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坦诚—也谈汉娜·阿伦特(图)
人们在谈论汉娜·阿伦特时,大都忘不了她和海德格尔那一段情史,不少人为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哲学家终生爱恋一个“讲台上的纳粹”,而深感不值。其实,爱情是很私人的灰色地带,是无解之谜,与“政治正确”不太有干系。尤其是像汉娜这种情感上具有巨大容量的特殊女性,他人的评价大都不足为道。

一般陷入爱中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但汉娜却不是。长于思考的汉娜,对海德格尔失足的错误,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协的批判。但是,女人爱到深处,其潜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觉地掺杂进去了,使得爱和怜悯、宽容混合在一起,对其所钟情的对象更为难舍难分。幼年丧父的汉娜,成年后也没有自己的儿女,在她的感情世界里,海德格尔不仅仅是博学的导师,不仅仅是缠绵的情人、共享思想乐趣的朋友,他甚至也可能带有父亲和儿子的影子。年轻的汉娜曾经下过决心,除了海德格尔不再爱任何人。这个誓言,并不因为后来汉娜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尔失足而完全改变。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年迈倒霉、精神上差点被摧毁的时候,汉娜对他的那种“奇特的感情”重又复燃。具有强大爱的能力的女人,她们往往不是爱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怜疼爱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领域里展露个性锋芒
汉娜对海德格尔的爱情不但不让人看小她,而且还让人相信,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爱,还是可能的。在思想深处,汉娜一直有一个不容混淆的划分:纯粹的个人领域和可视性的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里,人可以寻找意气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人无权干预。而在公共领域里,涉及到公共生活,人们却需要交流,对这个世界承担起共同责任。
和爱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汉娜,经常带着春天般的微笑,热情爽朗,和蔼可亲。但每当她在公共舞台上出现,她便一点也不温柔敦厚,说话拿腔拿调,让人感到一股骄横之气,因此被人称为“厚脸皮汉娜”。对于这种指责,汉娜自己的解释是:公共舞台上演着正义与不公的激烈交锋,任何参与者不应该由于不必要的谦逊,而收敛自己的锋芒。为了求得真理,人们应该勇敢地主动出击,从而将真正富有意义的交锋公之于众。
不但不需要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汉娜还一反传统哲学家埋首沉思的习惯,提出自己的“行动理论”,热切地关注和参与社会。她经常公开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地方发表言论。她认为,公共场合不应该是人们磨平棱角,变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台亮相的公众视野里,一个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发展,更能展现自己的个性锋芒。
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张牙舞爪的汉娜,尽管树敌不少,却是光彩迸发,令人炫目。她始终不遗余力地扞卫正义和自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对极权主义展开透彻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创性,因而蜚声世界,
触动犹太人伤疤遭到围攻
汉娜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不少已经成了世界经典。但重读她的传记,最令笔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学术理论,而是她在面对犹太领导人不光彩的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追问真实、尊重客观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为一个曾经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汉娜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悲剧性的命运。她曾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在流亡之前,她曾协助犹太组织工作。流亡美国后,她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她在思考极权主义的土壤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体验。然而,承担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也能直面犹太人不愿谈及的真相?在纳粹逞凶时,作为受难者的犹太人,他们自身的错误与问题,是否就应该掩盖和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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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一般陷入爱中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但汉娜却不是。长于思考的汉娜,对海德格尔失足的错误,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协的批判。但是,女人爱到深处,其潜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觉地掺杂进去了,使得爱和怜悯、宽容混合在一起,对其所钟情的对象更为难舍难分。幼年丧父的汉娜,成年后也没有自己的儿女,在她的感情世界里,海德格尔不仅仅是博学的导师,不仅仅是缠绵的情人、共享思想乐趣的朋友,他甚至也可能带有父亲和儿子的影子。年轻的汉娜曾经下过决心,除了海德格尔不再爱任何人。这个誓言,并不因为后来汉娜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尔失足而完全改变。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年迈倒霉、精神上差点被摧毁的时候,汉娜对他的那种“奇特的感情”重又复燃。具有强大爱的能力的女人,她们往往不是爱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怜疼爱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领域里展露个性锋芒
汉娜对海德格尔的爱情不但不让人看小她,而且还让人相信,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爱,还是可能的。在思想深处,汉娜一直有一个不容混淆的划分:纯粹的个人领域和可视性的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里,人可以寻找意气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人无权干预。而在公共领域里,涉及到公共生活,人们却需要交流,对这个世界承担起共同责任。
和爱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汉娜,经常带着春天般的微笑,热情爽朗,和蔼可亲。但每当她在公共舞台上出现,她便一点也不温柔敦厚,说话拿腔拿调,让人感到一股骄横之气,因此被人称为“厚脸皮汉娜”。对于这种指责,汉娜自己的解释是:公共舞台上演着正义与不公的激烈交锋,任何参与者不应该由于不必要的谦逊,而收敛自己的锋芒。为了求得真理,人们应该勇敢地主动出击,从而将真正富有意义的交锋公之于众。
不但不需要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汉娜还一反传统哲学家埋首沉思的习惯,提出自己的“行动理论”,热切地关注和参与社会。她经常公开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地方发表言论。她认为,公共场合不应该是人们磨平棱角,变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台亮相的公众视野里,一个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发展,更能展现自己的个性锋芒。
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张牙舞爪的汉娜,尽管树敌不少,却是光彩迸发,令人炫目。她始终不遗余力地扞卫正义和自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对极权主义展开透彻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创性,因而蜚声世界,
触动犹太人伤疤遭到围攻
汉娜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不少已经成了世界经典。但重读她的传记,最令笔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学术理论,而是她在面对犹太领导人不光彩的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追问真实、尊重客观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为一个曾经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汉娜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悲剧性的命运。她曾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在流亡之前,她曾协助犹太组织工作。流亡美国后,她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她在思考极权主义的土壤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体验。然而,承担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也能直面犹太人不愿谈及的真相?在纳粹逞凶时,作为受难者的犹太人,他们自身的错误与问题,是否就应该掩盖和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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