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庐山亮八字周恩来无力回天
风暴面前的选择
这场风暴的到来，是周恩来始料未及的。作为总理，他不能超然事外。此时，他既要研究解决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困难，又要投入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在讨论彭德怀的信以及后来批评彭德怀的过程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尽管彭德怀信中的某些观点实际上与周恩来的看法相同或相近，但在毛泽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的情况下，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周恩来，只能选择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况且，自南宁会议后，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要求一个人特别是像周恩来这样善于维护大局、讲究组织原则、且有高超政治智慧的人简单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周恩来的无知。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形，后来邓小平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坦诚的论述，他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这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后来一些人对周恩来的微词和非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最清楚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却在毛泽东面前或大会上很少提及；二是在彭德怀遭受错误批判时，他非但没像张闻天那样挺身相助，而且还对其进行了批评。
对第一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因“反冒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阴影在周恩来心头还未散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是率先纠“左”的中央领导人之一。1956年，毛泽东主张扩大和加快发展的规模速度，反对右倾保守，以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而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面对急躁带来的困难局面，提出不能超出客观可能，反对盲目冒进。他们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尽管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遭到了毛泽东的猛烈批评。从1957年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批“反冒进”，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周恩来一次次检讨仍不能过关。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还声称，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那时，周恩来一边为国家操劳，一边还要检讨自己的“错误”，乃至提出辞职请求。他向秘书口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可见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想煎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就是周恩来的品格和修养。庐山会议时，他刚刚走出十分苦闷的1958年，会议期间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负责人算细账、抓调整，以这样的努力解决问题。即使如此，还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怎能站出来去讲困难和问题。对此，彭德怀都觉得“恩来受了好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再讲话！”另一方面，周恩来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纠“左”的态度，他只需顺势而为。作为当家人，他最清楚国家经济工作遇到的种种困难，而且深感不安，“不安了半年”了。在同国务院副总理们座谈时周恩来再次强调生产中的问题，并说：“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解决，就有点犯罪的样子。”彭德怀在一旁问他：“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恩来回答：“你不晓得，开始讲，好像我这净是诉苦的事情，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今年你代替我了。”会上，周恩来是鼓励大家讲问题的，“现在怕的是大家不愿意把问题端出来。”但他是把意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上山之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就批评1958年“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而且他更主张应该站在局内看待缺点和错误，“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对他而言，这既是政治态度，也是工作态度。
第二问题，情况虽然复杂，但也有其深刻原因：
一是从维护大局考虑，周恩来必须站在毛泽东一边。
大局是坚持“总路线”。这是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虽带有“左”的色彩，但反映了党和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周恩来把维护总路线视为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实际困难，他曾坦言：“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但有些已基本纠正了。有些大家上山来摆摆问题，以求逐步解决。但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周恩来认为：觉得什么都不行，几乎否定一切，或者是得失各半论是对总路线的动摇。
大局是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几次在会上强调团结问题，还说“得失相当论”者是典型的中间派，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在讲话中四次提到“反冒进”，又点了周恩来的名，并说“反冒进”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讲“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也许是一种激将法。这些，周恩来心知肚明，维护党的团结，是他始终恪守的党性原则。在当时，维护党的团结首要的是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产”。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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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这场风暴的到来，是周恩来始料未及的。作为总理，他不能超然事外。此时，他既要研究解决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困难，又要投入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在讨论彭德怀的信以及后来批评彭德怀的过程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尽管彭德怀信中的某些观点实际上与周恩来的看法相同或相近，但在毛泽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的情况下，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周恩来，只能选择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况且，自南宁会议后，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要求一个人特别是像周恩来这样善于维护大局、讲究组织原则、且有高超政治智慧的人简单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周恩来的无知。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形，后来邓小平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坦诚的论述，他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这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后来一些人对周恩来的微词和非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最清楚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却在毛泽东面前或大会上很少提及；二是在彭德怀遭受错误批判时，他非但没像张闻天那样挺身相助，而且还对其进行了批评。
对第一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因“反冒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阴影在周恩来心头还未散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是率先纠“左”的中央领导人之一。1956年，毛泽东主张扩大和加快发展的规模速度，反对右倾保守，以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而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面对急躁带来的困难局面，提出不能超出客观可能，反对盲目冒进。他们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尽管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遭到了毛泽东的猛烈批评。从1957年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批“反冒进”，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周恩来一次次检讨仍不能过关。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还声称，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那时，周恩来一边为国家操劳，一边还要检讨自己的“错误”，乃至提出辞职请求。他向秘书口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可见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想煎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就是周恩来的品格和修养。庐山会议时，他刚刚走出十分苦闷的1958年，会议期间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负责人算细账、抓调整，以这样的努力解决问题。即使如此，还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怎能站出来去讲困难和问题。对此，彭德怀都觉得“恩来受了好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再讲话！”另一方面，周恩来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纠“左”的态度，他只需顺势而为。作为当家人，他最清楚国家经济工作遇到的种种困难，而且深感不安，“不安了半年”了。在同国务院副总理们座谈时周恩来再次强调生产中的问题，并说：“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解决，就有点犯罪的样子。”彭德怀在一旁问他：“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恩来回答：“你不晓得，开始讲，好像我这净是诉苦的事情，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今年你代替我了。”会上，周恩来是鼓励大家讲问题的，“现在怕的是大家不愿意把问题端出来。”但他是把意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上山之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就批评1958年“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而且他更主张应该站在局内看待缺点和错误，“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对他而言，这既是政治态度，也是工作态度。
第二问题，情况虽然复杂，但也有其深刻原因：
一是从维护大局考虑，周恩来必须站在毛泽东一边。
大局是坚持“总路线”。这是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虽带有“左”的色彩，但反映了党和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周恩来把维护总路线视为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实际困难，他曾坦言：“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但有些已基本纠正了。有些大家上山来摆摆问题，以求逐步解决。但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周恩来认为：觉得什么都不行，几乎否定一切，或者是得失各半论是对总路线的动摇。
大局是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几次在会上强调团结问题，还说“得失相当论”者是典型的中间派，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在讲话中四次提到“反冒进”，又点了周恩来的名，并说“反冒进”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讲“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也许是一种激将法。这些，周恩来心知肚明，维护党的团结，是他始终恪守的党性原则。在当时，维护党的团结首要的是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产”。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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