截圖）
隨著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的跟進，“留學生辱華”的話題徹底引爆了輿論場。楊舒平的個人信息也被全面挖出，甚至深挖其父母的工作單位和收入，“力圖把這件事情辦成2017年中國網絡反腐第壹案”，以至於昆明市公安局主動回應稱“涉事女留學生並非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子女”。
而楊舒平“雲南昆明人”的身份進壹步加劇了很多網友以及媒體對她“辱華”的判斷，因為昆明素有“春城”的美譽，是整個中國大陸空氣最好的城市之壹，PM2.5壹般保持在50以下。昆明黨務政務信息公開平台官方微博也發聲反駁：“這個鍋我們不背”。
於是就有了諸如《北京青年報》這樣的評論：“楊舒平的演講全程圍繞兩個要點：中國空氣肮髒不堪，而美國空氣竟然好到令她無比驚訝；中國沒有自由，只有在美國她才體會到什麼是自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馬裡蘭大學官方發表了支持楊舒平的言論，擁有眾多讀者的微信公眾號“占豪”將此看作是“新壹輪對華輿論戰形式”。馬裡蘭大學校長陸道逵（Wallace D?Lohis）也被挖出與達賴喇嘛有交集，雖然這並不能說明楊舒平作為馬裡蘭大學的畢業生，與壹些網友口中的“顛覆國家”有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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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面前，楊舒平本人公開發表道歉聲明，稱自己“深愛祖國和家鄉”。但網絡上的輿論早已發展為人身攻擊，不少網友稱楊舒平在國內戴口罩是因為“長的太丑”，為了壹張綠卡“什麼都做的出來”，甚至認為“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她連狗都不如”。
當然，支持楊舒平的人同樣為數眾多，網絡上以所謂的“知識階層”為主的群體給反對者們扣上“小粉紅”的帽子，有媒體人則將這頂帽子擴大為“社交媒體民族主義”。
壹家大陸門戶網站發表文章《留美學生批評中國空氣質量，怎麼就“辱華”了》，曾供職於“南方系”媒體的媒體人劉原也撰文表示，柏楊稱中國文化是“醬缸”，魯迅筆下的阿Q“是沖著中國人劣根性去的”，“豈不是更惡劣的辱華”。
而“小粉紅”們則反過來嗆聲這幫人是“賣國求榮帶路黨”。
好在壹片喧囂之中依然有相對理性的聲音存在。媒體人李方認為，楊舒平演講的問題在於，“她從壹個假前提推導出壹個真命題”。真理和真相從哪來，“恐怕這是壹件必須講究的事情”。楊舒平的“演講術”，“即便不質疑人品，也是邏輯方法出了問題”。
而“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面前，什麼批評中國的正確姿勢、辱華反華、講出了真話、堅決力挺言論自由等等，都還是可以靠後考慮的事情”。
悲劇的原點
如果說這起熱點事件有什麼核心症結，恐怕僅此壹點而已。客觀的說，楊舒平將自己卷入風暴之中，實在有點自作自受的意味。她的這篇演講屬於典型的“中國式叁好學生演講”，只有“演”而沒有“講”，其帶給觀者的感受恰如媒體人和菜頭所說，“無論是在中國的學校裡聲情並茂地講演自己是社會主義接班人，還是在美國的大學裡聲情並茂地講演自己是資本主義的受益人，頭皮發麻是壹樣的發麻”。
楊舒平在演講開頭使用“I grew up in a city in China”（我在中國的壹個城市長大），避開昆明不提而選擇“a city”（壹個城市），這種有意模糊事實、人為營造戲劇沖突的“話術”，難免不讓人懷疑“就是為了取悅台下的觀眾”。
當然，壹個人動機無法揣測，楊舒平是不是像壹些批評者說的那樣，以此“納下融入西方社會的‘投名狀’”，我們不得而知。但楊舒平的問題在於，“如果真的認同、珍視某種價值觀，那麼，無論這種價值觀是什麼，個人完全沒有必要用浮誇的態度和虛假的言辭去為這種價值觀做背書”。
從這個角度講，盡管楊舒平在“擁抱人文教育、重視思辨能力、關注人道”的馬裡蘭大學生活學習了肆年，但她依然沒有變成自己希望變成的那個人，當她面對代表畢業生發表演講的榮譽時，依然采用的是中國大陸高考作文中，“經常會出現的學生父母‘大面積死傷慘重’”的套路，來向外界宣示自以為完成的價值重構。
這也正是為什麼《環球時報》的官方微博賬號要把楊舒平的演講視頻鏈接放上去：“用楊同學惡心惡心喊民主喊自由的家伙”。如果她發自內心的認同自己的發言，而不是用演講的開頭毀掉了演講後半部分想著重論述的價值，也不會引發輿論的嘲諷狂歡。
能殺人的輿論
當然，“空氣芬芳”、“感受到了自由”是楊舒平本人自由表達的權力，而輿論對她“卑微到塵埃裡的姿態”進行口誅筆伐同樣是自由表達的權力。不過，在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對待楊舒平之流的邊界在哪裡。
中國素有“家丑壹旦外揚，所有的家庭成員會被迫捆綁在壹起，來面對外界復雜的態度”的倫理觀，由家庭向外推至“家國”，楊舒平的確讓很多中國人感覺國家榮譽受損。
但是不是壹定要發展到“人肉私人信息”的程度，是不是壹定要像對待“過街老鼠”壹般讓楊舒平在很長壹段時間內“出門必須戴口罩”，連楊的家人都要受到波及？
這不禁讓人想起前不久的“中超外援歧視黃種人事件”：河北華夏幸福足球俱樂部的阿根廷外援拉維奇在拍攝賽季宣傳照時，擺出了壹個雙手食指橫放眼角並將眼角提起的動作。
這是壹個西方社會非常熟悉的歧視黃種人的標志性動作，但大多數中國人對此並不熟悉，所以沒有掀起太大波瀾，反而是國際社會的批評聲浪給中國人做了壹次“出口轉內銷”的科普。
拉維奇的動作意為“亞洲人都是小眼睛”，是西方社會中對於黃種人惡劣的人身嘲諷（圖源：新浪微博截圖）
可即便這樣，仍然有包括體育媒體人在內的中國民眾為拉維奇辯解，邏輯是“他在中國掙那麼多錢何必要砸自己飯碗”。相比這種更為明顯的辱華行為，楊舒平的遭遇似乎有點“冤得慌”。
更為重要的是，大量中國網民抓住了“辱華”這個安全又政治正確的點，做出的不是就事論事的批評，而是個人情緒的盡情宣泄。大陸學者熊培雲曾在其作品中有這樣的表述：“監督者”永遠愛國，而且指責別人越多，自己就越愛國。“尋找替罪羊”因此成了“愛國”者只賺不賠的買賣。
顯然，這些“愛國者”有多“愛國”，不在於自己做了多少有益於國家的事情，而在於他們認定多少人“有罪”，圈出了多少個“漢奸”。楊舒平矯揉造作的把中國歸在空氣質量的反面教材中，而那些攻擊楊舒平的網友似乎忘了，中國除了有昆明，更有石家莊、唐山這些壹年裡超過肆分之壹的時間PM2.5指數爆表的地方。
更有意思的是，網絡上充斥著各種貌似義正言辭的論調：“你身上流淌著華夏的血液，花著人民幣，讀了拾幾年的中國文化知識，居然在外國的土地上，說美國比中國的政治、人權、生命都要更自由、更好？”“你在中國遭遇過種族歧視嗎？知道哪國安全指數更高嗎？沒有發現跟你的家鄉，你的祖國相比，美國也存在不自由的地方嗎？”
這樣的邏輯實在讓人很難理解：其他國家存在不足的地方，就意味著自己的國家在這方面沒有問題了？楊舒平在演講中提到的“在美國，自由表達是壹項神聖的權力”、“公民參與不僅僅是政治家的任務”，不僅沒有喚起這些網民的反躬自省，反而被壹個無限放大的“辱華”淹沒掉了。
當然，這種選擇性的忽視與楊舒平糟糕的演講開頭有直接關系，但也有大陸媒體人不無悲觀的表示，“她無論前面怎麼說，後面都不會引起批判性思考”。
這種心態，非常像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變種：中國今天都這麼強大了，你憑什麼不認同。可事實上，看到美國的自由民主“走上歧路”，與承認中國的自由民主存在很大改善空間，贰者並不矛盾。難怪會有評論者說，“那些喊著叫著讓楊同學道歉的人，跟她也並無本質區別”。
又壹樁生意？
最後值得壹提的是，攻擊楊舒平的人群，有可能已經被消費了而不自知。有分析指出，最早將楊舒平的畢業演講內容發出並作為話題炒作的，是微信公眾號“北美留學生日報”。這個社交媒體在大陸新聞圈算是“小有名氣”，其“光榮事跡”包括“在翻譯國外新聞時動輒斷章取義、扭曲原文，並佐以具有煽動性的標題，制造‘10萬＋’”。
其實，關於北美留學生、民族情緒、國家立場的新聞是“屢見不鮮的舊聞”，每隔壹段日子爆出的文本中，往往“強調中國與外國的對立，並通過細節暗示華人在西方世界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或者塑造壹個‘叛國者’，供憤怒的人群宣泄”。
所以正如壹些評論者指出的那樣，以“北美留學生日報”為代表的眾多社交賬號，它們知道受眾的喜好，“搜刮素材、斷章取義、引導煽動，壹次次撩撥受眾群的敏感神經，達到推廣自己影響力並獲得潛在收益”，是壹群“精致的投機者”。
這次社交媒體上掀起的對於楊舒平的詰難，應該說並非針對楊舒平個人，而是針對她身上“被承載的象征”，比如部分中國人眼中崇洋媚外的留學生。以此被裹挾著、鼓勵著加入罵戰的網民們，則“充斥著要溢出來的道德感和主人翁意識”，以為自己做了壹件值得稱道的事，卻沒有察覺到他們釋放出的能量“足夠將壹個被象征性地擺在輿論場的個體毀滅，而讓始作俑者安然無恙”。
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認為：作為現代性之驗證的大屠殺，具有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等特點。而在這樣毀滅他者的行動中，由於每壹個參與者都被囊括入壹個規范體系中，猶如大機器的若幹細小零件，所以人人都認為自己並沒有作惡，只是在按照要求完成工作。
在信息時代，大屠殺不再普遍發生，但壹次次針對個體的放大、消費和異化卻時時發生，並“每每釀成群體對個人的施壓乃至精神打擊”。
所以，當“留學生辱華”的話題沉寂下去，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壹位道歉並公開發表愛國聲明的女孩、壹所被打上輕視中國烙印的美國大學、壹堆積壓在輿論場上的不堪入目的言辭，還有壹個個收獲影響力和話題度的投機者”。
揪出、撕裂、批斗、道歉、赦免。這壹切發生的時間，恰恰是在“伍?壹六”伍拾壹周年節點之後的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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