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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義導致整個社會的墮落(圖)
功利主義導致整個社會的墮落(圖)功利主義導致整個社會的墮落(圖)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功利主義的改革。功利主義改革的基本哲學是，經濟發展是社會最大的“善”，GDP增長是最大的“善”；衡量壹切政策的標准就是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和GDP的增長，凡是有利於GDP增長的就是好的，不利於GDP增長的就是不好的；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甚至可以不考慮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
唯GDP論讓中國改革趨向功利主義並導致社會墜落（圖源：VCG）
功利主義當然不是中國人的發明。200多年前英國哲學家邊沁創造了功利主義哲學，用來指導英國法律制度的改革；經過他的學生、經濟學家約翰穆爾的改造，功利主義就變成了整個經濟學的基本哲學。
功利主義包括個體功利主義和社會功利主義兩個方面：個體功利主義就是每個人都趨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數；社會功利主義就是最大化所謂的“社會福利”。社會功利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當性來證明手段的正當性。它評價任何事情的標准都是後果主義的，只要我的目標是好的，就可以不擇手段，不論這個目標是“經濟增長”、“國家利益”，還是“社會福利”。
在許多情況下，功利主義經濟學也是擁護市場經濟的，但它把市場完全當作工具性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市場被認為有利於效率、有利於所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時候，它才擁護市場；壹旦市場被認為不利於效率比如說存在所謂的“市場壟斷”、“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的情況，它就主張用政府幹預市場同理，功利主義對私有產權和自由的支持也是工具性的。
但我們人類做什麼樣的事情是正當的或不正當的，僅僅用功利主義標准可能是不行的，因為這樣的標准可能會侵害人類的基本權利。比如說，假定社會中有幾個長相奇丑無比的人，絕大多數人不喜歡他們，那麼，按照社會功利主義的標准，殺掉他們就可以提高社會總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我們能認為這樣做是正當的嗎？在現實中，按照功利主義的標准，任何個體的權利都可以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社會利益”的名義被侵害、被剝奪，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與功利主義相對立的另壹種正義標准，我稱之為權利主義。權利主義是說作為個體，我們每壹個人都有壹些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這些基本權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剝奪的，目標的正當性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當性。權利主義也有很長的歷史傳統，它從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理論發展而來，兩百年前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自由理論就是壹種權利主義理論，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自由平等理論，諾齊克的自我所有權理論，羅斯巴德的自然權利理論和哈耶克的自由演化主義，都可以歸為權利主義哲學，盡管它們之間也有很大的分歧。
權利主義對於市場的扞衛是基於人的道德權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嚴，而不是效率，至少不僅僅是效率。也就是說，權利高於功利。
我們中國人雖然沒有發明功利主義哲學，但壹直有功利主義傳統。秦始皇的“富國強兵”就是功利主義。當年搞計劃經濟也是功利主義的，它把國家的經濟發展“趕超戰略”當作壹切政策的標准，也就為剝奪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提供了正當性理由。改革開放後，我們不再認為計劃經濟是發展經濟的有效手段，轉向發展市場經濟，但無論是對計劃經濟的否定還是對市場經濟的擁護，都是功利主義的。這樣的思維方式至今沒有改變。無論是“壹切為了增長”，還是“穩定壓倒壹切”，其實都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評價任何政策就是看是否有利於經濟增長效率，是否有利於社會穩定，而不考慮這些政策是否侵害到人們的基本權利。
舉例來說，為了經濟增長，就要搞大規模的建設，要修路、蓋房子、建商場，所以就會有拆遷，這個拆遷就是正當的，至於用什麼樣的方式拆遷就無關緊要了。我們甚至可以用野蠻的手段來拆遷，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幸，美其名曰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但仔細想壹下，即使我們的目的是對的，能以這樣的目的來證明我們在拆遷當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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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GDP論讓中國改革趨向功利主義並導致社會墜落（圖源：VCG）
功利主義當然不是中國人的發明。200多年前英國哲學家邊沁創造了功利主義哲學，用來指導英國法律制度的改革；經過他的學生、經濟學家約翰穆爾的改造，功利主義就變成了整個經濟學的基本哲學。
功利主義包括個體功利主義和社會功利主義兩個方面：個體功利主義就是每個人都趨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數；社會功利主義就是最大化所謂的“社會福利”。社會功利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當性來證明手段的正當性。它評價任何事情的標准都是後果主義的，只要我的目標是好的，就可以不擇手段，不論這個目標是“經濟增長”、“國家利益”，還是“社會福利”。
在許多情況下，功利主義經濟學也是擁護市場經濟的，但它把市場完全當作工具性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市場被認為有利於效率、有利於所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時候，它才擁護市場；壹旦市場被認為不利於效率比如說存在所謂的“市場壟斷”、“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的情況，它就主張用政府幹預市場同理，功利主義對私有產權和自由的支持也是工具性的。
但我們人類做什麼樣的事情是正當的或不正當的，僅僅用功利主義標准可能是不行的，因為這樣的標准可能會侵害人類的基本權利。比如說，假定社會中有幾個長相奇丑無比的人，絕大多數人不喜歡他們，那麼，按照社會功利主義的標准，殺掉他們就可以提高社會總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我們能認為這樣做是正當的嗎？在現實中，按照功利主義的標准，任何個體的權利都可以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社會利益”的名義被侵害、被剝奪，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與功利主義相對立的另壹種正義標准，我稱之為權利主義。權利主義是說作為個體，我們每壹個人都有壹些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這些基本權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剝奪的，目標的正當性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當性。權利主義也有很長的歷史傳統，它從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理論發展而來，兩百年前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自由理論就是壹種權利主義理論，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自由平等理論，諾齊克的自我所有權理論，羅斯巴德的自然權利理論和哈耶克的自由演化主義，都可以歸為權利主義哲學，盡管它們之間也有很大的分歧。
權利主義對於市場的扞衛是基於人的道德權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嚴，而不是效率，至少不僅僅是效率。也就是說，權利高於功利。
我們中國人雖然沒有發明功利主義哲學，但壹直有功利主義傳統。秦始皇的“富國強兵”就是功利主義。當年搞計劃經濟也是功利主義的，它把國家的經濟發展“趕超戰略”當作壹切政策的標准，也就為剝奪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提供了正當性理由。改革開放後，我們不再認為計劃經濟是發展經濟的有效手段，轉向發展市場經濟，但無論是對計劃經濟的否定還是對市場經濟的擁護，都是功利主義的。這樣的思維方式至今沒有改變。無論是“壹切為了增長”，還是“穩定壓倒壹切”，其實都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評價任何政策就是看是否有利於經濟增長效率，是否有利於社會穩定，而不考慮這些政策是否侵害到人們的基本權利。
舉例來說，為了經濟增長，就要搞大規模的建設，要修路、蓋房子、建商場，所以就會有拆遷，這個拆遷就是正當的，至於用什麼樣的方式拆遷就無關緊要了。我們甚至可以用野蠻的手段來拆遷，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幸，美其名曰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但仔細想壹下，即使我們的目的是對的，能以這樣的目的來證明我們在拆遷當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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