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 為什麼計劃生育是項失敗公共政策?
在中國國情下，部門利益是少不了的。但像計生委這樣，為了壹己之私和部門政績，幾拾年強行推行壹項不受歡迎，普遍抵制的政策，相當罕見。計生委本因計劃生育而成立，但這壹機構在成立後就異化成了現行計生政策最頑固的捍衛者，其頑固程度甚至到了對中央指令都陽奉陰違的程度。這在本書中有詳細的描寫。在整個計生委存續期間，有兩個階段，即陳慕華和錢信忠主掌時期，尤其讓人感到恐怖。陳慕華1979—1982年兼任計生委主任，在位肆年，作者根據現有材料考證，陳乃是“壹孩化”政策的始作俑者(?)，因為正是在陳主掌計生委時期，中國從“晚稀少”政策激烈過渡到“壹孩化”政策。在本書中，我們看到，陳慕華在作出這壹決策時，根本就是在拍腦袋，既沒有公共政策常見的專家論證，更未征詢政策對象哪怕絲毫的意見，只是為了迎合上意就拍板決定，整個過程非常草率粗糙，貫穿其中的是權力意志，大概所有壞的公共政策都是這麼出台的。陳慕華之後是錢信忠，他只幹了壹年柒個月，然而正是在這壹年多時間裡，錢更走極端，錢的極端不是將這壹政策推向極致，因為已經極致了，而是在實踐這壹政策的過程中，強制采取結扎這種野蠻方式，在全國搞“大結扎”，前後結扎了上千萬例。為了推行結扎，無使不用其極，從而激起了農民的大面積反抗，導致這壹年來幹群關系明顯對立。可見，當壹項公共政策不是從實際出發，只是簡單地迎合上意，且沒有絲毫的人道關懷，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計生委包括後來衛計委的部門利益還表現在，人口總和生育率明明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落入了超低生育陷阱，已經危及到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根基，可就是死不承認，無視各種人口調查、專家論證以及現實呈現出的鐵的事實，仍不遺余力地推行“壹孩化”政策，及到晚近在各方壓力下，才極不情願地放開雙獨贰胎、單獨贰胎。壹個“有趣”的現象是，彭佩雲和張維慶這兩位計生委主任退下來後，向自己曾經主管的部門建議盡早全面放開贰胎，卻遭否決，後者的秘書還親自出來回應，表示不同意全面放開贰胎。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也不只是計生委壹家。在台上時，不論出於什麼理由，都只能維護部門利益，壹旦不在台上，可以講幾句真話了，可惜繼任者根本不聽。除部門利益作怪外，這個現象還說明權力的重要性，有權就有話語，沒有權，哪怕你是曾經的領導，也不管用。但也不要怪下屬無情，因為自己在台上有權改變不合理政策時，為什麼不去改變?
不過，計生委誇大中國人口數量和總和生育率，其實也好理解，如果人口急劇下降，計生委作為計劃生育的主管部門，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就不能向國家每年要那麼多經費了，當然也就不能以社會撫養費的名義，每年有幾百億的計生罰款。最重要的是，計生委就不能以中國人口下降的“功臣”自居了。
然而，最高決策層則不能被這種狹隘的部門利益所挾持，而必須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從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從基本人權出發，來考慮計劃生育問題，制定合適的人口政策。事實上，從近40年計劃生育實施的總體效果來看，現行計生政策沒有起到絲毫的積極作用。對此，本書分析認為，就總體效益進行評估，很有可能是地道的負效益。也即如果沒有生育政策革命性改變的話，繼續推行原有的“晚稀少”政策，且在改革開放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婦女的生育水平，出生人口的年齡結構，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人口老齡化程度等諸多指標，都會比現在更為合理，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都會比現在更為平衡，人口總量也會比現在更少，另外還不需要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我非常同意作者對現行生育政策的這個評價和基本結論。但作者出於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理由，沒有完全否定它的價值，承認現行生育政策有些正面效益，雖然這種正效益拾分有限。而在我看來，如果考慮到這項政策所帶來的大面積人道災難，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口畸形性別比、少子化、未富先老、失獨家庭等各種危害，乃至對親情、國防、創新、文化帶來的風險，這壹政策對中國沒有絲毫正面的價值，必須給予徹底否定。這是我和作者在評價這壹政策時的壹點小分歧。
目前，社會對全面放開贰胎乃至自由生育呼吁很大，新華社最近還發文力挺，但除了衛計委頂著不放外，在學者中也還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全面放開贰胎，乃至將生育的決策權重新交給家庭，不但毋庸置疑，也是大勢所趨。然而，為了減少其中阻力，有必要就如何看待計劃生育和改革開放這兩者誰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大，作壹個補充闡述。因為假如現有的生活水平是由計劃生育帶來的， 不但難以說服主管部門放開贰胎，根本就不必放開贰胎。
在這壹問題上，計生委壹向堅持認為，正是由於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從2005年就說少生私億人，到現在還是少生肆億人，不知道這個統計是怎麼做出來的)，才使得中國快速脫貧，人均GDP顯著增長，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換言之，計劃生育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如果衛計委也抱著這種觀點不放，就不可能全面放開贰胎，因為它隱含的政策思路實際還是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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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生委包括後來衛計委的部門利益還表現在，人口總和生育率明明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落入了超低生育陷阱，已經危及到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根基，可就是死不承認，無視各種人口調查、專家論證以及現實呈現出的鐵的事實，仍不遺余力地推行“壹孩化”政策，及到晚近在各方壓力下，才極不情願地放開雙獨贰胎、單獨贰胎。壹個“有趣”的現象是，彭佩雲和張維慶這兩位計生委主任退下來後，向自己曾經主管的部門建議盡早全面放開贰胎，卻遭否決，後者的秘書還親自出來回應，表示不同意全面放開贰胎。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也不只是計生委壹家。在台上時，不論出於什麼理由，都只能維護部門利益，壹旦不在台上，可以講幾句真話了，可惜繼任者根本不聽。除部門利益作怪外，這個現象還說明權力的重要性，有權就有話語，沒有權，哪怕你是曾經的領導，也不管用。但也不要怪下屬無情，因為自己在台上有權改變不合理政策時，為什麼不去改變?
不過，計生委誇大中國人口數量和總和生育率，其實也好理解，如果人口急劇下降，計生委作為計劃生育的主管部門，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就不能向國家每年要那麼多經費了，當然也就不能以社會撫養費的名義，每年有幾百億的計生罰款。最重要的是，計生委就不能以中國人口下降的“功臣”自居了。
然而，最高決策層則不能被這種狹隘的部門利益所挾持，而必須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從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從基本人權出發，來考慮計劃生育問題，制定合適的人口政策。事實上，從近40年計劃生育實施的總體效果來看，現行計生政策沒有起到絲毫的積極作用。對此，本書分析認為，就總體效益進行評估，很有可能是地道的負效益。也即如果沒有生育政策革命性改變的話，繼續推行原有的“晚稀少”政策，且在改革開放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婦女的生育水平，出生人口的年齡結構，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人口老齡化程度等諸多指標，都會比現在更為合理，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都會比現在更為平衡，人口總量也會比現在更少，另外還不需要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我非常同意作者對現行生育政策的這個評價和基本結論。但作者出於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理由，沒有完全否定它的價值，承認現行生育政策有些正面效益，雖然這種正效益拾分有限。而在我看來，如果考慮到這項政策所帶來的大面積人道災難，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口畸形性別比、少子化、未富先老、失獨家庭等各種危害，乃至對親情、國防、創新、文化帶來的風險，這壹政策對中國沒有絲毫正面的價值，必須給予徹底否定。這是我和作者在評價這壹政策時的壹點小分歧。
目前，社會對全面放開贰胎乃至自由生育呼吁很大，新華社最近還發文力挺，但除了衛計委頂著不放外，在學者中也還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全面放開贰胎，乃至將生育的決策權重新交給家庭，不但毋庸置疑，也是大勢所趨。然而，為了減少其中阻力，有必要就如何看待計劃生育和改革開放這兩者誰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大，作壹個補充闡述。因為假如現有的生活水平是由計劃生育帶來的， 不但難以說服主管部門放開贰胎，根本就不必放開贰胎。
在這壹問題上，計生委壹向堅持認為，正是由於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從2005年就說少生私億人，到現在還是少生肆億人，不知道這個統計是怎麼做出來的)，才使得中國快速脫貧，人均GDP顯著增長，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換言之，計劃生育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如果衛計委也抱著這種觀點不放，就不可能全面放開贰胎，因為它隱含的政策思路實際還是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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