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蔓延与治理
编者按：面对香港舆论关注的本土分离主义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田飞龙博士提出香港复苏三部曲：政治和解是前奏，经济参与是过程，精神认同是归宿。他还认为，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框架的经济参与是盘活央港关系与新香港发展的战略性枢纽。在香港问题日益凸出的当下，这篇来自内地学者的看法不失为一种参考观点。
前不久结束的张德江访港，再次引来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讨论。“一国两制”是中国宪制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创新，是改革的实验主义精神与古典治理的多元一体智慧相结合的产物。香港基本法是这一宪制创新的第一个法律结晶，也是最具挑战性和示范性的治理实验。
然而，这一治理实验正遭遇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严峻挑战。经历占中与政改的双重失败后，香港管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未如中央预期的那样转向“经济民生”，而是继续沿着政治对抗路线升级蔓延，逐步形成了一种从理念、组织到行动的“本土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最极端形式是直接的港独诉求，其次是主张2047“本土自决”的准港独诉求，再其次是不与港独直接关联的、广泛的“本土价值观”的确立。本土分离主义直接威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必须对其加以透彻的精神分析与对策设计，有效遏制其激进化、暴力化、民粹化的恶性蔓延态势。
后政改时期的香港，除了常规性地应对议会选举与日常管治问题外，便是沉浸在两种深切的忧虑气氛之中：一种是政改失败带来的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挫折感，一时找不到方向，激进暴力无序蔓延；另一种是面对自身经济下滑的不安及国家开辟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之机遇，举措局促，孤芳自赏和积极参与之间拿捏不定。如今的香港处于一种十分彷徨和低迷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积极的复苏，需要寻求进一步推进“一国两制”的战略枢纽和抓手。
一带一路是关系
香港命运转折的一个关键之处
国家在政改与民主化议题上并未完全关门，而是保留有条件的开放和协商空间，在一带一路经济议题上则热切盼望香港积极参与，寻找新的优势和角色，恢复自信与从容。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是世界经济的活力因素，不仅可以有效转移香港政改带来的挫折感与迷失感，还可逐步提供修复央港关系与两地族群关系的国家性通道。拒绝抑或参与一带一路，正是当下新香港命运转折的关键之处。新香港必须在与国家命运的协同互动中完成浴火重生，其核心指向大体包含三个层面：政治和解是前奏；经济参与是过程；精神认同是归宿。这是香港复苏的三部曲，而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框架的经济参与则是盘活央港关系与新香港发展的战略性枢纽。
精英困顿与自决冲动
本土主义本是任何政治体内部单元的自然政治情感，也是建构升级为国家认同意识的阶梯和基础。在“爱国爱港”的政治叙事中，“爱港”就是香港的本土主义，而且应当是“爱国”的自然政治基础。香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本土分离主义却以“爱港”反对“爱国”而将本土意识引向港独或者所谓的自决之路，这是香港本土主义及其政治意识的内在畸变和异化。香港人的政治意识以国际性和本土性两相确证，直接接通，而严重缺失了国家性与国家认同这一最为关键的意识环节。
在政改受挫和央港失信的特定氛围下，本土分离主义以其暴力美学、理想外观和抗争激情而一扫后政改时期反对派的困顿沉寂，引领青年世代追求超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港独目标，呈现出政治悲情与行动误导，并极大挑战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体制内政纲和非暴力路线。2016年初的旺角暴力事件和港独组党行为，表明香港本土分离主义已作为有一定民意基础和政治挑战能力的“新反对派”形象登上香港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活跃于街头巷尾的一般性社会抗争之中，还积极谋求国际化以及在区议会、立法会两级选举中扩大存在，并严重威胁和裹挟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积极本土化”，造成香港反对派政治意识光谱在总体上的激进化，由此造成基本法秩序的管治危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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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前不久结束的张德江访港，再次引来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讨论。“一国两制”是中国宪制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创新，是改革的实验主义精神与古典治理的多元一体智慧相结合的产物。香港基本法是这一宪制创新的第一个法律结晶，也是最具挑战性和示范性的治理实验。
然而，这一治理实验正遭遇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严峻挑战。经历占中与政改的双重失败后，香港管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未如中央预期的那样转向“经济民生”，而是继续沿着政治对抗路线升级蔓延，逐步形成了一种从理念、组织到行动的“本土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最极端形式是直接的港独诉求，其次是主张2047“本土自决”的准港独诉求，再其次是不与港独直接关联的、广泛的“本土价值观”的确立。本土分离主义直接威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必须对其加以透彻的精神分析与对策设计，有效遏制其激进化、暴力化、民粹化的恶性蔓延态势。
后政改时期的香港，除了常规性地应对议会选举与日常管治问题外，便是沉浸在两种深切的忧虑气氛之中：一种是政改失败带来的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挫折感，一时找不到方向，激进暴力无序蔓延；另一种是面对自身经济下滑的不安及国家开辟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之机遇，举措局促，孤芳自赏和积极参与之间拿捏不定。如今的香港处于一种十分彷徨和低迷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积极的复苏，需要寻求进一步推进“一国两制”的战略枢纽和抓手。
一带一路是关系
香港命运转折的一个关键之处
国家在政改与民主化议题上并未完全关门，而是保留有条件的开放和协商空间，在一带一路经济议题上则热切盼望香港积极参与，寻找新的优势和角色，恢复自信与从容。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是世界经济的活力因素，不仅可以有效转移香港政改带来的挫折感与迷失感，还可逐步提供修复央港关系与两地族群关系的国家性通道。拒绝抑或参与一带一路，正是当下新香港命运转折的关键之处。新香港必须在与国家命运的协同互动中完成浴火重生，其核心指向大体包含三个层面：政治和解是前奏；经济参与是过程；精神认同是归宿。这是香港复苏的三部曲，而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框架的经济参与则是盘活央港关系与新香港发展的战略性枢纽。
精英困顿与自决冲动
本土主义本是任何政治体内部单元的自然政治情感，也是建构升级为国家认同意识的阶梯和基础。在“爱国爱港”的政治叙事中，“爱港”就是香港的本土主义，而且应当是“爱国”的自然政治基础。香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本土分离主义却以“爱港”反对“爱国”而将本土意识引向港独或者所谓的自决之路，这是香港本土主义及其政治意识的内在畸变和异化。香港人的政治意识以国际性和本土性两相确证，直接接通，而严重缺失了国家性与国家认同这一最为关键的意识环节。
在政改受挫和央港失信的特定氛围下，本土分离主义以其暴力美学、理想外观和抗争激情而一扫后政改时期反对派的困顿沉寂，引领青年世代追求超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港独目标，呈现出政治悲情与行动误导，并极大挑战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体制内政纲和非暴力路线。2016年初的旺角暴力事件和港独组党行为，表明香港本土分离主义已作为有一定民意基础和政治挑战能力的“新反对派”形象登上香港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活跃于街头巷尾的一般性社会抗争之中，还积极谋求国际化以及在区议会、立法会两级选举中扩大存在，并严重威胁和裹挟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积极本土化”，造成香港反对派政治意识光谱在总体上的激进化，由此造成基本法秩序的管治危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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