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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世界民主化的成功與失敗
伊斯蘭世界民主化的成功與失敗伊斯蘭世界民主化的成功與失敗
不要以恐怖主義來想象穆斯林，以IS來想象伊斯蘭國家
許紀霖：伊斯蘭世界不是我們想象得這麼簡單，千萬不要以恐怖主義來想象穆斯林，以IS來想象伊斯蘭國家。土耳其、伊朗和突尼斯，都有了自己的民主經驗和特色，而且在政治上也實現了穩定。雖然按照西方的民主標准，你可以對它們有許多批評。為什麼在伊斯蘭世界，民主建國有些成功，有些失敗？顯然，與世俗化到何種程度，市民社會的成熟與否有密切關系，也與制度的設置是否得到社會各種力量，包括世俗力量和伊斯蘭力量的壹致認可，是否形成制度共識有關。在民主化進程當中，宗教與世俗、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必定會表面化，但壹旦社會比較成熟，有超越宗教、民族和政治的市民社會出來調解，就有可能形成突尼斯式的“共識民主”，這與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成功有異曲同工之妙，值得我們重視。
伊斯蘭世界需要建立壹種既能夠保留傳統又能夠回應現代化的秩序
劉擎：從比較大的視野來看，現代化作為世界性的運動發源於歐洲，後來逐漸擴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區，但在穆斯林生活的主要地區出現了相當大的困難。現代社會並不是壹個盡如人意的社會，但現代化的過程很難逆轉和避免，我們當然可以說有不同類型的現代性，但無論怎樣的現代化都會對傳統社會的結構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沖擊。在無法拒絕又難以適應現代化的某些地區，會出現所謂“流民”，他們無法在新的社會結構和意義世界中安放自己。流民既可能是生存意義上的，就是在基本生活方面無處安置，也可能是精神意義上面，就是在精神上“無家可歸”。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意義上，無家可歸的流民可能表現為兩種形態：壹種形態就是難民，還有壹部分可能重新集結尋找或創造壹個反現代的生活家園。當這種意願無法實現，其中就有人會被宗教極端主義所吸納。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現代性不完全是好東西，現代化要成為好東西也是有條件的。伊斯蘭世界需要建立秩序，壹種既能夠保留傳統又能夠回應現代化的要求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使得流民得以在本地安置。移民也是壹個安置的選項，移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的處境越好，同化成功的可能性或許就越大。這當然是從原則上來講，在實踐層面的國際和國內的政策，壹定會有大量復雜的問題要應對。但無論如何，回到我最初的觀點，我們需要壹個宗教、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綜合性的解釋框架，也需要在綜合的框架中考慮問題，並注重各個國家的地方性特征。
自殺式襲擊本身是IS的自殺行為
最後我想說壹下對於IS這次恐怖襲擊的具體看法。我的基本判斷是，這次自殺式襲擊本身是IS的自殺行為，可能是它自我覆滅的開始。IS的這種恐怖主義實施的是壹種“超限戰”，就是突破任何人的道德底線。超限戰的有效性依賴壹種野蠻與文明的道德不對稱性，就是認定文明國家會有道德底線，或者至少“虛偽地”堅持某種原則，但是道德不對稱是可以打破的。大家知道以色列，1972年慕尼黑恐怖襲擊後，以色列不僅有軍事報復，還對“黑九月”搞起了系列暗殺。當時的總理梅厄憤怒與震驚地說，是你們把我們逼到和你們壹樣野蠻的地步，那對不起，我們就開始暗殺。IS的這次巴黎恐怖襲擊有可能使得歐美在反恐戰略上出現“以色列化”的轉向。降低“道德底線”也不會降低到恐怖組織壹樣低的水平（不會用核武器），西方的技術優勢就會顯現出來，畢竟雙方還有軍事力量和技術上的不對稱性。反恐戰爭是“國家”對“非國家”的戰爭，這是個難題，但不是死結。當代“游擊戰”是信息戰，並非無蹤可循，何況IS還是自稱的“國”，還有個主要的領地目標在那裡。
歐美決定戰爭的“政治意志”有很高的成本問題，不只是經濟的，主要是政治的。政治意志並不玄妙，是民主政體中的政治領袖做出非常決斷要付出的成本。“9·11”事件讓小布什彰顯了“政治意志”，這不關乎他個人的意志力強弱，而是當時民情允許他支付這個成本，可以讓國民去流血犧牲，政治成本是可控的。而奧巴馬在外交上的“優柔寡斷”是伊拉克戰爭後遺症，成本太高了。
未來部分流民走向暴力的傾向仍然會出現。基地組織可能還會持續很久，也可能會有新的形態，總的趨勢取決於許多因素。根本上，積極面向上是如何安置流民，這是極為困難的問題，但消極意義上控制流民暴力化的規模和力度，還是有辦法的，只是需要壹個決定性的時刻。巴黎襲擊是不是這個時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再有華盛頓的襲擊那就差不多了。現在可能是歐美被以色列“喚醒”的時刻，因為以色列人可以說（套用阿薩德的句式）：法國人今天感受的沖擊，是我們的日常處境，但我們生存下來，並且仍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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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許紀霖：伊斯蘭世界不是我們想象得這麼簡單，千萬不要以恐怖主義來想象穆斯林，以IS來想象伊斯蘭國家。土耳其、伊朗和突尼斯，都有了自己的民主經驗和特色，而且在政治上也實現了穩定。雖然按照西方的民主標准，你可以對它們有許多批評。為什麼在伊斯蘭世界，民主建國有些成功，有些失敗？顯然，與世俗化到何種程度，市民社會的成熟與否有密切關系，也與制度的設置是否得到社會各種力量，包括世俗力量和伊斯蘭力量的壹致認可，是否形成制度共識有關。在民主化進程當中，宗教與世俗、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必定會表面化，但壹旦社會比較成熟，有超越宗教、民族和政治的市民社會出來調解，就有可能形成突尼斯式的“共識民主”，這與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成功有異曲同工之妙，值得我們重視。
伊斯蘭世界需要建立壹種既能夠保留傳統又能夠回應現代化的秩序
劉擎：從比較大的視野來看，現代化作為世界性的運動發源於歐洲，後來逐漸擴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區，但在穆斯林生活的主要地區出現了相當大的困難。現代社會並不是壹個盡如人意的社會，但現代化的過程很難逆轉和避免，我們當然可以說有不同類型的現代性，但無論怎樣的現代化都會對傳統社會的結構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沖擊。在無法拒絕又難以適應現代化的某些地區，會出現所謂“流民”，他們無法在新的社會結構和意義世界中安放自己。流民既可能是生存意義上的，就是在基本生活方面無處安置，也可能是精神意義上面，就是在精神上“無家可歸”。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意義上，無家可歸的流民可能表現為兩種形態：壹種形態就是難民，還有壹部分可能重新集結尋找或創造壹個反現代的生活家園。當這種意願無法實現，其中就有人會被宗教極端主義所吸納。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現代性不完全是好東西，現代化要成為好東西也是有條件的。伊斯蘭世界需要建立秩序，壹種既能夠保留傳統又能夠回應現代化的要求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使得流民得以在本地安置。移民也是壹個安置的選項，移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的處境越好，同化成功的可能性或許就越大。這當然是從原則上來講，在實踐層面的國際和國內的政策，壹定會有大量復雜的問題要應對。但無論如何，回到我最初的觀點，我們需要壹個宗教、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綜合性的解釋框架，也需要在綜合的框架中考慮問題，並注重各個國家的地方性特征。
自殺式襲擊本身是IS的自殺行為
最後我想說壹下對於IS這次恐怖襲擊的具體看法。我的基本判斷是，這次自殺式襲擊本身是IS的自殺行為，可能是它自我覆滅的開始。IS的這種恐怖主義實施的是壹種“超限戰”，就是突破任何人的道德底線。超限戰的有效性依賴壹種野蠻與文明的道德不對稱性，就是認定文明國家會有道德底線，或者至少“虛偽地”堅持某種原則，但是道德不對稱是可以打破的。大家知道以色列，1972年慕尼黑恐怖襲擊後，以色列不僅有軍事報復，還對“黑九月”搞起了系列暗殺。當時的總理梅厄憤怒與震驚地說，是你們把我們逼到和你們壹樣野蠻的地步，那對不起，我們就開始暗殺。IS的這次巴黎恐怖襲擊有可能使得歐美在反恐戰略上出現“以色列化”的轉向。降低“道德底線”也不會降低到恐怖組織壹樣低的水平（不會用核武器），西方的技術優勢就會顯現出來，畢竟雙方還有軍事力量和技術上的不對稱性。反恐戰爭是“國家”對“非國家”的戰爭，這是個難題，但不是死結。當代“游擊戰”是信息戰，並非無蹤可循，何況IS還是自稱的“國”，還有個主要的領地目標在那裡。
歐美決定戰爭的“政治意志”有很高的成本問題，不只是經濟的，主要是政治的。政治意志並不玄妙，是民主政體中的政治領袖做出非常決斷要付出的成本。“9·11”事件讓小布什彰顯了“政治意志”，這不關乎他個人的意志力強弱，而是當時民情允許他支付這個成本，可以讓國民去流血犧牲，政治成本是可控的。而奧巴馬在外交上的“優柔寡斷”是伊拉克戰爭後遺症，成本太高了。
未來部分流民走向暴力的傾向仍然會出現。基地組織可能還會持續很久，也可能會有新的形態，總的趨勢取決於許多因素。根本上，積極面向上是如何安置流民，這是極為困難的問題，但消極意義上控制流民暴力化的規模和力度，還是有辦法的，只是需要壹個決定性的時刻。巴黎襲擊是不是這個時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再有華盛頓的襲擊那就差不多了。現在可能是歐美被以色列“喚醒”的時刻，因為以色列人可以說（套用阿薩德的句式）：法國人今天感受的沖擊，是我們的日常處境，但我們生存下來，並且仍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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