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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分離主義的蔓延與治理 | 溫哥華教育中心
   

[香港] 香港本土分離主義的蔓延與治理

  編者按:面對香港輿論關注的本土分離主義問題,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田飛龍博士提出香港復蘇叁部曲:政治和解是前奏,經濟參與是過程,精神認同是歸宿。他還認為,以“壹帶壹路”為主要框架的經濟參與是盤活央港關系與新香港發展的戰略性樞紐。在香港問題日益凸出的當下,這篇來自內地學者的看法不失為壹種參考觀點。


  

  前不久結束的張德江訪港,再次引來人們對於“壹國兩制”的討論。“壹國兩制”是中國憲制與國家治理的重大創新,是改革的實驗主義精神與古典治理的多元壹體智慧相結合的產物。香港基本法是這壹憲制創新的第壹個法律結晶,也是最具挑戰性和示范性的治理實驗。

  然而,這壹治理實驗正遭遇香港本土分離主義的嚴峻挑戰。經歷占中與政改的雙重失敗後,香港管治與經濟社會發展並未如中央預期的那樣轉向“經濟民生”,而是繼續沿著政治對抗路線升級蔓延,逐步形成了壹種從理念、組織到行動的“本土分離主義”運動。這壹運動的最極端形式是直接的港獨訴求,其次是主張2047“本土自決”的准港獨訴求,再其次是不與港獨直接關聯的、廣泛的“本土價值觀”的確立。本土分離主義直接威脅“壹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必須對其加以透徹的精神分析與對策設計,有效遏制其激進化、暴力化、民粹化的惡性蔓延態勢。

  後政改時期的香港,除了常規性地應對議會選舉與日常管治問題外,便是沉浸在兩種深切的憂慮氣氛之中:壹種是政改失敗帶來的民主化與社會運動挫折感,壹時找不到方向,激進暴力無序蔓延;另壹種是面對自身經濟下滑的不安及國家開辟的“壹帶壹路”戰略框架之機遇,舉措局促,孤芳自賞和積極參與之間拿捏不定。如今的香港處於壹種拾分彷徨和低迷的狀態,迫切需要壹種積極的復蘇,需要尋求進壹步推進“壹國兩制”的戰略樞紐和抓手。

  壹帶壹路是關系

  香港命運轉折的壹個關鍵之處

  國家在政改與民主化議題上並未完全關門,而是保留有條件的開放和協商空間,在壹帶壹路經濟議題上則熱切盼望香港積極參與,尋找新的優勢和角色,恢復自信與從容。壹帶壹路是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新秩序,是世界經濟的活力因素,不僅可以有效轉移香港政改帶來的挫折感與迷失感,還可逐步提供修復央港關系與兩地族群關系的國家性通道。拒絕抑或參與壹帶壹路,正是當下新香港命運轉折的關鍵之處。新香港必須在與國家命運的協同互動中完成浴火重生,其核心指向大體包含叁個層面:政治和解是前奏;經濟參與是過程;精神認同是歸宿。這是香港復蘇的叁部曲,而以壹帶壹路為主要框架的經濟參與則是盤活央港關系與新香港發展的戰略性樞紐。

  精英困頓與自決沖動

  本土主義本是任何政治體內部單元的自然政治情感,也是建構升級為國家認同意識的階梯和基礎。在“愛國愛港”的政治敘事中,“愛港”就是香港的本土主義,而且應當是“愛國”的自然政治基礎。香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本土分離主義卻以“愛港”反對“愛國”而將本土意識引向港獨或者所謂的自決之路,這是香港本土主義及其政治意識的內在畸變和異化。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以國際性和本土性兩相確證,直接接通,而嚴重缺失了國家性與國家認同這壹最為關鍵的意識環節。

  在政改受挫和央港失信的特定氛圍下,本土分離主義以其暴力美學、理想外觀和抗爭激情而壹掃後政改時期反對派的困頓沉寂,引領青年世代追求超越“壹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港獨目標,呈現出政治悲情與行動誤導,並極大挑戰了傳統反對派精英的體制內政綱和非暴力路線。2016年初的旺角暴力事件和港獨組黨行為,表明香港本土分離主義已作為有壹定民意基礎和政治挑戰能力的“新反對派”形象登上香港政治舞台。他們不僅活躍於街頭巷尾的壹般性社會抗爭之中,還積極謀求國際化以及在區議會、立法會兩級選舉中擴大存在,並嚴重威脅和裹挾了傳統反對派精英的“積極本土化”,造成香港反對派政治意識光譜在總體上的激進化,由此造成基本法秩序的管治危機和壹帶壹路戰略的落地困境。

  香港傳統反對派的精英式困頓充分體現於公民黨拾年宣言的敘事風格和路線調整之中。香港公民黨建黨拾周年,其紀念宣言在篇幅與本土化深度上遠超前例,標志著公民黨在政改失敗及本土激進派的雙重擠壓下已作出了“積極本土化”的政治決斷。這壹決斷盡管有著九月份立法會選舉的現實政治壓力因素,但也確反映了公民黨政治理念的內核及其合邏輯的展開。與學苑及本土激進派相對赤裸、原始的本土主義乃至於港獨主張不同,公民黨的本土主義帶有宏大歷史敘事、精英政治風范和隱晦政治修辭的特點,因而至少在中產階級層次具有更強的解釋力、說服力與吸引力。公民黨骨幹多為香港法律界精英,其知識面與政治悟性在壹般學運或本土草根派之上,其政治修辭與政治策略值得認真對待與分析。我們對待公民黨的拾年宣言,不能以“准港獨”或“變相港獨”簡單判定,盡管其實質政治理念與港獨有契合點,但畢竟尚未發展為直接的港獨主張,而容留有壹定的向體制內回轉的余地。他們中的多數人仍然是熟練於談判妥協的法律人,是可予對話的香港中產階級某種意義上的政治代表。我們要注意區分公民黨的本土主義與學苑、本土激進派之類的本土主義,在戒備其港獨轉向的同時,不放棄以“壹國兩制”和基本法為框架的政治溝通與合作的真誠努力。

  方志恒等香港中青世代於4月21日發布《香港前途自決文》,呼應了公民黨拾年宣言的總體取向並更加清晰地展現了壹種超越“壹國兩制”與基本法的自決沖動,成為壹種准港獨式的本土分離主義。自決論對壹國兩制與基本法采取了壹種過分偏重於“兩制隔離”目的的解釋,並要以體制內外的政治行動和話語建構實現香港的“永續自治”。然而,這種隔離主義的香港自決論勢必阻礙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自然融合的進程,阻礙香港對國家戰略發展進程與框架的參與和貢獻,阻礙香港居民之國民意識和政治參與的提升,阻礙在基本法下香港居民之雙普選權利與法治的落實與維系。自決論最大的困難在於高揚本土性與國際性,而有意忽略了作為基礎和中樞的國家性。由於缺乏清晰穩健的國家觀與國家憲制概念,缺乏直接的基本法依據,自決論不僅本身的理論與政治前途很可能是壹種准港獨理論,最終失卻其凝聚香港社會共識、保障香港高度自治及抵制激進港獨的理性訴求,而且體現了壹種過時的孤立主義與隔離意識。

  政治和解探尋出路

  政治和解仍然是重要的,如果沒有圍繞重啟政改的和解以及中央與香港反對派底限互信的搭建,壹帶壹路難奏其效,而香港也只會在“繼續抗爭”中加快衰落,香港管治將無力回天,中央的保持香港繁榮的承諾勢必落空。由此波及台灣,深切損害國家的軟實力、政治威信和整體統壹復興前景。

  本土主義由相對和平的公民抗命走向暴力化的社會抗爭甚至港獨,與政改失敗給香港人帶來的普遍的政治挫折感、對中央的不信任感以及對未來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維系的恐懼感有關。政改失敗後,反對派精英提出重啟政改,近期中間派智庫“民主思路”訪京團團長湯家驊亦再次提出重啟政改要求。政改失敗就像個打氣筒,不斷往本土分離主義這個政治皮球中打氣。治港當考慮拔除門芯,切斷氣源,使港獨泄氣和邊緣化。為此,從疏解香港民眾怨氣、抵消本土激進派自決港獨的操作空間來看,重啟政改應早作預案。

  中央和港府要勇於承擔和正視香港未完成的民主普選議題,尋求在適當時機合法而合理地回應香港民主派的普選訴求和重啟政改願望,發揮中國古典的治水智慧,有效疏浚而非湮堵香港社運及社會怨氣與戾氣的“民主淤積陷阱”。此外,特區政府具體的公共政策改進也是消解本土分離主義風險點與社會基礎的重要層面,以此切割本土分離主義對普通社會矛盾與壹般性管治政策失誤的過度政治化連接、發揮與利用。

  


  如何對待香港未完成的民主普選議題,考驗中央政府的智慧

  (圖源:

  Reuters/VCG)

  “壹帶壹路”走出新路

  香港復蘇,政治和解是前奏,但還不充分。占中運動並非基於純粹的政治原因,還有香港經濟下滑、貧富分化及信心不足的背景性因素。這些香港社會自身的矛盾不解決,政治和解就只能是浮於表面。中央的判斷是,只有發展才能根本解決香港內在矛盾。這裡涉及兩個問題:第壹,單純經濟優惠式的“政策輸血”和依賴工商階層顯然不會帶來香港社會的全面繁榮,反而可能加深社會矛盾沖突,這是既往治港的教訓;第贰,民主指向生活方式與價值觀,與發展相關,但不可能被發展完全吸收和取代,應予正視。不過,無論是民主化還是經濟發展,都需要基本的信心托底,否則都會精神錯亂,誤入歧途。

  壹帶壹路是香港的重大發展機遇,是香港發揮自身優勢貢獻於國家及受惠於自身的重大歷史過程。自國家推出壹帶壹路戰略以來,香港從官方、智庫、商界乃至壹般民眾都表現出積極姿態,但也面臨著多重困擾,尤其是需要香港重新認識自身經濟地位、國家經濟實力與區域經濟秩序變動趨勢,承認香港經濟體的中國身份及中國平台歸宿。香港有著經濟全球化的多重優勢和受益機制,但任何小規模經濟體,無論如何發達,在這個以區域化為基礎的全球化格局中,都必須不斷識別、鞏固甚至重置自身的經濟體系立足點。香港經濟以往高度依賴於英美經濟體系,但隨著亞洲區域經濟的演化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其體系歸宿上的重置與整合已不容懈怠,否則可能貽誤轉型發展良機。

  香港如轉型調整得當,其競爭力提升與社會信心復蘇大有可期。更關鍵的是,香港在經濟上參與壹帶壹路有著顯著的比較優勢:第壹,高度國際化的金融服務體系,不僅可以成功承接與壹帶壹路有關的投融資任務,鞏固自身金融中心地位,還可指導推動中國內地自貿區金融的優化升級,服務國家現代化;第贰,成熟的普通法體系與法治基礎,可以作為區域性貿易仲裁中心與司法文明樞紐,既服務於壹帶壹路的法治與糾紛解決需求,亦同步拉動國家法治的深度轉型;第叁,作為中國內地聯系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樞紐,重新獲得經濟發展機遇;第肆,利用壹國兩制憲制優勢及深港澳合作地緣與技術便利,形成港澳珠叁角集群經濟優勢,作為壹帶壹路與新香港發展的新發動機。

  新香港必須以新經濟為基礎,其轉機就在於如何參與、貢獻及分享國家之壹帶壹路的發展機遇和紅利。“笨蛋,是經濟”,這壹現代政治的經驗法則並未過時。張德江來港主旨亦在於此。

  (本文原載於《多維CN》10期,作者系北京航天航空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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