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 無盡之途：英國走向“脫歐”路
壹如英國政壇大部分精英，特麗莎·梅的大學在牛津度過，她在當時唯壹的女院聖休斯學院主修地理學。這座校園是卡梅倫、約翰遜、戈夫之流的自由天堂，所有對未來充滿競逐欲望的年輕心靈都會在這裡參加牛津辯論社，醉心於文字間的高級修辭與復雜幽默，在他們看來，演講術是最為高貴的品格。普通英國學生幾乎不學歷史（正如退歐辯論中所顯示的，無數選民對於歐盟幾乎壹無所知），而辯論社的未來政客們則不斷地抬頭仰望威斯特敏斯特的議會大廈，而後低下頭拼命涉獵英國歷史，向卡斯累裡、帕默斯頓和丘吉爾等先賢致敬。每臨辯論社選舉新的領袖時，他們會踏遍牛津的每壹寸土地，攔住任何壹名路過的學生問道：“你可以投票給我嗎？”
特麗莎·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埃德蒙·伯克協會，她曾經擔任主席並推動了很多極為艱辛的思辨，這裡的人們習慣於自負地認為是協會對於更深層次的智識追逐為辯論社的瘋狂活動提供了解藥。在大學時代，她的最大收獲或許是找到了壹生的伴侶菲利浦·梅，他和約翰遜們壹樣，都做過辯論社的主席。所以很大意義上，這對夫婦能夠毫無障礙地分享很多屬於高智商群體的復雜隱喻。他們都是極其幽默的人，總是能夠說出有趣的俏皮話和雙關語，他們的幽默靈感來自於那個年代最為著名的喜劇“The Goodies”。這部劇從1970年播到1982年，在最後的兩年裡，梅的父母接連死去，他們也相繼離開校園開啟了真正的政治生活。朋友們逐漸發現，特麗莎·梅開始嚴肅起來，她不再肆意地開玩笑，如果有人講壹個笑話，她會在旁邊笑，但她不再是那個主動挑逗的人了。
這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是極其自然的。特麗莎·梅不是壹名傳統意義上的政客，英國政壇的權力斗爭夾雜著階級出身、立場派系、精英意識等復雜因素，加之當今時代各種經濟與移民問題、與歐盟若即若離的關系，很多尺度的把握需要極其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言蜚語。特麗莎·梅患有糖尿病，必須每天定時注射胰島素，這也使得她要非常注意飲食。2013年，她決定適當減肥，當時便有留言傳出，認為她是在為取代卡梅倫作形象准備。梅對於這種說法怒不可遏，斥責他們是“馬基雅維裡式的陰謀”。話雖如此，事實上，特麗莎·梅對於政治生活向來嚴肅而認真。她的壹名朋友弗蘭克蘭德曾經告訴BBC，他很難想起梅不是充滿政治抱負的樣子。她非常篤定並總是為之努力，總是在做她認為是正確的事情，總是會在大家都喝醉的時候繼續工作。在威爾遜公投的前夕，有關英國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辯論遍布牛津的街頭巷尾，特麗莎·梅被這種政治氛圍深深感染，比她低壹年級的好朋友柯林森記得，在壹次早飯時，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成為大英帝國的首相。她依稀記得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當上首相的時候，她甚至有些憤怒，在她看來，這個女人先於她達到了目的。
為了實現遠大抱負，特麗莎·梅多年來兢兢業業，小心積蓄著政治能力和政治名望。在移民問題上，她早在任職之初就確立了叁個基本原則：“到這兒來的人必須擁有真正的親屬關系；必須自己支付路費；必須能夠融入英國社會。”在她看來，那170萬從敘利亞戰爭中逃離出來的難民正在祈求幫助，但這種幫助更應該被施與那些仍然困在約旦、黎巴嫩和土耳其難民營裡的人，而不是有能力逃出來的人。她堅持英國每年最多接納5000個移民，並強烈抨擊默克爾在德國的慈善行為。為了最大限度減少移民，那些從印度、中國和中東來的留學生成了她的目標，她提出工作簽證的申請者年薪必須達到至少20500英鎊的標准門檻，這使得印度留學生減少了將近50%。她的格言是“不要讓那些混蛋（滋事移民）折磨你”，恰恰是這樣的姿態贏得了選民的信任。
在脫歐運動中，她幾乎全程隱匿在角落，某種意義上，她甚至過於無視這項革命性的運動了，她曾多次表示英國是世界上第伍大經濟強國，脫歐還是留歐都不會對英國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她不溫不火的態度受到了很多批評，壹名支持留歐的部長曾經指責道，“特麗莎總是在壹旁隱匿，並高貴地希望這壹切結束時不會有壹滴血液濺到她身上。”對此，特麗莎·梅從未否認，在就職演講結束後，有記者問她是否感覺自己同德國總理默克爾壹樣讓人乏味，她坦誠地回答道：“我知道自己不是壹個長於展示自己的政客，我不去參加那些脫口秀節目，不和大家在午飯時聊天八卦，不去議會的吧台喝酒，是的，我很少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讓人們看到，我只是去做好眼前的事。”
某種意義上，這是特麗莎·梅與約翰遜之流之間最為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使選民在驚慌失措時傾向於對她產生壹種先天的信任。脫歐目標實現的當日，約翰遜輕描淡寫地告訴選民，移民終將繼續，仿佛這與他聲嘶力竭扞衛的脫歐立場毫無關系壹般。這是辯論社的偉大傳統之壹，技巧本身才是目的，政策結論根本無人關心，波蘭人、孟加拉人是不是住在倫敦以外的土氣城鎮，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所謂。這些辯論精英自始至終都沒有壹個將脫歐付諸實施的計劃，在他們看來這是壹個乏味的治理問題，最好留給埋頭苦幹的公務員。在退歐公投後，他們可以繼續忙著去競選保守黨領導人，競選本身比承擔責任有趣味得多。越是到後來，人們越是看出，特麗莎·梅的態度格外認真，她嚴肅地批評約翰遜之流，“政府不是壹場游戲，而是對人民生活產生真正影響的嚴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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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麗莎·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埃德蒙·伯克協會，她曾經擔任主席並推動了很多極為艱辛的思辨，這裡的人們習慣於自負地認為是協會對於更深層次的智識追逐為辯論社的瘋狂活動提供了解藥。在大學時代，她的最大收獲或許是找到了壹生的伴侶菲利浦·梅，他和約翰遜們壹樣，都做過辯論社的主席。所以很大意義上，這對夫婦能夠毫無障礙地分享很多屬於高智商群體的復雜隱喻。他們都是極其幽默的人，總是能夠說出有趣的俏皮話和雙關語，他們的幽默靈感來自於那個年代最為著名的喜劇“The Goodies”。這部劇從1970年播到1982年，在最後的兩年裡，梅的父母接連死去，他們也相繼離開校園開啟了真正的政治生活。朋友們逐漸發現，特麗莎·梅開始嚴肅起來，她不再肆意地開玩笑，如果有人講壹個笑話，她會在旁邊笑，但她不再是那個主動挑逗的人了。
這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是極其自然的。特麗莎·梅不是壹名傳統意義上的政客，英國政壇的權力斗爭夾雜著階級出身、立場派系、精英意識等復雜因素，加之當今時代各種經濟與移民問題、與歐盟若即若離的關系，很多尺度的把握需要極其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言蜚語。特麗莎·梅患有糖尿病，必須每天定時注射胰島素，這也使得她要非常注意飲食。2013年，她決定適當減肥，當時便有留言傳出，認為她是在為取代卡梅倫作形象准備。梅對於這種說法怒不可遏，斥責他們是“馬基雅維裡式的陰謀”。話雖如此，事實上，特麗莎·梅對於政治生活向來嚴肅而認真。她的壹名朋友弗蘭克蘭德曾經告訴BBC，他很難想起梅不是充滿政治抱負的樣子。她非常篤定並總是為之努力，總是在做她認為是正確的事情，總是會在大家都喝醉的時候繼續工作。在威爾遜公投的前夕，有關英國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辯論遍布牛津的街頭巷尾，特麗莎·梅被這種政治氛圍深深感染，比她低壹年級的好朋友柯林森記得，在壹次早飯時，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成為大英帝國的首相。她依稀記得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當上首相的時候，她甚至有些憤怒，在她看來，這個女人先於她達到了目的。
為了實現遠大抱負，特麗莎·梅多年來兢兢業業，小心積蓄著政治能力和政治名望。在移民問題上，她早在任職之初就確立了叁個基本原則：“到這兒來的人必須擁有真正的親屬關系；必須自己支付路費；必須能夠融入英國社會。”在她看來，那170萬從敘利亞戰爭中逃離出來的難民正在祈求幫助，但這種幫助更應該被施與那些仍然困在約旦、黎巴嫩和土耳其難民營裡的人，而不是有能力逃出來的人。她堅持英國每年最多接納5000個移民，並強烈抨擊默克爾在德國的慈善行為。為了最大限度減少移民，那些從印度、中國和中東來的留學生成了她的目標，她提出工作簽證的申請者年薪必須達到至少20500英鎊的標准門檻，這使得印度留學生減少了將近50%。她的格言是“不要讓那些混蛋（滋事移民）折磨你”，恰恰是這樣的姿態贏得了選民的信任。
在脫歐運動中，她幾乎全程隱匿在角落，某種意義上，她甚至過於無視這項革命性的運動了，她曾多次表示英國是世界上第伍大經濟強國，脫歐還是留歐都不會對英國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她不溫不火的態度受到了很多批評，壹名支持留歐的部長曾經指責道，“特麗莎總是在壹旁隱匿，並高貴地希望這壹切結束時不會有壹滴血液濺到她身上。”對此，特麗莎·梅從未否認，在就職演講結束後，有記者問她是否感覺自己同德國總理默克爾壹樣讓人乏味，她坦誠地回答道：“我知道自己不是壹個長於展示自己的政客，我不去參加那些脫口秀節目，不和大家在午飯時聊天八卦，不去議會的吧台喝酒，是的，我很少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讓人們看到，我只是去做好眼前的事。”
某種意義上，這是特麗莎·梅與約翰遜之流之間最為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使選民在驚慌失措時傾向於對她產生壹種先天的信任。脫歐目標實現的當日，約翰遜輕描淡寫地告訴選民，移民終將繼續，仿佛這與他聲嘶力竭扞衛的脫歐立場毫無關系壹般。這是辯論社的偉大傳統之壹，技巧本身才是目的，政策結論根本無人關心，波蘭人、孟加拉人是不是住在倫敦以外的土氣城鎮，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所謂。這些辯論精英自始至終都沒有壹個將脫歐付諸實施的計劃，在他們看來這是壹個乏味的治理問題，最好留給埋頭苦幹的公務員。在退歐公投後，他們可以繼續忙著去競選保守黨領導人，競選本身比承擔責任有趣味得多。越是到後來，人們越是看出，特麗莎·梅的態度格外認真，她嚴肅地批評約翰遜之流，“政府不是壹場游戲，而是對人民生活產生真正影響的嚴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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