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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的言论自由思想有其局限性
储安平的言论自由思想有其局限性储安平的言论自由思想有其局限性
储安平的衣冠冢在其老家宜兴落成的消息，让很多的人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位昔日的“大右派”身上。储安平被划为“大右派”的原因是他对自由民主的坚持。但在对自由民主的认识上，储安平的思想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中他认为言论自由分两步走的思想就有待商榷。
储安平与《观察》（图片来源：水煮百年）
肯定了储安平先生的思想价值，但在言论自由、政治宽容等具体问题上，蔡志栋也指出了储安平先生的思想局限性。
据悉，5月18日，储安平的衣冠冢在宜兴西郊的龙墅公墓落成。引起思想界诸多感慨。虽然很多新闻里面都说，储安平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度娘”会友好的解决任何好奇的年轻人的大多数追问。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学界已经出版了若干专著，对储安平做出了研究，尤其盛赞其自由民主思想。不过，我在阅读储安平的文字之后，觉得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除了不可否认的亮点之外，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甚至是严重的问题，这最明显的表现在他的言论自由思想和对“容忍”的看法上。
储安平被称为民国三大报人之一。这个身份就彰显出了他对于言论自由的高度重视。他的言论自由思想具有以下内涵：言论自由首先要求人们爱好自由思想。显然，在逻辑上言论自由是以自由思想为前提的。在现实上，言论自由以人身自由为前提。储安平指出：“要使人民有言论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假如人身自由没有切实的保障，则其他一切自由都不会真正存在。”（《储安平集》，张竟无编，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551页）
储安平的这个观点，具有显性和隐性两层含义。从显性的层面说，这个观点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一般而言，说到言论自由显然是以言论者的存在为前提，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解放前的环境下，不仅言论自由权得不到保证，人们的生存权也岌岌可危。所以储安平才有这一番话。
从隐性的层面看，这番话一定程度上又深化了对自由主义的论证。众所周知，从西方的密尔（Mill）开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件。密尔《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本质上论述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该书中，密尔一方面贯彻了自由主义的逻辑前提：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使用了新的论证方法：功利主义。虽然他也讨论到了不能消灭言论乖张者的人身存在的问题（因为也许胡说八道之中包含着对人类有益的真理），但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得到额外的强调----因为，在他的语境中，这怎么会是一个问题呢！
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储安平突出人身自由，实际上仍旧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个人主义，并且深化之。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起源来看，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本质上突出的都是人的心智能力，而没有对身体存在这个维度做出较多的关注。所以，储安平这句话，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逻辑前提：身体存在的意义。进一步看，由于身体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权利的问题，它还关涉到最基本的、形而下的话题，此即人民的生存，基本的含义是糊口。
但是，储安平对自由言论的理解存在着某种限度。
限度一：他虽然高度重视言论自由，却主张言论自由要分两步走：“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如果说这是一种策略，那似乎无可厚非，因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言论总比谁都三缄其口好。但如果这是一种学理，则大有问题。言论自由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和言说者的职业身份无关。
限度二：储安平混淆了权利和能力。在学理上，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它和当事人本身的能力无关。但请注意储安平在此的措辞：“其次再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这种混淆十分明显。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恐怕和上文所说的储安平将人身自由设定为言论自由的前提相关。这种设定，既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点上文已述；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人身自由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活着”。换而言之，“要使一般人民食能饱衣能暖之后，他们才知什么叫‘意见’”，也即懂得自由表达。
从更深处看，储安平在这方面的限度不仅是其思想内部的逻辑发展所决定的，而且，也是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从先秦的孔孟开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劳心者”、“劳力者”之分，“大体”、“小体”之异则是儒家的金科玉律，并泛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储安平的言论自由“两步走”的思路中，我们能依稀分辨出传统的身影。至于他将权利和能力混为一谈的谬误，实质上也是中国先秦以来的愚民政策所惯用的手法，直到近世的康有为，也借口民智不足不可以行民主，遭到了章太炎的迎头痛击。令人惋惜的是，珍惜、高扬言论自由如储安平，不知不觉也重蹈传统的窠臼。
这也导致了他对孙中山的“训政”思想的批评并非十分到位。“训政”思想认为在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之前必须替人民做主，实行“训政”，它的根本弊病在于漠视民众的政治主体性。储安平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这点，所以他主张民主政治的实践性。但是，他认为“训政”论之所以不好，一个原因是国民党政府这位民主政治的“母亲”做得不合格。他说：“训政的目的，即在训练人民如何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然而，我们现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训政20年的成绩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种教训，则过去的失败就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败。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这里重要的在于，他似乎还相信“训政”这种模式还行得通。窃以为，任何一种“训政”思想都是对民众政治主体性的戕害。储安平的这种观点未免美中不足。何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中国传统对他的潜在影响太深。
以上储安平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也许是他民主政治思想中最值得商榷的，除此之外，储安平对民主自由政治思想中“容忍”的看法也需要反思。储安平指出，民主政治要求“人人有容忍异己的态度”，他认为，容忍异己一方面是一种修养和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理性的表现，即，能够倾听不同意见，进行理性的讨论，这是有助于民主的展开的。今日盛行的协商民主从某种角度看，也是理性和民主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无论是储安平还是比他影响更大的胡适，都将“容忍”主要理解为一种道德品质，而没有指出这应该是一个政治原则，应该转化为政治结构的设计，无论你有没有雅量，都应该遵守、实践。这个偏失导致一旦主体修养不够，或者一时心情欠佳，就会丧失容忍，实行专制。此时人不得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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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与《观察》（图片来源：水煮百年）
肯定了储安平先生的思想价值，但在言论自由、政治宽容等具体问题上，蔡志栋也指出了储安平先生的思想局限性。
据悉，5月18日，储安平的衣冠冢在宜兴西郊的龙墅公墓落成。引起思想界诸多感慨。虽然很多新闻里面都说，储安平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度娘”会友好的解决任何好奇的年轻人的大多数追问。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学界已经出版了若干专著，对储安平做出了研究，尤其盛赞其自由民主思想。不过，我在阅读储安平的文字之后，觉得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除了不可否认的亮点之外，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甚至是严重的问题，这最明显的表现在他的言论自由思想和对“容忍”的看法上。
储安平被称为民国三大报人之一。这个身份就彰显出了他对于言论自由的高度重视。他的言论自由思想具有以下内涵：言论自由首先要求人们爱好自由思想。显然，在逻辑上言论自由是以自由思想为前提的。在现实上，言论自由以人身自由为前提。储安平指出：“要使人民有言论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假如人身自由没有切实的保障，则其他一切自由都不会真正存在。”（《储安平集》，张竟无编，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551页）
储安平的这个观点，具有显性和隐性两层含义。从显性的层面说，这个观点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一般而言，说到言论自由显然是以言论者的存在为前提，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解放前的环境下，不仅言论自由权得不到保证，人们的生存权也岌岌可危。所以储安平才有这一番话。
从隐性的层面看，这番话一定程度上又深化了对自由主义的论证。众所周知，从西方的密尔（Mill）开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件。密尔《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本质上论述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该书中，密尔一方面贯彻了自由主义的逻辑前提：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使用了新的论证方法：功利主义。虽然他也讨论到了不能消灭言论乖张者的人身存在的问题（因为也许胡说八道之中包含着对人类有益的真理），但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得到额外的强调----因为，在他的语境中，这怎么会是一个问题呢！
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储安平突出人身自由，实际上仍旧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个人主义，并且深化之。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起源来看，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本质上突出的都是人的心智能力，而没有对身体存在这个维度做出较多的关注。所以，储安平这句话，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逻辑前提：身体存在的意义。进一步看，由于身体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权利的问题，它还关涉到最基本的、形而下的话题，此即人民的生存，基本的含义是糊口。
但是，储安平对自由言论的理解存在着某种限度。
限度一：他虽然高度重视言论自由，却主张言论自由要分两步走：“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如果说这是一种策略，那似乎无可厚非，因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言论总比谁都三缄其口好。但如果这是一种学理，则大有问题。言论自由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和言说者的职业身份无关。
限度二：储安平混淆了权利和能力。在学理上，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它和当事人本身的能力无关。但请注意储安平在此的措辞：“其次再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这种混淆十分明显。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恐怕和上文所说的储安平将人身自由设定为言论自由的前提相关。这种设定，既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点上文已述；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人身自由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活着”。换而言之，“要使一般人民食能饱衣能暖之后，他们才知什么叫‘意见’”，也即懂得自由表达。
从更深处看，储安平在这方面的限度不仅是其思想内部的逻辑发展所决定的，而且，也是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从先秦的孔孟开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劳心者”、“劳力者”之分，“大体”、“小体”之异则是儒家的金科玉律，并泛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储安平的言论自由“两步走”的思路中，我们能依稀分辨出传统的身影。至于他将权利和能力混为一谈的谬误，实质上也是中国先秦以来的愚民政策所惯用的手法，直到近世的康有为，也借口民智不足不可以行民主，遭到了章太炎的迎头痛击。令人惋惜的是，珍惜、高扬言论自由如储安平，不知不觉也重蹈传统的窠臼。
这也导致了他对孙中山的“训政”思想的批评并非十分到位。“训政”思想认为在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之前必须替人民做主，实行“训政”，它的根本弊病在于漠视民众的政治主体性。储安平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这点，所以他主张民主政治的实践性。但是，他认为“训政”论之所以不好，一个原因是国民党政府这位民主政治的“母亲”做得不合格。他说：“训政的目的，即在训练人民如何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然而，我们现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训政20年的成绩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种教训，则过去的失败就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败。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这里重要的在于，他似乎还相信“训政”这种模式还行得通。窃以为，任何一种“训政”思想都是对民众政治主体性的戕害。储安平的这种观点未免美中不足。何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中国传统对他的潜在影响太深。
以上储安平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也许是他民主政治思想中最值得商榷的，除此之外，储安平对民主自由政治思想中“容忍”的看法也需要反思。储安平指出，民主政治要求“人人有容忍异己的态度”，他认为，容忍异己一方面是一种修养和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理性的表现，即，能够倾听不同意见，进行理性的讨论，这是有助于民主的展开的。今日盛行的协商民主从某种角度看，也是理性和民主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无论是储安平还是比他影响更大的胡适，都将“容忍”主要理解为一种道德品质，而没有指出这应该是一个政治原则，应该转化为政治结构的设计，无论你有没有雅量，都应该遵守、实践。这个偏失导致一旦主体修养不够，或者一时心情欠佳，就会丧失容忍，实行专制。此时人不得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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