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官僚主义很低级(图)
《辞海》对“官僚主义”这样解释：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对此，毛泽东有着自己鲜明的观点。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一名女红卫兵
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做官问题时指出，我们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绝，就像消灭“四害”一样。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在去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也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他说：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他还多次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并说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为此，他还要求干部下去的时候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现今的中国，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这种现象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不仅是困扰中国的问题，也是困扰全世界的问题。
政治的官僚化如果与资本势力相结合，就愈加腐败，从而成为社会的死症。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为缓解和治疗这一死症，我们急迫地需要建立下列两方面的平衡机制：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劳动－资本”关系中，我们懂得，“劳动”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不可能长期缺失。尤其在老龄化吞噬“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在国民生产中应得的份额迅速增加。政治，如列宁所说，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必须体现劳动者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也就是说，必须确立足以使“劳动”这一要素能够与“资本”这一要素以合法形式抗衡的政治机制。否则，劳动的实得份额就会严重地低于它应得的份额，从而导致劳动要素在长期内被浪费（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甚至导致人口老龄化之后的劳动资源的耗竭----在晚近发表的文献中被称为“人口崩溃”。
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个人－社会”关系中，如前述，为防止社会动荡，个人的心性诉求不可能长期被社会权威结构忽略。由于，我们懂得，后者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将主要以“官僚政治”的方式存在，于是，我们知道，前者在未来将主要以“公共事件”的方式冲击我们的社会，如已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吉林石化污染事件”。个人情感、家庭关系、社群问题，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伴随着物质生活，在社会的稳态时期原本不是公共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却屡屡引发公众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人权利与官僚政治间的冲突，因缺乏平衡机制而获得了普遍性。换句话说，西方正常市场社会普遍已经确立的基于新闻自由的公共领域，在我们这里不应长期缺失。这就意味着，新闻就应成为“公共的喉舌”。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发展并且无视公共领域抗衡官僚政治的诉求。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氛围内，理想地，每一个人不再受任何利益群体及其党派的支配，从而可充分地追求心性自由，并由此开发自己的创造潜力。辅以合适的权威结构，因个体心性自由而激发的创造性，在物的维度表现为“技术进步”，不仅意味着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意味着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已经有 1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一名女红卫兵
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做官问题时指出，我们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绝，就像消灭“四害”一样。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在去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也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他说：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他还多次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并说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为此，他还要求干部下去的时候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现今的中国，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这种现象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不仅是困扰中国的问题，也是困扰全世界的问题。
政治的官僚化如果与资本势力相结合，就愈加腐败，从而成为社会的死症。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为缓解和治疗这一死症，我们急迫地需要建立下列两方面的平衡机制：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劳动－资本”关系中，我们懂得，“劳动”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不可能长期缺失。尤其在老龄化吞噬“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在国民生产中应得的份额迅速增加。政治，如列宁所说，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必须体现劳动者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也就是说，必须确立足以使“劳动”这一要素能够与“资本”这一要素以合法形式抗衡的政治机制。否则，劳动的实得份额就会严重地低于它应得的份额，从而导致劳动要素在长期内被浪费（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甚至导致人口老龄化之后的劳动资源的耗竭----在晚近发表的文献中被称为“人口崩溃”。
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个人－社会”关系中，如前述，为防止社会动荡，个人的心性诉求不可能长期被社会权威结构忽略。由于，我们懂得，后者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将主要以“官僚政治”的方式存在，于是，我们知道，前者在未来将主要以“公共事件”的方式冲击我们的社会，如已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吉林石化污染事件”。个人情感、家庭关系、社群问题，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伴随着物质生活，在社会的稳态时期原本不是公共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却屡屡引发公众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人权利与官僚政治间的冲突，因缺乏平衡机制而获得了普遍性。换句话说，西方正常市场社会普遍已经确立的基于新闻自由的公共领域，在我们这里不应长期缺失。这就意味着，新闻就应成为“公共的喉舌”。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发展并且无视公共领域抗衡官僚政治的诉求。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氛围内，理想地，每一个人不再受任何利益群体及其党派的支配，从而可充分地追求心性自由，并由此开发自己的创造潜力。辅以合适的权威结构，因个体心性自由而激发的创造性，在物的维度表现为“技术进步”，不仅意味着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意味着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