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 為什麼計劃生育是項失敗公共政策?
革命在多數時候是壹個正面的語詞，盡管我們現在不提倡革命，要告別革命，但指的是要告別革命中出現的那種腥風血雨的過程，而非否定革命的意義或價值。將生育與革命這兩個看似不搭架的事結合在壹起，用“生育革命”來形容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它借用的是“革命”所呈現的殘酷性----少有革命不表現出殘酷的壹面----卻是非常貼近中國這段生育歷史的。這是我在讀了陳劍先生的《中國生育革命紀實》壹書後首先想到的壹點感觸。
陳劍先生是中國知名的改革理論家，也是改革開放後培養的第壹代人口學研究生，畢業後還做過10年的計生委官員，了解中國生育政策的演化過程，由這樣壹個集諸多優勢於壹身的學者兼計生政策親歷者來撰寫壹部反思現行生育政策的著作，是非常合適的。
本書不是壹部人口學專著，也和《大國空巢》之類暢銷書有別----我倒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起來----而如書名所言，是壹部人口政策的紀實書。作者對1978年—1991年的中國人口政策的演變做了詳實的考察，這段時期也是現行人口政策形成的關鍵期，為人們揭示了壹個關乎13億人切實命運的政策的出台和演變過程。這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當然不是說作者對人口政策的見解和建議就價值不大，因為迄今為止，似乎並沒有人對現行人口政策的來龍去脈從歷史角度進行過梳理。本書的壹大特點是史料扎實，但是，在史料和數據後面，蘊含的是作者的批判意識和人文情懷，這兩者在書中結合得特別明顯。
本書要告訴我們的是，生育革命的決策是怎麼做出的，為什麼壹個出發點良善的公共政策到最後成為千夫所指?生育革命的代價是什麼，它帶給每個人、整個國家和民族哪些傷痛?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靠什麼來的，是計劃生育帶來的，還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這壹切最後落腳到必須盡快調整計生政策，全面放開生育贰胎的建議上來。
談起計劃生育，不能不提1980年中共中央那封著名的“致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現今壹般把這封公開信的發表，看作中國計生政策轉向的標志。粗略地看，這麼理解也沒錯，但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就在實行壹個名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這個政策的推行“和風細雨”，不是靠行政的強迫命令，而是靠說理和服務，在人們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結果居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人口出生率在當時有了顯著下降。本來按照這條路走下去，也會達到今天靠最嚴厲的計劃生育才達到的效果，而且人口結構會比現在均衡得多。但是生育政策在1978年來了壹個大轉彎，從原來的“壹個不少、兩個正好、叁個多了”變成壹對夫婦只准生壹個這壹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壹孩化”政策，所謂生育革命，指的就是這個質的轉變。
那麼，這個轉變是怎麼發生的?作者認為，它既有工作中心轉移，時代背景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深層原因，也有高度集中體制，領導人壹言九鼎的緣故，同時還與全社會對人口規律缺乏深刻認識有關。也就是說，“壹孩化”的政策是當時國務院分管領導為順應中央核心領導的發展思路，使人口增長和發展目標相適應，根據中央核心領導人的意願和判斷，在原本“晚稀少”的基礎上，憑想象、感覺和“拍腦袋”而作出的。
這個解釋大體是說得通的。不過在我看來，它還有進壹步深入闡述的必要。簡單地講，之所以政策有質的轉變，根本原因在於合法性的需要，也即解決中共當時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機，只要看看那個時代的背景就會明白這點。壹個革命政黨在耗盡革命的合法性資源後，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經濟和民生方面盡快彌補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就會遭遇合法性危機，而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後面臨的現實。文革及之前的階級斗爭嚴重拖垮了中國經濟，使幾億民眾在解放幾拾年後連基本的溫飽都未能解決。而周邊國家特別是香港和台灣地區原本起點跟大陸差不多甚至不如大陸，但如今民眾生活都比大陸要好得多。正是在這種強烈對比形成的壓力下，文革結束後，中共在發展經濟上有壹種急迫感，由此才會饑不擇食地提出“洋躍進”計劃。當時的認識是，要迅速地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抑制人口增長，將過多的人口降下來。而在70年代末，人口相對處於壹個生育高峰。可以說，正是此種執政合法性困境逼得當時的核心領導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圖在壹個短時間內能夠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贏得民眾對其領導下的中共執政的認可和支持。作者其實在書中也隱晦地表達了這層意思。
壹項公共政策只有在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下，才能順利推進，否則就只能依靠強制和暴力，很多不好的公共政策都是這樣。生育政策也不例外。所謂生育革命，除了內容上有質的變化外，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就是它的暴力和殘酷程度，與革命無異。為什麼說計劃生育是天下第壹難的工作?了解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計劃生育推行過程中所采取的激烈手段，和對人權的破壞，不亞於革命對人權的破壞。那真正是壹場人道災難。而這壹點，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的計劃生育主管部門----計生委造成的。計生委的自私、毫無起碼的人權意識，制造了壹起又壹起家庭悲劇。
在中國國情下，部門利益是少不了的。但像計生委這樣，為了壹己之私和部門政績，幾拾年強行推行壹項不受歡迎，普遍抵制的政策，相當罕見。計生委本因計劃生育而成立，但這壹機構在成立後就異化成了現行計生政策最頑固的捍衛者，其頑固程度甚至到了對中央指令都陽奉陰違的程度。這在本書中有詳細的描寫。在整個計生委存續期間，有兩個階段，即陳慕華和錢信忠主掌時期，尤其讓人感到恐怖。陳慕華1979—1982年兼任計生委主任，在位肆年，作者根據現有材料考證，陳乃是“壹孩化”政策的始作俑者(?)，因為正是在陳主掌計生委時期，中國從“晚稀少”政策激烈過渡到“壹孩化”政策。在本書中，我們看到，陳慕華在作出這壹決策時，根本就是在拍腦袋，既沒有公共政策常見的專家論證，更未征詢政策對象哪怕絲毫的意見，只是為了迎合上意就拍板決定，整個過程非常草率粗糙，貫穿其中的是權力意志，大概所有壞的公共政策都是這麼出台的。陳慕華之後是錢信忠，他只幹了壹年柒個月，然而正是在這壹年多時間裡，錢更走極端，錢的極端不是將這壹政策推向極致，因為已經極致了，而是在實踐這壹政策的過程中，強制采取結扎這種野蠻方式，在全國搞“大結扎”，前後結扎了上千萬例。為了推行結扎，無使不用其極，從而激起了農民的大面積反抗，導致這壹年來幹群關系明顯對立。可見，當壹項公共政策不是從實際出發，只是簡單地迎合上意，且沒有絲毫的人道關懷，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計生委包括後來衛計委的部門利益還表現在，人口總和生育率明明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落入了超低生育陷阱，已經危及到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根基，可就是死不承認，無視各種人口調查、專家論證以及現實呈現出的鐵的事實，仍不遺余力地推行“壹孩化”政策，及到晚近在各方壓力下，才極不情願地放開雙獨贰胎、單獨贰胎。壹個“有趣”的現象是，彭佩雲和張維慶這兩位計生委主任退下來後，向自己曾經主管的部門建議盡早全面放開贰胎，卻遭否決，後者的秘書還親自出來回應，表示不同意全面放開贰胎。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也不只是計生委壹家。在台上時，不論出於什麼理由，都只能維護部門利益，壹旦不在台上，可以講幾句真話了，可惜繼任者根本不聽。除部門利益作怪外，這個現象還說明權力的重要性，有權就有話語，沒有權，哪怕你是曾經的領導，也不管用。但也不要怪下屬無情，因為自己在台上有權改變不合理政策時，為什麼不去改變?
不過，計生委誇大中國人口數量和總和生育率，其實也好理解，如果人口急劇下降，計生委作為計劃生育的主管部門，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就不能向國家每年要那麼多經費了，當然也就不能以社會撫養費的名義，每年有幾百億的計生罰款。最重要的是，計生委就不能以中國人口下降的“功臣”自居了。
然而，最高決策層則不能被這種狹隘的部門利益所挾持，而必須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從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從基本人權出發，來考慮計劃生育問題，制定合適的人口政策。事實上，從近40年計劃生育實施的總體效果來看，現行計生政策沒有起到絲毫的積極作用。對此，本書分析認為，就總體效益進行評估，很有可能是地道的負效益。也即如果沒有生育政策革命性改變的話，繼續推行原有的“晚稀少”政策，且在改革開放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婦女的生育水平，出生人口的年齡結構，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人口老齡化程度等諸多指標，都會比現在更為合理，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都會比現在更為平衡，人口總量也會比現在更少，另外還不需要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我非常同意作者對現行生育政策的這個評價和基本結論。但作者出於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理由，沒有完全否定它的價值，承認現行生育政策有些正面效益，雖然這種正效益拾分有限。而在我看來，如果考慮到這項政策所帶來的大面積人道災難，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口畸形性別比、少子化、未富先老、失獨家庭等各種危害，乃至對親情、國防、創新、文化帶來的風險，這壹政策對中國沒有絲毫正面的價值，必須給予徹底否定。這是我和作者在評價這壹政策時的壹點小分歧。
目前，社會對全面放開贰胎乃至自由生育呼吁很大，新華社最近還發文力挺，但除了衛計委頂著不放外，在學者中也還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全面放開贰胎，乃至將生育的決策權重新交給家庭，不但毋庸置疑，也是大勢所趨。然而，為了減少其中阻力，有必要就如何看待計劃生育和改革開放這兩者誰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大，作壹個補充闡述。因為假如現有的生活水平是由計劃生育帶來的， 不但難以說服主管部門放開贰胎，根本就不必放開贰胎。
在這壹問題上，計生委壹向堅持認為，正是由於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從2005年就說少生私億人，到現在還是少生肆億人，不知道這個統計是怎麼做出來的)，才使得中國快速脫貧，人均GDP顯著增長，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換言之，計劃生育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如果衛計委也抱著這種觀點不放，就不可能全面放開贰胎，因為它隱含的政策思路實際還是控制人口。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得益於改革開放而非計劃生育。不妨做個假設，若沒有改革開放，而控制人口的力度不減，中國經濟會有這麼快的發展嗎?答案是否定的。朝鮮就是我們的參照。相反，若實行改革開放，而不控制人口，又會怎樣?印度是另壹個參照。印度沒有實行中國式的計劃生育，同期人口增長比中國快得多，但其GDP也增長很快，而且，就未來趨勢看，印度的經濟增長要高過中國，這非常有力地說明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計劃生育的關系沒有關系，或者至少不是關系很大。這幾年的情況也表明，改革而不是計劃生育，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人口生育率顯著降低，尤其最近幾年越來越低，而由於改革的停滯，經濟政策某種程度的後退，經濟增長亦不如前期。所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單是實行計劃生育，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變化。關於這壹點，行為經濟學家、1992年諾獎獲得者貝克爾說得非常清楚：“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雖然這項成功實現了大幅降低生育率的目標，卻沒有考慮到1978年改革開放對於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項政策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弊端遠遠多過貢獻。”
其實，從人類歷史看，也說明這點。當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時期，但恰恰也是人類最富裕的時期。未來學家早在幾拾年就預言的石油危機和糧食危機至少到現在還未成為現實，原因就在於，人類目前實行的制度安排和科技進步化解了人口增多帶來的潛在危險。其他國家的經驗也表明，徹底放開人口政策不會造成人口爆炸。除前述印度外，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恰是人口密集的地區，像日本、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等都是人口稠密地區，但同時又是經濟發達和環境優美地區。不僅如此，這些地區正在遭受人口少生之苦。人類發展經驗表明，生育率與人類發展指數呈直線負相關關系，即社會越發達，生育率越低。人均收入在1萬美元的國家人口基本都呈現零增長和負增長局面。經過30余年的改革和發展，今天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正在向中高收入邁進，它帶來的壹個結果，是人們的生育觀念也發生了很大改變，不再認為生得越來越好，因此，即使徹底放開人口政策，也不必擔憂其給中國帶來的人口膨脹風險。
鑒於人口生產的滯後性，人口政策是壹個必須提前規劃的公共政策，等到問題迫在眉睫，臨時抱佛腳，再進行政策調整就來不及了。而現行生育政策所導致的各種後果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現了出來。過去40年，是中國逐漸告別計劃體制，社會控制逐漸放松的時代，但恰恰是人口政策，實行了最嚴厲的社會控制，這種荒謬性不能在強調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期再上演了。
中國當下正處於崛起的關鍵期，大國之為大國，壹個必要條件就在於要有壹定的人口規模，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壹個人口小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舞台上發揮著大國作用的現象。中國要想成為壹個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就必須使自己的人口規模更加合理，人口結構更有活力，人口增速保持在時代更替水平上，至少是不能低這個水平太多。而根據目前的人口形勢，中國生育政策已迎來調整窗口期，再晚，就來不及了。陳劍先生的這部著作，此時出現，非常適時，它對於我們反思人口政策，認識人口規律，普及人口常識，以及中國人口問題的重要性，都具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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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先生是中國知名的改革理論家，也是改革開放後培養的第壹代人口學研究生，畢業後還做過10年的計生委官員，了解中國生育政策的演化過程，由這樣壹個集諸多優勢於壹身的學者兼計生政策親歷者來撰寫壹部反思現行生育政策的著作，是非常合適的。
本書不是壹部人口學專著，也和《大國空巢》之類暢銷書有別----我倒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起來----而如書名所言，是壹部人口政策的紀實書。作者對1978年—1991年的中國人口政策的演變做了詳實的考察，這段時期也是現行人口政策形成的關鍵期，為人們揭示了壹個關乎13億人切實命運的政策的出台和演變過程。這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當然不是說作者對人口政策的見解和建議就價值不大，因為迄今為止，似乎並沒有人對現行人口政策的來龍去脈從歷史角度進行過梳理。本書的壹大特點是史料扎實，但是，在史料和數據後面，蘊含的是作者的批判意識和人文情懷，這兩者在書中結合得特別明顯。
本書要告訴我們的是，生育革命的決策是怎麼做出的，為什麼壹個出發點良善的公共政策到最後成為千夫所指?生育革命的代價是什麼，它帶給每個人、整個國家和民族哪些傷痛?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靠什麼來的，是計劃生育帶來的，還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這壹切最後落腳到必須盡快調整計生政策，全面放開生育贰胎的建議上來。
談起計劃生育，不能不提1980年中共中央那封著名的“致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現今壹般把這封公開信的發表，看作中國計生政策轉向的標志。粗略地看，這麼理解也沒錯，但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就在實行壹個名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這個政策的推行“和風細雨”，不是靠行政的強迫命令，而是靠說理和服務，在人們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結果居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人口出生率在當時有了顯著下降。本來按照這條路走下去，也會達到今天靠最嚴厲的計劃生育才達到的效果，而且人口結構會比現在均衡得多。但是生育政策在1978年來了壹個大轉彎，從原來的“壹個不少、兩個正好、叁個多了”變成壹對夫婦只准生壹個這壹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壹孩化”政策，所謂生育革命，指的就是這個質的轉變。
那麼，這個轉變是怎麼發生的?作者認為，它既有工作中心轉移，時代背景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深層原因，也有高度集中體制，領導人壹言九鼎的緣故，同時還與全社會對人口規律缺乏深刻認識有關。也就是說，“壹孩化”的政策是當時國務院分管領導為順應中央核心領導的發展思路，使人口增長和發展目標相適應，根據中央核心領導人的意願和判斷，在原本“晚稀少”的基礎上，憑想象、感覺和“拍腦袋”而作出的。
這個解釋大體是說得通的。不過在我看來，它還有進壹步深入闡述的必要。簡單地講，之所以政策有質的轉變，根本原因在於合法性的需要，也即解決中共當時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機，只要看看那個時代的背景就會明白這點。壹個革命政黨在耗盡革命的合法性資源後，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經濟和民生方面盡快彌補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就會遭遇合法性危機，而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後面臨的現實。文革及之前的階級斗爭嚴重拖垮了中國經濟，使幾億民眾在解放幾拾年後連基本的溫飽都未能解決。而周邊國家特別是香港和台灣地區原本起點跟大陸差不多甚至不如大陸，但如今民眾生活都比大陸要好得多。正是在這種強烈對比形成的壓力下，文革結束後，中共在發展經濟上有壹種急迫感，由此才會饑不擇食地提出“洋躍進”計劃。當時的認識是，要迅速地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抑制人口增長，將過多的人口降下來。而在70年代末，人口相對處於壹個生育高峰。可以說，正是此種執政合法性困境逼得當時的核心領導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圖在壹個短時間內能夠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贏得民眾對其領導下的中共執政的認可和支持。作者其實在書中也隱晦地表達了這層意思。
壹項公共政策只有在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下，才能順利推進，否則就只能依靠強制和暴力，很多不好的公共政策都是這樣。生育政策也不例外。所謂生育革命，除了內容上有質的變化外，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就是它的暴力和殘酷程度，與革命無異。為什麼說計劃生育是天下第壹難的工作?了解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計劃生育推行過程中所采取的激烈手段，和對人權的破壞，不亞於革命對人權的破壞。那真正是壹場人道災難。而這壹點，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的計劃生育主管部門----計生委造成的。計生委的自私、毫無起碼的人權意識，制造了壹起又壹起家庭悲劇。
在中國國情下，部門利益是少不了的。但像計生委這樣，為了壹己之私和部門政績，幾拾年強行推行壹項不受歡迎，普遍抵制的政策，相當罕見。計生委本因計劃生育而成立，但這壹機構在成立後就異化成了現行計生政策最頑固的捍衛者，其頑固程度甚至到了對中央指令都陽奉陰違的程度。這在本書中有詳細的描寫。在整個計生委存續期間，有兩個階段，即陳慕華和錢信忠主掌時期，尤其讓人感到恐怖。陳慕華1979—1982年兼任計生委主任，在位肆年，作者根據現有材料考證，陳乃是“壹孩化”政策的始作俑者(?)，因為正是在陳主掌計生委時期，中國從“晚稀少”政策激烈過渡到“壹孩化”政策。在本書中，我們看到，陳慕華在作出這壹決策時，根本就是在拍腦袋，既沒有公共政策常見的專家論證，更未征詢政策對象哪怕絲毫的意見，只是為了迎合上意就拍板決定，整個過程非常草率粗糙，貫穿其中的是權力意志，大概所有壞的公共政策都是這麼出台的。陳慕華之後是錢信忠，他只幹了壹年柒個月，然而正是在這壹年多時間裡，錢更走極端，錢的極端不是將這壹政策推向極致，因為已經極致了，而是在實踐這壹政策的過程中，強制采取結扎這種野蠻方式，在全國搞“大結扎”，前後結扎了上千萬例。為了推行結扎，無使不用其極，從而激起了農民的大面積反抗，導致這壹年來幹群關系明顯對立。可見，當壹項公共政策不是從實際出發，只是簡單地迎合上意，且沒有絲毫的人道關懷，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計生委包括後來衛計委的部門利益還表現在，人口總和生育率明明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落入了超低生育陷阱，已經危及到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根基，可就是死不承認，無視各種人口調查、專家論證以及現實呈現出的鐵的事實，仍不遺余力地推行“壹孩化”政策，及到晚近在各方壓力下，才極不情願地放開雙獨贰胎、單獨贰胎。壹個“有趣”的現象是，彭佩雲和張維慶這兩位計生委主任退下來後，向自己曾經主管的部門建議盡早全面放開贰胎，卻遭否決，後者的秘書還親自出來回應，表示不同意全面放開贰胎。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也不只是計生委壹家。在台上時，不論出於什麼理由，都只能維護部門利益，壹旦不在台上，可以講幾句真話了，可惜繼任者根本不聽。除部門利益作怪外，這個現象還說明權力的重要性，有權就有話語，沒有權，哪怕你是曾經的領導，也不管用。但也不要怪下屬無情，因為自己在台上有權改變不合理政策時，為什麼不去改變?
不過，計生委誇大中國人口數量和總和生育率，其實也好理解，如果人口急劇下降，計生委作為計劃生育的主管部門，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就不能向國家每年要那麼多經費了，當然也就不能以社會撫養費的名義，每年有幾百億的計生罰款。最重要的是，計生委就不能以中國人口下降的“功臣”自居了。
然而，最高決策層則不能被這種狹隘的部門利益所挾持，而必須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從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從基本人權出發，來考慮計劃生育問題，制定合適的人口政策。事實上，從近40年計劃生育實施的總體效果來看，現行計生政策沒有起到絲毫的積極作用。對此，本書分析認為，就總體效益進行評估，很有可能是地道的負效益。也即如果沒有生育政策革命性改變的話，繼續推行原有的“晚稀少”政策，且在改革開放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婦女的生育水平，出生人口的年齡結構，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人口老齡化程度等諸多指標，都會比現在更為合理，人口年齡結構、性別結構都會比現在更為平衡，人口總量也會比現在更少，另外還不需要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我非常同意作者對現行生育政策的這個評價和基本結論。但作者出於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理由，沒有完全否定它的價值，承認現行生育政策有些正面效益，雖然這種正效益拾分有限。而在我看來，如果考慮到這項政策所帶來的大面積人道災難，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口畸形性別比、少子化、未富先老、失獨家庭等各種危害，乃至對親情、國防、創新、文化帶來的風險，這壹政策對中國沒有絲毫正面的價值，必須給予徹底否定。這是我和作者在評價這壹政策時的壹點小分歧。
目前，社會對全面放開贰胎乃至自由生育呼吁很大，新華社最近還發文力挺，但除了衛計委頂著不放外，在學者中也還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全面放開贰胎，乃至將生育的決策權重新交給家庭，不但毋庸置疑，也是大勢所趨。然而，為了減少其中阻力，有必要就如何看待計劃生育和改革開放這兩者誰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大，作壹個補充闡述。因為假如現有的生活水平是由計劃生育帶來的， 不但難以說服主管部門放開贰胎，根本就不必放開贰胎。
在這壹問題上，計生委壹向堅持認為，正是由於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從2005年就說少生私億人，到現在還是少生肆億人，不知道這個統計是怎麼做出來的)，才使得中國快速脫貧，人均GDP顯著增長，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換言之，計劃生育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如果衛計委也抱著這種觀點不放，就不可能全面放開贰胎，因為它隱含的政策思路實際還是控制人口。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得益於改革開放而非計劃生育。不妨做個假設，若沒有改革開放，而控制人口的力度不減，中國經濟會有這麼快的發展嗎?答案是否定的。朝鮮就是我們的參照。相反，若實行改革開放，而不控制人口，又會怎樣?印度是另壹個參照。印度沒有實行中國式的計劃生育，同期人口增長比中國快得多，但其GDP也增長很快，而且，就未來趨勢看，印度的經濟增長要高過中國，這非常有力地說明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計劃生育的關系沒有關系，或者至少不是關系很大。這幾年的情況也表明，改革而不是計劃生育，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人口生育率顯著降低，尤其最近幾年越來越低，而由於改革的停滯，經濟政策某種程度的後退，經濟增長亦不如前期。所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單是實行計劃生育，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變化。關於這壹點，行為經濟學家、1992年諾獎獲得者貝克爾說得非常清楚：“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雖然這項成功實現了大幅降低生育率的目標，卻沒有考慮到1978年改革開放對於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項政策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弊端遠遠多過貢獻。”
其實，從人類歷史看，也說明這點。當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時期，但恰恰也是人類最富裕的時期。未來學家早在幾拾年就預言的石油危機和糧食危機至少到現在還未成為現實，原因就在於，人類目前實行的制度安排和科技進步化解了人口增多帶來的潛在危險。其他國家的經驗也表明，徹底放開人口政策不會造成人口爆炸。除前述印度外，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恰是人口密集的地區，像日本、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等都是人口稠密地區，但同時又是經濟發達和環境優美地區。不僅如此，這些地區正在遭受人口少生之苦。人類發展經驗表明，生育率與人類發展指數呈直線負相關關系，即社會越發達，生育率越低。人均收入在1萬美元的國家人口基本都呈現零增長和負增長局面。經過30余年的改革和發展，今天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正在向中高收入邁進，它帶來的壹個結果，是人們的生育觀念也發生了很大改變，不再認為生得越來越好，因此，即使徹底放開人口政策，也不必擔憂其給中國帶來的人口膨脹風險。
鑒於人口生產的滯後性，人口政策是壹個必須提前規劃的公共政策，等到問題迫在眉睫，臨時抱佛腳，再進行政策調整就來不及了。而現行生育政策所導致的各種後果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現了出來。過去40年，是中國逐漸告別計劃體制，社會控制逐漸放松的時代，但恰恰是人口政策，實行了最嚴厲的社會控制，這種荒謬性不能在強調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期再上演了。
中國當下正處於崛起的關鍵期，大國之為大國，壹個必要條件就在於要有壹定的人口規模，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壹個人口小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舞台上發揮著大國作用的現象。中國要想成為壹個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就必須使自己的人口規模更加合理，人口結構更有活力，人口增速保持在時代更替水平上，至少是不能低這個水平太多。而根據目前的人口形勢，中國生育政策已迎來調整窗口期，再晚，就來不及了。陳劍先生的這部著作，此時出現，非常適時，它對於我們反思人口政策，認識人口規律，普及人口常識，以及中國人口問題的重要性，都具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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