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文革荒誕外交:接線員罵勃列日涅夫
1967年8月，外交方面發生了幾件大事。壹是中央文革大員王力到外交部講話，煽動造反派奪權。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奪權，領導癱瘓壹個多月。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北京壹些紅衛兵組織沖擊並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制造了壹起極嚴重的違法涉外事件。這些事件影響極壞，中央決定對王力、關鋒、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
這時，從國內又傳來消息，說造反派對外交部領導實行了業務監督，駐埃及使館的有些館員也要仿效。有壹個人說：“黃華，我們要對你實行業務監督！”我說，今天晚上我要會見華僑代表，歡迎你們監督。又有壹次，他們要監督我同壹個外國朋友的會見，被我拒絕了。
因為我幾次不合作的表現，壹些人火了。有壹次，他們跑過來怒氣沖沖地對我說：“黃華，你表現不好，我們要撤你的職！”我回答說：“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歸你們來撤我。”他們壹聽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聲了。
肆：接線員痛罵蘇修頭子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在中國的對外工作方面，要為世界革命服務，為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做出更大更多的貢獻”。這壹提法將世界革命目標與中國外交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是基本正確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發表的《人民革命戰爭萬歲》壹文卻做了錯誤的解釋，該文用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論，對當時的世界局勢進行了所謂分析，文章牽強附會地認為亞非拉國家是世界的農村，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是世界的城市，亞非拉國家各國人民應該像中國人民壹樣，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進行“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世界革命，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支持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斗爭作為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拾壹中全會認為，林彪的文章科學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問題，是進行外交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論嚴重幹擾了中國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國與北美、歐洲發展外交關系的努力受到指責，中國與西方國家談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動出現停頓甚至嚴重倒退，也使中國在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情況下，片面強調支援亞非拉國家的所謂國際主義義務，大量無償援助廣大發展中國家，而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竟然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延誤了中國的經濟建設進程，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謂世界范圍的農村包圍城市論的同時，極左分子還極力否定建國17年來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認為17年來的外交路線是執行了壹條所謂“叁降壹滅”和“叁和壹少”的路線。“叁降壹滅”指：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革命人民運動的烈火；“叁和壹少”指：對帝國主義搞和平，對修正主義搞和平，對各國反動派搞和平，對革命運動支持少。在否定過去17年外交路線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時，他們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並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稱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面奪權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權力也受到威脅，同時包括外交部長陳毅在內的外交工作領導幹部都成為他們斗爭對象。在造反派對外交部嚴重沖擊下，外交部已經不能正常辦公，外交工作受到嚴重幹擾。而中國駐外大使也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以參加“文革”為名，實際上對這些外交官進行了野蠻批斗，中國駐外使館的工作也被打亂。壹些外交工作人員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盲目推行打倒壹切和惟我獨尊的外交活動，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亂。他們不顧內外有別的實際情況，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怕反華，不要怕斷交等錯誤提法，在對外宣傳和交往中出現壹系列盛氣凌人、強加於人的做法，如駐外使館壹些工作人員對外國人濫發甚至強行發放毛澤東像章和毛主席語錄，引起反感；利用使館新聞公報等宣傳材料以及新聞櫥窗等方式宣傳“文革”；有的居然還向伊斯蘭教婦女宣傳解放思想，受到強烈反對；在出訪演出中，在演出前則必念毛主席語錄，有的語錄革命性極強，矛頭直指所在國，引起所在國強烈不滿和反對；在駐外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則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公開點名指責壹些國家，引起駐在國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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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從國內又傳來消息，說造反派對外交部領導實行了業務監督，駐埃及使館的有些館員也要仿效。有壹個人說：“黃華，我們要對你實行業務監督！”我說，今天晚上我要會見華僑代表，歡迎你們監督。又有壹次，他們要監督我同壹個外國朋友的會見，被我拒絕了。
因為我幾次不合作的表現，壹些人火了。有壹次，他們跑過來怒氣沖沖地對我說：“黃華，你表現不好，我們要撤你的職！”我回答說：“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歸你們來撤我。”他們壹聽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聲了。
肆：接線員痛罵蘇修頭子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在中國的對外工作方面，要為世界革命服務，為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做出更大更多的貢獻”。這壹提法將世界革命目標與中國外交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是基本正確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發表的《人民革命戰爭萬歲》壹文卻做了錯誤的解釋，該文用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論，對當時的世界局勢進行了所謂分析，文章牽強附會地認為亞非拉國家是世界的農村，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是世界的城市，亞非拉國家各國人民應該像中國人民壹樣，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進行“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世界革命，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支持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斗爭作為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拾壹中全會認為，林彪的文章科學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問題，是進行外交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論嚴重幹擾了中國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國與北美、歐洲發展外交關系的努力受到指責，中國與西方國家談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動出現停頓甚至嚴重倒退，也使中國在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情況下，片面強調支援亞非拉國家的所謂國際主義義務，大量無償援助廣大發展中國家，而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竟然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延誤了中國的經濟建設進程，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謂世界范圍的農村包圍城市論的同時，極左分子還極力否定建國17年來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認為17年來的外交路線是執行了壹條所謂“叁降壹滅”和“叁和壹少”的路線。“叁降壹滅”指：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革命人民運動的烈火；“叁和壹少”指：對帝國主義搞和平，對修正主義搞和平，對各國反動派搞和平，對革命運動支持少。在否定過去17年外交路線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時，他們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並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稱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面奪權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權力也受到威脅，同時包括外交部長陳毅在內的外交工作領導幹部都成為他們斗爭對象。在造反派對外交部嚴重沖擊下，外交部已經不能正常辦公，外交工作受到嚴重幹擾。而中國駐外大使也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以參加“文革”為名，實際上對這些外交官進行了野蠻批斗，中國駐外使館的工作也被打亂。壹些外交工作人員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盲目推行打倒壹切和惟我獨尊的外交活動，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亂。他們不顧內外有別的實際情況，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怕反華，不要怕斷交等錯誤提法，在對外宣傳和交往中出現壹系列盛氣凌人、強加於人的做法，如駐外使館壹些工作人員對外國人濫發甚至強行發放毛澤東像章和毛主席語錄，引起反感；利用使館新聞公報等宣傳材料以及新聞櫥窗等方式宣傳“文革”；有的居然還向伊斯蘭教婦女宣傳解放思想，受到強烈反對；在出訪演出中，在演出前則必念毛主席語錄，有的語錄革命性極強，矛頭直指所在國，引起所在國強烈不滿和反對；在駐外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則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公開點名指責壹些國家，引起駐在國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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