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如果阿伦特研究“文革”(图)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
文革旧照
以下是学者张丰发表在腾讯网的文章，阿伦特去世于1975年，就目前所掌握的中文资料看，她并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让她来研究，她会提出这两个问题：“第一，尽管他们不能也确实没有抵抗，那些各行各业中的少数异类，他们在运动中如何能不合作并且拒绝参与批判他人？第二，那些在运动中攻击别人的，是什么驱使他们这样做？‘文革’结束后，他们以什么样的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
这是我对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所提两个问题（68页）的模仿。作为“文革”后出生的一代，常对第一个问题感到悲观：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拒绝合作的知识人？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所记，自己在“文革”中揭批师长陈原，而且还不是“被迫”，因为批判完了回家，还补写了一篇大字报。沈昌文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行为，其坦诚值得称赞，因为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他曾经做过一个“拒绝配合”的人。最近读曾彦修的《平生六记》，才发现至少在1957年的“反右”，人民出版社内部曾经出现过几个拒绝合作者，其中他最感谢的就是沈昌文，因为沈的手中握有“几颗原子弹”，足以置他于死地。
1957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最高领导（第一副社长，而社长则是胡绳兼任）。在这一年的7月13日，曾彦修成为“党内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右派”，而且是头版。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共有3篇重要文章，头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天，130多为代表的反右派发言综合报道”，二条是宋庆龄的反右署名文章“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第三条就是关于曾彦修的，
引题“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正标题“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副标题“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曾彦修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文章，但他后来得知，“批我右派几个月，报上举例，竟没有当时同事数年的王子野（副手）、史枚、陈原、范用（业务核心）等，以及最年轻的薛德震、沈昌文等。他们均一字未说。”
曾彦修特别佩服王子野，“处在他那个地位，对我竟始终不肯出面批评一个字，弄得不好，他也会成为右派。在这种表态大会上，他都能硬挺着一言不发，这多难、多危险啊。我以为，比我还难，我干脆承认我是右派，听候处理就完了，而他却还吊在半空中。”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回忆，要知道，很多批斗都是熟人率先发难，副手率先发难。而为了自己的安全，尽快站队表态，也是斗争哲学的核心要素。沈昌文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当时是人民出版社一个部门的编辑部主任，向他发难的就是他的副手，他为了自保，在第一时间站队批判了同事戴文葆。而曾彦修亲历的一场现场批斗，主持人竟然是他多年前在《南方日报》担任社长时因为工作得罪过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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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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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学者张丰发表在腾讯网的文章，阿伦特去世于1975年，就目前所掌握的中文资料看，她并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让她来研究，她会提出这两个问题：“第一，尽管他们不能也确实没有抵抗，那些各行各业中的少数异类，他们在运动中如何能不合作并且拒绝参与批判他人？第二，那些在运动中攻击别人的，是什么驱使他们这样做？‘文革’结束后，他们以什么样的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
这是我对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所提两个问题（68页）的模仿。作为“文革”后出生的一代，常对第一个问题感到悲观：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拒绝合作的知识人？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所记，自己在“文革”中揭批师长陈原，而且还不是“被迫”，因为批判完了回家，还补写了一篇大字报。沈昌文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行为，其坦诚值得称赞，因为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他曾经做过一个“拒绝配合”的人。最近读曾彦修的《平生六记》，才发现至少在1957年的“反右”，人民出版社内部曾经出现过几个拒绝合作者，其中他最感谢的就是沈昌文，因为沈的手中握有“几颗原子弹”，足以置他于死地。
1957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最高领导（第一副社长，而社长则是胡绳兼任）。在这一年的7月13日，曾彦修成为“党内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右派”，而且是头版。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共有3篇重要文章，头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天，130多为代表的反右派发言综合报道”，二条是宋庆龄的反右署名文章“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第三条就是关于曾彦修的，
引题“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正标题“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副标题“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曾彦修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文章，但他后来得知，“批我右派几个月，报上举例，竟没有当时同事数年的王子野（副手）、史枚、陈原、范用（业务核心）等，以及最年轻的薛德震、沈昌文等。他们均一字未说。”
曾彦修特别佩服王子野，“处在他那个地位，对我竟始终不肯出面批评一个字，弄得不好，他也会成为右派。在这种表态大会上，他都能硬挺着一言不发，这多难、多危险啊。我以为，比我还难，我干脆承认我是右派，听候处理就完了，而他却还吊在半空中。”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回忆，要知道，很多批斗都是熟人率先发难，副手率先发难。而为了自己的安全，尽快站队表态，也是斗争哲学的核心要素。沈昌文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当时是人民出版社一个部门的编辑部主任，向他发难的就是他的副手，他为了自保，在第一时间站队批判了同事戴文葆。而曾彦修亲历的一场现场批斗，主持人竟然是他多年前在《南方日报》担任社长时因为工作得罪过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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