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小叁] 潘石屹憶父親被打成右派的日子
記者：那你要上學的話，會不會被其他同學歧視啊？
潘石屹：可能他們覺得，怎麼我們班上來了這樣壹個同學，壹開始他們都覺得怪，也沒什麼歧視。可是最後呢，也不歧視了，因為我的學習好，老是班上第壹名，所以這個學習好的話，還有點優勢的。
記者：你學習好，肯定也是被爸爸給逼出來的，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都希望你念書，他就是希望你靠念書出人頭地，是吧？
潘石屹：是，我要上學的時候呢，被子、褥子這些東西啊，得有壹個包的布，我爸說得買壹個包的布去，就給我買了壹個。我記得是深綠色的特別厚的布包上，然後這行李都准備好了，然後他就看了看我的帽子，特別破爛那個帽子，他說戴著這個帽子上城裡不行，說把我的帽子給你吧。就那個年代，每壹個人都得戴帽子，所以呢，他就把那個帽子換過來，我覺得挺好，就戴上。
記者：其實有壹個事，我有壹點不明白，就是你當年，就是學成以後，本來是到國家單位，挺好的，工作有保障，但你後來就決定下海了。我覺得從你這樣壹個家庭出來的，做壹個非常普遍的單位的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事，這是對父母壹個特別大的壹個交代對吧？
潘石屹：對。
潘石屹和父母的早年合影。
記者：你那個時候想下海，和父母有商量過嗎？
潘石屹：商量過。我媽媽非常反對，她說你的工資，你現在的工資比你爸的工資還高。你爸平反了，工作這樣多年，平反了工資都沒你高，你還下海幹什麼呢？
記者：那時候工資多少？
潘石屹：我下海的最後壹個工資條是101塊錢，1987年101塊錢，算是比較高的工資了。我記得洗理費壹塊伍，自行車維修費壹塊伍，野外津貼贰拾塊，這是最高的，天天在辦公室坐著，有贰拾塊錢的野外津貼壹個月，莫名其妙的。
我爸爸呢，嘴裡面反對，其實我知道他的心裡還是覺得，出去鍛煉去，不要怕吃苦。所以就下海了。下海那個時候的氣氛，跟現在的氣氛，我覺得有壹點不壹樣，現在是解決就業問題，要創業成功的，它是這個氛圍。當時的話，整個人的精神狀態跟氛圍，實際上是受這個《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志的影響特別大，就是要做壹些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情，然後就是中國在建立特區，深圳、海南特區，我們年輕人的話，不能夠安於現狀，要能有所作為，它是這樣個氛圍。
記者：對，那種是叫所謂的激情。
潘石屹：對，所有的人的狀態都是壹樣，這個年代所有人的狀態是壹樣的。不光是我的父母，就是包括我們村子，我們的家鄉，我父母的言行，都給我特別大的力量。
90年代初，就是已經非常成功了，那時候，我們就賺了好多錢，那個時候在城裡面，就這種熟悉的環境中呆得有點麻木了。可是當時我每次跟父母見面，談到我們小的時候吃的苦，到了村子裡面去壹看，突然壹下清醒了。好多事情，看得更能明確壹點。所以我覺得我這個經歷背景，對我的成長，壹步壹步的發展，還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記者：那你們經常提DNA這件事，你們家那邊有經商的DNA嗎，你覺得？
潘石屹：我覺得沒有，沒有經商的DNA。
記者：那到底，就是說什麼樣的壹種氛圍影響，讓你後來在商場上如魚得水？
潘石屹：剛剛你提到，就說是天賦，其實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中，做任何事情，這些東西不重要，有好多人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剛才問，說你身上有沒有經商的DNA啊，這些東西我覺得都不重要。
記者：不重要？
潘石屹：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時代，誰都離不開誰，你必須要跟別人去合作，如果是壹個，覺得自己是個天才，才華橫溢的人，常常瞧不起周圍的人，這就是他最大的敵人，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經商也好、從政也好、從事學術也好，那是做不好的。所以在這個時代，你就得緊緊地依靠周圍的人，你要是離開了周圍人幫助的話，你自己會壹事無成的。就你壹個人，和周圍人的聯系都要斷了，你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覺得我比較善於，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齡的人，都可以成為好朋友。我覺得這個跟我媽媽身上的壹種謙卑----能夠跟周圍的人都能作好朋友----有很大的影響。我記得我媽媽有壹次病危了，住在壹個部隊的醫院，這個部隊的醫院叫那133，住了拾天，然後病稍微好點，就能出來了，這個病房裡面壹共叁個人，這叁個人都跟我媽媽是最好的朋友。你想，在病危的時候，到這個生死線上面，她都能夠交到這樣好的朋友，所以我覺得就是，壹個人能不能團結，能不能團結周圍的人，能不能交朋友，這是特別重要壹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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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可能他們覺得，怎麼我們班上來了這樣壹個同學，壹開始他們都覺得怪，也沒什麼歧視。可是最後呢，也不歧視了，因為我的學習好，老是班上第壹名，所以這個學習好的話，還有點優勢的。
記者：你學習好，肯定也是被爸爸給逼出來的，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都希望你念書，他就是希望你靠念書出人頭地，是吧？
潘石屹：是，我要上學的時候呢，被子、褥子這些東西啊，得有壹個包的布，我爸說得買壹個包的布去，就給我買了壹個。我記得是深綠色的特別厚的布包上，然後這行李都准備好了，然後他就看了看我的帽子，特別破爛那個帽子，他說戴著這個帽子上城裡不行，說把我的帽子給你吧。就那個年代，每壹個人都得戴帽子，所以呢，他就把那個帽子換過來，我覺得挺好，就戴上。
記者：其實有壹個事，我有壹點不明白，就是你當年，就是學成以後，本來是到國家單位，挺好的，工作有保障，但你後來就決定下海了。我覺得從你這樣壹個家庭出來的，做壹個非常普遍的單位的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事，這是對父母壹個特別大的壹個交代對吧？
潘石屹：對。
潘石屹和父母的早年合影。
記者：你那個時候想下海，和父母有商量過嗎？
潘石屹：商量過。我媽媽非常反對，她說你的工資，你現在的工資比你爸的工資還高。你爸平反了，工作這樣多年，平反了工資都沒你高，你還下海幹什麼呢？
記者：那時候工資多少？
潘石屹：我下海的最後壹個工資條是101塊錢，1987年101塊錢，算是比較高的工資了。我記得洗理費壹塊伍，自行車維修費壹塊伍，野外津貼贰拾塊，這是最高的，天天在辦公室坐著，有贰拾塊錢的野外津貼壹個月，莫名其妙的。
我爸爸呢，嘴裡面反對，其實我知道他的心裡還是覺得，出去鍛煉去，不要怕吃苦。所以就下海了。下海那個時候的氣氛，跟現在的氣氛，我覺得有壹點不壹樣，現在是解決就業問題，要創業成功的，它是這個氛圍。當時的話，整個人的精神狀態跟氛圍，實際上是受這個《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志的影響特別大，就是要做壹些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情，然後就是中國在建立特區，深圳、海南特區，我們年輕人的話，不能夠安於現狀，要能有所作為，它是這樣個氛圍。
記者：對，那種是叫所謂的激情。
潘石屹：對，所有的人的狀態都是壹樣，這個年代所有人的狀態是壹樣的。不光是我的父母，就是包括我們村子，我們的家鄉，我父母的言行，都給我特別大的力量。
90年代初，就是已經非常成功了，那時候，我們就賺了好多錢，那個時候在城裡面，就這種熟悉的環境中呆得有點麻木了。可是當時我每次跟父母見面，談到我們小的時候吃的苦，到了村子裡面去壹看，突然壹下清醒了。好多事情，看得更能明確壹點。所以我覺得我這個經歷背景，對我的成長，壹步壹步的發展，還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記者：那你們經常提DNA這件事，你們家那邊有經商的DNA嗎，你覺得？
潘石屹：我覺得沒有，沒有經商的DNA。
記者：那到底，就是說什麼樣的壹種氛圍影響，讓你後來在商場上如魚得水？
潘石屹：剛剛你提到，就說是天賦，其實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中，做任何事情，這些東西不重要，有好多人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剛才問，說你身上有沒有經商的DNA啊，這些東西我覺得都不重要。
記者：不重要？
潘石屹：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時代，誰都離不開誰，你必須要跟別人去合作，如果是壹個，覺得自己是個天才，才華橫溢的人，常常瞧不起周圍的人，這就是他最大的敵人，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經商也好、從政也好、從事學術也好，那是做不好的。所以在這個時代，你就得緊緊地依靠周圍的人，你要是離開了周圍人幫助的話，你自己會壹事無成的。就你壹個人，和周圍人的聯系都要斷了，你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覺得我比較善於，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齡的人，都可以成為好朋友。我覺得這個跟我媽媽身上的壹種謙卑----能夠跟周圍的人都能作好朋友----有很大的影響。我記得我媽媽有壹次病危了，住在壹個部隊的醫院，這個部隊的醫院叫那133，住了拾天，然後病稍微好點，就能出來了，這個病房裡面壹共叁個人，這叁個人都跟我媽媽是最好的朋友。你想，在病危的時候，到這個生死線上面，她都能夠交到這樣好的朋友，所以我覺得就是，壹個人能不能團結，能不能團結周圍的人，能不能交朋友，這是特別重要壹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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