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蔓延与治理
编者按：面对香港舆论关注的本土分离主义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田飞龙博士提出香港复苏三部曲：政治和解是前奏，经济参与是过程，精神认同是归宿。他还认为，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框架的经济参与是盘活央港关系与新香港发展的战略性枢纽。在香港问题日益凸出的当下，这篇来自内地学者的看法不失为一种参考观点。
前不久结束的张德江访港，再次引来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讨论。“一国两制”是中国宪制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创新，是改革的实验主义精神与古典治理的多元一体智慧相结合的产物。香港基本法是这一宪制创新的第一个法律结晶，也是最具挑战性和示范性的治理实验。
然而，这一治理实验正遭遇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严峻挑战。经历占中与政改的双重失败后，香港管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未如中央预期的那样转向“经济民生”，而是继续沿着政治对抗路线升级蔓延，逐步形成了一种从理念、组织到行动的“本土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最极端形式是直接的港独诉求，其次是主张2047“本土自决”的准港独诉求，再其次是不与港独直接关联的、广泛的“本土价值观”的确立。本土分离主义直接威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必须对其加以透彻的精神分析与对策设计，有效遏制其激进化、暴力化、民粹化的恶性蔓延态势。
后政改时期的香港，除了常规性地应对议会选举与日常管治问题外，便是沉浸在两种深切的忧虑气氛之中：一种是政改失败带来的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挫折感，一时找不到方向，激进暴力无序蔓延；另一种是面对自身经济下滑的不安及国家开辟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之机遇，举措局促，孤芳自赏和积极参与之间拿捏不定。如今的香港处于一种十分彷徨和低迷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积极的复苏，需要寻求进一步推进“一国两制”的战略枢纽和抓手。
一带一路是关系
香港命运转折的一个关键之处
国家在政改与民主化议题上并未完全关门，而是保留有条件的开放和协商空间，在一带一路经济议题上则热切盼望香港积极参与，寻找新的优势和角色，恢复自信与从容。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是世界经济的活力因素，不仅可以有效转移香港政改带来的挫折感与迷失感，还可逐步提供修复央港关系与两地族群关系的国家性通道。拒绝抑或参与一带一路，正是当下新香港命运转折的关键之处。新香港必须在与国家命运的协同互动中完成浴火重生，其核心指向大体包含三个层面：政治和解是前奏；经济参与是过程；精神认同是归宿。这是香港复苏的三部曲，而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框架的经济参与则是盘活央港关系与新香港发展的战略性枢纽。
精英困顿与自决冲动
本土主义本是任何政治体内部单元的自然政治情感，也是建构升级为国家认同意识的阶梯和基础。在“爱国爱港”的政治叙事中，“爱港”就是香港的本土主义，而且应当是“爱国”的自然政治基础。香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本土分离主义却以“爱港”反对“爱国”而将本土意识引向港独或者所谓的自决之路，这是香港本土主义及其政治意识的内在畸变和异化。香港人的政治意识以国际性和本土性两相确证，直接接通，而严重缺失了国家性与国家认同这一最为关键的意识环节。
在政改受挫和央港失信的特定氛围下，本土分离主义以其暴力美学、理想外观和抗争激情而一扫后政改时期反对派的困顿沉寂，引领青年世代追求超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港独目标，呈现出政治悲情与行动误导，并极大挑战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体制内政纲和非暴力路线。2016年初的旺角暴力事件和港独组党行为，表明香港本土分离主义已作为有一定民意基础和政治挑战能力的“新反对派”形象登上香港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活跃于街头巷尾的一般性社会抗争之中，还积极谋求国际化以及在区议会、立法会两级选举中扩大存在，并严重威胁和裹挟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积极本土化”，造成香港反对派政治意识光谱在总体上的激进化，由此造成基本法秩序的管治危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困境。
香港传统反对派的精英式困顿充分体现于公民党十年宣言的叙事风格和路线调整之中。香港公民党建党十周年，其纪念宣言在篇幅与本土化深度上远超前例，标志着公民党在政改失败及本土激进派的双重挤压下已作出了“积极本土化”的政治决断。这一决断尽管有着九月份立法会选举的现实政治压力因素，但也确反映了公民党政治理念的内核及其合逻辑的展开。与学苑及本土激进派相对赤裸、原始的本土主义乃至于港独主张不同，公民党的本土主义带有宏大历史叙事、精英政治风范和隐晦政治修辞的特点，因而至少在中产阶级层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说服力与吸引力。公民党骨干多为香港法律界精英，其知识面与政治悟性在一般学运或本土草根派之上，其政治修辞与政治策略值得认真对待与分析。我们对待公民党的十年宣言，不能以“准港独”或“变相港独”简单判定，尽管其实质政治理念与港独有契合点，但毕竟尚未发展为直接的港独主张，而容留有一定的向体制内回转的余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是熟练于谈判妥协的法律人，是可予对话的香港中产阶级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我们要注意区分公民党的本土主义与学苑、本土激进派之类的本土主义，在戒备其港独转向的同时，不放弃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框架的政治沟通与合作的真诚努力。
方志恒等香港中青世代于4月21日发布《香港前途自决文》，呼应了公民党十年宣言的总体取向并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一种超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自决冲动，成为一种准港独式的本土分离主义。自决论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采取了一种过分偏重于“两制隔离”目的的解释，并要以体制内外的政治行动和话语建构实现香港的“永续自治”。然而，这种隔离主义的香港自决论势必阻碍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自然融合的进程，阻碍香港对国家战略发展进程与框架的参与和贡献，阻碍香港居民之国民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提升，阻碍在基本法下香港居民之双普选权利与法治的落实与维系。自决论最大的困难在于高扬本土性与国际性，而有意忽略了作为基础和中枢的国家性。由于缺乏清晰稳健的国家观与国家宪制概念，缺乏直接的基本法依据，自决论不仅本身的理论与政治前途很可能是一种准港独理论，最终失却其凝聚香港社会共识、保障香港高度自治及抵制激进港独的理性诉求，而且体现了一种过时的孤立主义与隔离意识。
政治和解探寻出路
政治和解仍然是重要的，如果没有围绕重启政改的和解以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底限互信的搭建，一带一路难奏其效，而香港也只会在“继续抗争”中加快衰落，香港管治将无力回天，中央的保持香港繁荣的承诺势必落空。由此波及台湾，深切损害国家的软实力、政治威信和整体统一复兴前景。
本土主义由相对和平的公民抗命走向暴力化的社会抗争甚至港独，与政改失败给香港人带来的普遍的政治挫折感、对中央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维系的恐惧感有关。政改失败后，反对派精英提出重启政改，近期中间派智库“民主思路”访京团团长汤家骅亦再次提出重启政改要求。政改失败就像个打气筒，不断往本土分离主义这个政治皮球中打气。治港当考虑拔除门芯，切断气源，使港独泄气和边缘化。为此，从疏解香港民众怨气、抵消本土激进派自决港独的操作空间来看，重启政改应早作预案。
中央和港府要勇于承担和正视香港未完成的民主普选议题，寻求在适当时机合法而合理地回应香港民主派的普选诉求和重启政改愿望，发挥中国古典的治水智慧，有效疏浚而非湮堵香港社运及社会怨气与戾气的“民主淤积陷阱”。此外，特区政府具体的公共政策改进也是消解本土分离主义风险点与社会基础的重要层面，以此切割本土分离主义对普通社会矛盾与一般性管治政策失误的过度政治化连接、发挥与利用。
如何对待香港未完成的民主普选议题，考验中央政府的智慧
（图源：
Reuters/VCG）
“一带一路”走出新路
香港复苏，政治和解是前奏，但还不充分。占中运动并非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还有香港经济下滑、贫富分化及信心不足的背景性因素。这些香港社会自身的矛盾不解决，政治和解就只能是浮于表面。中央的判断是，只有发展才能根本解决香港内在矛盾。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单纯经济优惠式的“政策输血”和依赖工商阶层显然不会带来香港社会的全面繁荣，反而可能加深社会矛盾冲突，这是既往治港的教训；第二，民主指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与发展相关，但不可能被发展完全吸收和取代，应予正视。不过，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经济发展，都需要基本的信心托底，否则都会精神错乱，误入歧途。
一带一路是香港的重大发展机遇，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贡献于国家及受惠于自身的重大历史过程。自国家推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香港从官方、智库、商界乃至一般民众都表现出积极姿态，但也面临着多重困扰，尤其是需要香港重新认识自身经济地位、国家经济实力与区域经济秩序变动趋势，承认香港经济体的中国身份及中国平台归宿。香港有着经济全球化的多重优势和受益机制，但任何小规模经济体，无论如何发达，在这个以区域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格局中，都必须不断识别、巩固甚至重置自身的经济体系立足点。香港经济以往高度依赖于英美经济体系，但随着亚洲区域经济的演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其体系归宿上的重置与整合已不容懈怠，否则可能贻误转型发展良机。
香港如转型调整得当，其竞争力提升与社会信心复苏大有可期。更关键的是，香港在经济上参与一带一路有着显着的比较优势：第一，高度国际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不仅可以成功承接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投融资任务，巩固自身金融中心地位，还可指导推动中国内地自贸区金融的优化升级，服务国家现代化；第二，成熟的普通法体系与法治基础，可以作为区域性贸易仲裁中心与司法文明枢纽，既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法治与纠纷解决需求，亦同步拉动国家法治的深度转型；第三，作为中国内地联系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枢纽，重新获得经济发展机遇；第四，利用一国两制宪制优势及深港澳合作地缘与技术便利，形成港澳珠三角集群经济优势，作为一带一路与新香港发展的新发动机。
新香港必须以新经济为基础，其转机就在于如何参与、贡献及分享国家之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和红利。“笨蛋，是经济”，这一现代政治的经验法则并未过时。张德江来港主旨亦在于此。
（本文原载于《多维CN》10期，作者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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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结束的张德江访港，再次引来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讨论。“一国两制”是中国宪制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创新，是改革的实验主义精神与古典治理的多元一体智慧相结合的产物。香港基本法是这一宪制创新的第一个法律结晶，也是最具挑战性和示范性的治理实验。
然而，这一治理实验正遭遇香港本土分离主义的严峻挑战。经历占中与政改的双重失败后，香港管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未如中央预期的那样转向“经济民生”，而是继续沿着政治对抗路线升级蔓延，逐步形成了一种从理念、组织到行动的“本土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最极端形式是直接的港独诉求，其次是主张2047“本土自决”的准港独诉求，再其次是不与港独直接关联的、广泛的“本土价值观”的确立。本土分离主义直接威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必须对其加以透彻的精神分析与对策设计，有效遏制其激进化、暴力化、民粹化的恶性蔓延态势。
后政改时期的香港，除了常规性地应对议会选举与日常管治问题外，便是沉浸在两种深切的忧虑气氛之中：一种是政改失败带来的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挫折感，一时找不到方向，激进暴力无序蔓延；另一种是面对自身经济下滑的不安及国家开辟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之机遇，举措局促，孤芳自赏和积极参与之间拿捏不定。如今的香港处于一种十分彷徨和低迷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积极的复苏，需要寻求进一步推进“一国两制”的战略枢纽和抓手。
一带一路是关系
香港命运转折的一个关键之处
国家在政改与民主化议题上并未完全关门，而是保留有条件的开放和协商空间，在一带一路经济议题上则热切盼望香港积极参与，寻找新的优势和角色，恢复自信与从容。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是世界经济的活力因素，不仅可以有效转移香港政改带来的挫折感与迷失感，还可逐步提供修复央港关系与两地族群关系的国家性通道。拒绝抑或参与一带一路，正是当下新香港命运转折的关键之处。新香港必须在与国家命运的协同互动中完成浴火重生，其核心指向大体包含三个层面：政治和解是前奏；经济参与是过程；精神认同是归宿。这是香港复苏的三部曲，而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框架的经济参与则是盘活央港关系与新香港发展的战略性枢纽。
精英困顿与自决冲动
本土主义本是任何政治体内部单元的自然政治情感，也是建构升级为国家认同意识的阶梯和基础。在“爱国爱港”的政治叙事中，“爱港”就是香港的本土主义，而且应当是“爱国”的自然政治基础。香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本土分离主义却以“爱港”反对“爱国”而将本土意识引向港独或者所谓的自决之路，这是香港本土主义及其政治意识的内在畸变和异化。香港人的政治意识以国际性和本土性两相确证，直接接通，而严重缺失了国家性与国家认同这一最为关键的意识环节。
在政改受挫和央港失信的特定氛围下，本土分离主义以其暴力美学、理想外观和抗争激情而一扫后政改时期反对派的困顿沉寂，引领青年世代追求超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港独目标，呈现出政治悲情与行动误导，并极大挑战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体制内政纲和非暴力路线。2016年初的旺角暴力事件和港独组党行为，表明香港本土分离主义已作为有一定民意基础和政治挑战能力的“新反对派”形象登上香港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活跃于街头巷尾的一般性社会抗争之中，还积极谋求国际化以及在区议会、立法会两级选举中扩大存在，并严重威胁和裹挟了传统反对派精英的“积极本土化”，造成香港反对派政治意识光谱在总体上的激进化，由此造成基本法秩序的管治危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困境。
香港传统反对派的精英式困顿充分体现于公民党十年宣言的叙事风格和路线调整之中。香港公民党建党十周年，其纪念宣言在篇幅与本土化深度上远超前例，标志着公民党在政改失败及本土激进派的双重挤压下已作出了“积极本土化”的政治决断。这一决断尽管有着九月份立法会选举的现实政治压力因素，但也确反映了公民党政治理念的内核及其合逻辑的展开。与学苑及本土激进派相对赤裸、原始的本土主义乃至于港独主张不同，公民党的本土主义带有宏大历史叙事、精英政治风范和隐晦政治修辞的特点，因而至少在中产阶级层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说服力与吸引力。公民党骨干多为香港法律界精英，其知识面与政治悟性在一般学运或本土草根派之上，其政治修辞与政治策略值得认真对待与分析。我们对待公民党的十年宣言，不能以“准港独”或“变相港独”简单判定，尽管其实质政治理念与港独有契合点，但毕竟尚未发展为直接的港独主张，而容留有一定的向体制内回转的余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是熟练于谈判妥协的法律人，是可予对话的香港中产阶级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我们要注意区分公民党的本土主义与学苑、本土激进派之类的本土主义，在戒备其港独转向的同时，不放弃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框架的政治沟通与合作的真诚努力。
方志恒等香港中青世代于4月21日发布《香港前途自决文》，呼应了公民党十年宣言的总体取向并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一种超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自决冲动，成为一种准港独式的本土分离主义。自决论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采取了一种过分偏重于“两制隔离”目的的解释，并要以体制内外的政治行动和话语建构实现香港的“永续自治”。然而，这种隔离主义的香港自决论势必阻碍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自然融合的进程，阻碍香港对国家战略发展进程与框架的参与和贡献，阻碍香港居民之国民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提升，阻碍在基本法下香港居民之双普选权利与法治的落实与维系。自决论最大的困难在于高扬本土性与国际性，而有意忽略了作为基础和中枢的国家性。由于缺乏清晰稳健的国家观与国家宪制概念，缺乏直接的基本法依据，自决论不仅本身的理论与政治前途很可能是一种准港独理论，最终失却其凝聚香港社会共识、保障香港高度自治及抵制激进港独的理性诉求，而且体现了一种过时的孤立主义与隔离意识。
政治和解探寻出路
政治和解仍然是重要的，如果没有围绕重启政改的和解以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底限互信的搭建，一带一路难奏其效，而香港也只会在“继续抗争”中加快衰落，香港管治将无力回天，中央的保持香港繁荣的承诺势必落空。由此波及台湾，深切损害国家的软实力、政治威信和整体统一复兴前景。
本土主义由相对和平的公民抗命走向暴力化的社会抗争甚至港独，与政改失败给香港人带来的普遍的政治挫折感、对中央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维系的恐惧感有关。政改失败后，反对派精英提出重启政改，近期中间派智库“民主思路”访京团团长汤家骅亦再次提出重启政改要求。政改失败就像个打气筒，不断往本土分离主义这个政治皮球中打气。治港当考虑拔除门芯，切断气源，使港独泄气和边缘化。为此，从疏解香港民众怨气、抵消本土激进派自决港独的操作空间来看，重启政改应早作预案。
中央和港府要勇于承担和正视香港未完成的民主普选议题，寻求在适当时机合法而合理地回应香港民主派的普选诉求和重启政改愿望，发挥中国古典的治水智慧，有效疏浚而非湮堵香港社运及社会怨气与戾气的“民主淤积陷阱”。此外，特区政府具体的公共政策改进也是消解本土分离主义风险点与社会基础的重要层面，以此切割本土分离主义对普通社会矛盾与一般性管治政策失误的过度政治化连接、发挥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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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香港的重大发展机遇，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贡献于国家及受惠于自身的重大历史过程。自国家推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香港从官方、智库、商界乃至一般民众都表现出积极姿态，但也面临着多重困扰，尤其是需要香港重新认识自身经济地位、国家经济实力与区域经济秩序变动趋势，承认香港经济体的中国身份及中国平台归宿。香港有着经济全球化的多重优势和受益机制，但任何小规模经济体，无论如何发达，在这个以区域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格局中，都必须不断识别、巩固甚至重置自身的经济体系立足点。香港经济以往高度依赖于英美经济体系，但随着亚洲区域经济的演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其体系归宿上的重置与整合已不容懈怠，否则可能贻误转型发展良机。
香港如转型调整得当，其竞争力提升与社会信心复苏大有可期。更关键的是，香港在经济上参与一带一路有着显着的比较优势：第一，高度国际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不仅可以成功承接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投融资任务，巩固自身金融中心地位，还可指导推动中国内地自贸区金融的优化升级，服务国家现代化；第二，成熟的普通法体系与法治基础，可以作为区域性贸易仲裁中心与司法文明枢纽，既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法治与纠纷解决需求，亦同步拉动国家法治的深度转型；第三，作为中国内地联系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枢纽，重新获得经济发展机遇；第四，利用一国两制宪制优势及深港澳合作地缘与技术便利，形成港澳珠三角集群经济优势，作为一带一路与新香港发展的新发动机。
新香港必须以新经济为基础，其转机就在于如何参与、贡献及分享国家之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和红利。“笨蛋，是经济”，这一现代政治的经验法则并未过时。张德江来港主旨亦在于此。
（本文原载于《多维CN》10期，作者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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