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軌] 約翰-惠勒訪談錄——32年前的文章

  最近在網上發現有人賣壹本1984年的《留美通訊》,見下面左圖。這應該算是文化大革命之後赴美留學生所編著的第壹本雜志,於是便通過國內親戚給買了下來,其中有壹篇筆者當年的文章:“科學、教育與社會”,是(1982年)和幾位同學壹起訪問物理學家約翰·惠勒後翻譯整理而成的。憶起當年拜訪這位物理前輩時的情景,不免感歎歲月匆匆,壹晃就34年過去了!先生已於8年前,96歲高齡時駕鶴而去,但當年的寥寥數語,猶言於耳;音容笑貌,歷歷在目。如今時隔30多年後重讀這篇訪談記錄,仍然感覺新鮮、頗受啟發,被這位大師明智風趣的言語及深邃而富有哲理的思想所折服。惠勒早年曾和量子力學奠基人波爾密切合作,後來在普林斯頓又與愛因斯坦長期共事。與兩位偉人不平常的交往促使惠勒晚年時深入思考物理學中的許多基礎問題。此外,他不僅對科學有獨到的見解,對中國和中國文化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這篇訪談錄中,惠勒有關科研、教育、社會等等的觀點和看法,以及對當年中國現狀的評價,至今仍然能發人深思,給人啟迪。


  

  科學、教育與社會

  “這的確是我有生以來最美妙壯觀而又最難以忘懷的壹次旅行啊!”談到對中國的訪問,惠勒教授興奮極了,他似乎又看到了西安秦陵挖掘上千個兵馬俑的宏大場面,又聽到了那泛舟揚子、穿越叁峽時的輪船的汽笛聲……。他深情地說:“遠在40年前,我就開始研究中國,讀有關中國的書,與朋友們談中國。然而,這次訪問中國後,我卻感到我必須再讀40年,再研究40年,再和朋友們談40年,才能真正理解在這短暫的訪問中我所看到的壹切!”

  ……這是1982年春天的壹個下午,在惠勒教授的辦公室裡,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物理系的中國研究生陳平、鄧屯生、陳昌燁、張天蓉拜訪這位當代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優秀的教師和思想家約翰·惠勒的情景。

  由於對中國的文化遺產和哲學思想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刻的了解,惠勒先生的談話自然就從他對中國的訪問開始了:

  “……除了光芒肆射的文明歷史和奮發圖強的民族精神之外,給我以深刻感觸的還有中國科大的少年班。幾拾個拾肆、伍歲的智力超群的年輕人,集中在壹起,由老師給以啟發和指導,這在由金錢和競爭所主宰的美國社會裡是難以想象的。但我的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美國的大學也能進行類似的嘗試。”

  由此,開始了我們與惠勒先生的交談。

  問:“您對增進中美兩國科學界之間的合作有何想法?”

  惠勒:“我很高興看到如此之多的中國學生來到美國。他們不是壹般的學生,他們是從壹個如此偉大的國家,從擁有拾億多人口的偉大民族中挑選出來的最優秀、最有潛力的學生。美國在30年代曾經非常幸運地得到了許多來自歐州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對美國科學的發展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但是他們的人數比起現在來自中國的訪問學生及研究生的數目來說要少得多。因此我相信這些中國留美學者的影響將是極其巨大的。”

  問:“您的研究工作對廣義相對論和天體物理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依您的意見,這些領域的前景如何?理論物理在哪些方面可能產生重大突破?”

  惠勒:“沒有難以解決的矛盾和佯謬,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學的進步。在當今的相對論和天體物理理論中,最令人迷惑的核心問題莫過於‘大爆炸和引力塌縮’。在大爆炸之前,無所謂‘之前’;在塌縮之後,無所謂‘之後’!正是隨著這種‘時間’固有觀念的徹底崩潰,使我們從來認為是以某種永恒方式發展著的物理學,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基礎而深深地困惑於‘被停止’的危機之中。因此,物理學是停止,還是發展?發展,還是停止?……這種不可思議的荒謬結論使我們和1911年憂慮仿徨的玻爾壹樣,被卷進了壹條由真理和矛盾組成的混沌長河……。”

  “使當時的玻爾困惑不解的問題是:為什麼由正負粒子組成的物質沒有塌縮?是哪壹種神奇的力量在維持著物質的穩定?謬誤往往孕育著真理,矛盾和困難發掘了人們的想象,正當形形色色的猜測和臆想充滿了當時的物理學界時,既善於承前又敢於創新的年輕的玻爾破天荒地提出了‘量子’的概念!這個故事多少說明了困難和危機是如何造就了科學上的壹代偉人。中國有句古話:‘時勢造英雄’!科學上也同樣如此。”

  “物理學的領域是如此廣闊,從事物理學研究的人是如此眾多,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如此多種多樣……在這紛繁雜杳的海洋中,什麼才是物理學的關健呢?我想,最基本的恐怕還是那個在哲學和物理學上赫赫有名的、似乎永遠也不會有最後答案的古老問題:什麼是時空。什麼是時空呢?萊布尼茲說:‘……時空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次序。’顯然,他用時空的相對性否定了牛頓所袼守的‘時空絕對’的觀念。愛因斯坦則以更強烈的方式表達了類似的思想:‘時空不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媒介,而是我們用之思想的模式’。壹個物理概念的逐步深化是很耐人尋味的。如果你翻開上壹世紀(19世紀)的物理教科書,就會發現‘彈性’曾被認為是物理學的墓本性質之壹。也就是說,你不能導出它而只能測量它!這正如我們今天處理‘時空’觀念壹樣。是否將來有壹天,我們也能像現在從方程中導出‘彈性’壹樣地從方程中導出‘時空’呢?總而言之,在我看來,只有當我們找到了關於時空概念的更深刻的含義時,自然界的各種相互作用才有真正被統壹的希望。”

  惠勒並不像某些物理學家那樣,終生只在壹小塊領域中辛勤耕耘,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到現代物理的許多不同方面:核物理、基本粒子、廣義相對論、天體物理及宇宙學。理論物理和物理史中的哲學問題是惠勒先生近年來關注的重要課題之壹。在第贰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他和玻爾首先建立了理解核裂變過程的基礎,研究了反應堆的設計和控制問題。1955年愛因斯坦逝世後,惠勒先生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實際上世界范圍)的發展相對論的帶頭人,他首創‘黑洞’壹詞,對引力塌縮的研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每個相對論天體物理工作者案頭都必備他的力作:《引力》。此外,惠勒先生還培養出不少優秀的學生,獲物理學諾貝爾獎的費曼是壹個典型的例子。因此,我們請他談談治學及培養學生的經驗。

  “……剛才曾說到若沒有矛盾和佯謬,就不可能有科學的進步。但只有壹個困難還不夠,絢麗斑駁的思想火花往往閃現在兩個同時並存的矛盾的碰撞切磋之中。

  “因此我們教學生、學科學,就得讓學生有‘危機感’,學生才覺得有用武之地。否則,學生只看見物理學是壹座完美無缺的大廈,問題卻沒有了,還研究什麼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是老師教學生,而是學生‘教’老師。因為壹個有經驗的科學家通常知道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但卻不壹定知道哪些問題是‘好’的問題。在這方面,年輕人卻往往有壹種特殊的‘直覺’。

  “我想這也是將科研中心設立在大學裡而不是集中在科學院的優點。在我看來,壹個科學家如果長期脫離學生,無異於過早地扼殺他自己的科研生命。”

  聽到這兒,我們似乎豁然明白了壹個原來沒有想通的問題:為什麼美國大學裡許多像惠勒這樣頗有聲望、年逾花甲的老教授沒有退休養老,仍然帶著好幾個研究生?惠勒自己就每個學期都教壹、贰門研究生、甚至大學生課程

  知何才能建主壹個真正有效的、世界第壹流的科研中心呢?作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我們很想了解惠勒在這方面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第壹流的人才。辦法很簡單:先請壹些最優秀的科學家來商議,等他們提出了方案,再請他們出面邀請壹些科學家來工作。

  “……比如,早期的玻爾研究所,樓房大小不及壹家私人住宅,人員通常只有伍個,但它卻不愧是當時物理學界的先驅,叱吒著量子理論的壹代風雲!在那兒,各種思想的新穎和活躍,在古今的研究中是罕見的。尤其是每天早晨的討論會,既有發人深思的真知灼見,也有貽笑大方的狂想謬誤;既有嚴謹的學術報告,也有熱烈的自由爭論。然而,所謂地位的顯赫、名人的威權、家長的說教、門戶的偏見,在那斗室之中,卻是沒有任何立足之處的。”

  問:“為了促進發展中國家科學文化的進步,必須制定切實可行的科技政策。你認為哪些問題是制定政策時必須優先考慮的?科學工作與工業生產各有什麼異同點呢?”

  惠勒:“愛因斯坦曾用‘肆無忌憚的機會主義者’來定義科學家。他用‘肆無忌憚’來形容科學家為了解決研究中的難題而不擇壹切手段,利用壹切機會,想盡壹切辦法,竭盡壹切努力的奮斗精神……”

  講到這兒,惠勒先生笑了。他談諧地說:“那時,即使你要他頭頂地倒立著,他也會照辦。因為科學問題的解決,只有靠科學家不屈不撓的努力。上帝絕不會恩賜他什麼‘錦囊妙計’!而在工業生產中,卻不完全是這樣的。”

  “科學和工業都需要利用類似於‘智囊團’這樣的形式來鼓勵新思想。壹個新思想就像在襁褓中的嬰兒,它是弱小的、發育不全的,甚至是未成形的。它代表了希望而不是代表完美。執政者的任務就是要幫助和扶持這些未成熟的,甚至有時看起來荒唐可笑的胚胎想法健康成長。”


  “‘智囊團’的名稱是(安德魯·卡內基)最早提出來的,這是他為壹家公司提供金屬鋁的新用途而采取的方法。他把人們召集到壹起,要求每個人都說出自己對於使用鋁的各種想法,即使你的想法是極端荒謬可笑和不合實際,你也不用害怕把它說出來。第壹代想法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於是又產生了第贰代想法……然後,大家又回過頭來,集思廣益,反復推敲,最後決定了壹個最好的方案。”

  “要計劃好壹個國家的任何事項,如果只靠壹個人或者壹群人是非常困難的。這使我回憶起在贰拾年代,當GM汽車公司處於重重危機之中時,新上任的總經理斯隆改變了過去那種壹切權利集中在總公司的管理辦法,將GM分成肆個分公司,各自獨立地生產和銷售汽車。新方針實施後,困難得以克服,形勢迅速好轉。這是什麼道理呢?我想除了競爭刺激了生產的發展和產品質量的提高之外,就是因為把制定方針的權力從總公司下放到了各個分公司,從壹群人變成了肆群人。這樣就有了肆種不同的方針,如果某分公司的辦法取得了成功,其他的分公司則可學習和仿效,如果某分公司犯了錯誤,其他分公司則能引為借鑒,避免重蹈覆轍。”

  惠勒先生的興趣不限於物理。他不僅曾擔任過美國物理學會會長,而且還曾任美國哲學學會副會長,同時又是美國數學學會、美國藝術科學院、國家科學院的成員,並多次榮獲各種獎金和勳章。於是,我們又請他談談科學與哲學以及文化藝術之間的關系問題。

  “記得在壹次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紀念會上,有人引用大戰時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的話說:‘戰爭對於政治是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只讓軍人們掌管’;同樣地,哲學對於科學是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只讓哲學家們關心。這是認為‘科學家要重視哲學’的壹派觀點。玻爾和愛因斯坦都是這樣。另壹派極端者則說:哲學是什麼?不過是壹個拖在汽車後面的破罐子,當汽車全速前進的時候,它只在後面發出噪聲。其他意見則在這兩種極端之間,你們可作自己的選擇。”

  “科學能給予我們看待許多事物的觀點和方法,但決不能解決世界上的壹切難題。比如說,人類將創造出最壯麗的詩歌,最美妙的音樂,最深刻的繪畫,最精致的雕塑。對於這些領域,科學幾乎是無能為力的!”

  問:“科學技術在所有國家都受到歡迎,然而不同的文化在互相接觸時常常發生沖突。你以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應如何增進他們之間的相互了解?”

  惠勒:“如果你同壹個法國人討論是否婦女的行為舉止應該和男人完全壹樣這個問題時,他會引用壹個著名的諺語來忠告你,那就是:差別萬歲!”

  “對於不同的文化習慣,我也有類似的想法。世界各國不同的文化組成人類巨大的精神財富,每種文化都有它獨具的風格和精華。如果人能有機會得以了解其它的文化,那是人生的壹種莫大享受。科學則可以說是超越各個國家之上的壹種共同文化,它是壹種各國科學家都能說的共同語言,它促使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得以滲透和溝通。

  “我還清楚地記得1950年在日內瓦召開的第壹屆和平利用原子能大會上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壹見如故的熱烈場面,他們甚至放棄壹些正式的會議而聚集在壹起暢談他們所熱衷的科學問題。”

  “玻爾曾經寫信給聯合國,希望聯合國要為實現壹個開放的世界而努力。他認為壹個和平的世界首先必須是壹個開放的世界。他的開放是指世界土每個人都應該能自由地訪問別的國家,這樣有利於促進人類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他提到總統羅斯福在他死亡前准備的日內瓦講稿中引證的壹段話:‘……科學家是聯結世界各國的紐帶,因為他們能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富蘭克林對此則有更為精辟的論述,在英美戰爭期間,他甚至要求部下給予英國科學家以繼續科學觀測和研究工作的自由。他說‘……上帝不僅賦予我們對自由的熱烈渴求,同時也賜給人類壹個巨大無比的知識寶庫。對壹個自然科學家來說,無論他置身於地球上的哪壹個地方,他都應該可以說:這就是我的國家’”

  談話進行了兩個小時之後,惠勒先生用他那輕微、低沉、緩慢、平穩的語調,熱情地對我們說:

  “……你們中國是偉大的。你們有偉大的歷史、偉大的人民,能和你們交談我深感榮幸。個人是輕微的,但我們生活在壹個如此豐富多彩、激動人心的世界上。每天,我都面帶笑容,心情舒暢,理由是感到真幸運,能在壹個如此有趣的世界裡活著。”

  是啊!我們的世界是如此豐富多彩,千變萬化,科學、教育、社會……,我們還來不及仔細回味惠勒教授的最後幾句話,就不得不匆忙地走出了他的辦公室。因為壹個預約在此時與他討論物理問題的年輕的研究生已經站在門口等了整整壹分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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