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庐山亮八字周恩来无力回天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带着很高的兴致登上庐山。刚刚写下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展现了他此时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毛泽东对亲自制定和发动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充满了信心。对于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觉得症结在于所有制、共产风、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并以为经过8个月的纠“左”已经基本解决，困难即将过去。召开这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总结经验，使“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这显然是一种继续纠“左”的心态。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调，大家“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最初，会议是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代表们在画卷般的风景中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而且互相作诗唱和，确有“神仙会”的味道。当然，在小组讨论中，与会人员就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得失，如何估计国民经济的困难和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纠“左”还是反右的问题上存有分歧。《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认识，也集中了大家进一步纠“左”的意见。
长信引发的突变
7月14日，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信。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大跃进”取得的成绩，然后重点对所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在主观因素方面，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表现在浮夸风气普遍滋长，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读后，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可以想象，他在思考。两天之后，他加写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表明自己对这封信的态度，但仅从他加上的这个题目便可以看出是不满意的。
应当说，彭德怀是带着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写这封信的。他出访东欧刚刚回来，看到那里人民生活很好还发生内乱，感慨中国百姓的可爱并为当下形势担忧。上山后，他眼前时常晃动着路上所见的那些衣衫褴褛、满面菜色的逃荒灾民，耳边也总回响起在平江时伤残老红军“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的嘱托，还有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可能也在他心头震荡。所以，彭德怀在西北组讨论时，八天时间里一连作了七次发言或插话，还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插话，对存在问题的批评言辞尖锐、火药味浓。据说，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他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即将散会之时，他感到意犹未尽，而且觉得“能把真正意见反映上去很难”，于是便给毛泽东递上了这封“万言书”。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彭德怀的信，无论出发点，还是反映的内容和方式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单就这封信而言，即使我们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也不能不承认此信依然闪烁着真理之光。但历史是复杂的，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彭德怀的信和他本人的命运正是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走向了反面。
在讨论彭德怀信的过程中，批评者有之，但更有不少与会人员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批评者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肯定者认为，信讲的是实事，是真话，尤其是张闻天等人不仅明确表示支持态度，而且对其中一些受到批评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觉得“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张闻天的发言，立场鲜明，洋洋洒洒，既有理论，又有实例。
这时，毛泽东决定发起反击。7月22日下午，他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进行长时间谈话。是夜，他连吃三次安眠药而不能入睡。次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终于爆发了雷霆之怒。
庐山会议的方向从此发生根本转变，彭德怀的命运也发生了惊天逆转。这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致后人每每忆起这段历史都感到遗憾。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是人们无法改变的。这个看似由一封信引发的偶然事件，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彭德怀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及其后果的估价超出了毛泽东的估计且相差较大，对所犯错误原因的分析，尤其“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更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毛泽东认为，成绩和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总的看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这大概是毛泽东提出要“评价这封信的性质”的最初动因。此外，平心而论，彭德怀在写信前后的发言，有些内容确实不妥。比如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华北会议骂了他四十天的娘”等。其次，对彭德怀上纲上线的批评，为毛泽东下决心反右、整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张闻天等人支持彭德怀的发言，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感到彭、张等人有文武结合之势。第四，历史上的误会或恩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第五，国际环境特别是苏共对我“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也加剧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动机的怀疑。毛泽东将驻苏联大使馆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批转与会同志研究。很明显，毛泽东是要让与会者对比苏联对“大跃进”的攻击与彭德怀信的共同之处。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心态，谨防有人里通外国，内外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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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调，大家“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最初，会议是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代表们在画卷般的风景中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而且互相作诗唱和，确有“神仙会”的味道。当然，在小组讨论中，与会人员就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得失，如何估计国民经济的困难和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纠“左”还是反右的问题上存有分歧。《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认识，也集中了大家进一步纠“左”的意见。
长信引发的突变
7月14日，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信。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大跃进”取得的成绩，然后重点对所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在主观因素方面，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表现在浮夸风气普遍滋长，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读后，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可以想象，他在思考。两天之后，他加写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表明自己对这封信的态度，但仅从他加上的这个题目便可以看出是不满意的。
应当说，彭德怀是带着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写这封信的。他出访东欧刚刚回来，看到那里人民生活很好还发生内乱，感慨中国百姓的可爱并为当下形势担忧。上山后，他眼前时常晃动着路上所见的那些衣衫褴褛、满面菜色的逃荒灾民，耳边也总回响起在平江时伤残老红军“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的嘱托，还有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可能也在他心头震荡。所以，彭德怀在西北组讨论时，八天时间里一连作了七次发言或插话，还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插话，对存在问题的批评言辞尖锐、火药味浓。据说，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他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即将散会之时，他感到意犹未尽，而且觉得“能把真正意见反映上去很难”，于是便给毛泽东递上了这封“万言书”。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彭德怀的信，无论出发点，还是反映的内容和方式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单就这封信而言，即使我们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也不能不承认此信依然闪烁着真理之光。但历史是复杂的，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彭德怀的信和他本人的命运正是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走向了反面。
在讨论彭德怀信的过程中，批评者有之，但更有不少与会人员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批评者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肯定者认为，信讲的是实事，是真话，尤其是张闻天等人不仅明确表示支持态度，而且对其中一些受到批评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觉得“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张闻天的发言，立场鲜明，洋洋洒洒，既有理论，又有实例。
这时，毛泽东决定发起反击。7月22日下午，他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进行长时间谈话。是夜，他连吃三次安眠药而不能入睡。次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终于爆发了雷霆之怒。
庐山会议的方向从此发生根本转变，彭德怀的命运也发生了惊天逆转。这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致后人每每忆起这段历史都感到遗憾。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是人们无法改变的。这个看似由一封信引发的偶然事件，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彭德怀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及其后果的估价超出了毛泽东的估计且相差较大，对所犯错误原因的分析，尤其“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更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毛泽东认为，成绩和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总的看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这大概是毛泽东提出要“评价这封信的性质”的最初动因。此外，平心而论，彭德怀在写信前后的发言，有些内容确实不妥。比如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华北会议骂了他四十天的娘”等。其次，对彭德怀上纲上线的批评，为毛泽东下决心反右、整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张闻天等人支持彭德怀的发言，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感到彭、张等人有文武结合之势。第四，历史上的误会或恩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第五，国际环境特别是苏共对我“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也加剧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动机的怀疑。毛泽东将驻苏联大使馆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批转与会同志研究。很明显，毛泽东是要让与会者对比苏联对“大跃进”的攻击与彭德怀信的共同之处。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心态，谨防有人里通外国，内外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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