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淫官] 杨尚昆:中办主任就是麻将里的听用
我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中央也没有给我配备副手，直到1955年，我向中央建议并经中央批准，任命曾三、邓典桃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是中办第一次有了副职。建国前不算了，建国以后，我继续当了六年的光杆司令。
“中央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说，如果说我在建国前这一段主要是搬了几次家，那么，我在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是起个“听用”的作用。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作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建国前我的工作也是“听用”，不过那时办公厅的工作相对单纯多了。
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于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达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的转移委员会，负责做好转移期间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
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都谈完了，他们走了，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再打电话问问高智那里、童小鹏那里还有什么事没有，他们说没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万字廊休息去了。
党的八大以后，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我分工联系中监委、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和调查部。
前几天，罗青长来看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发现和我有关的材料不少。他说那时中央决定由我领导李克农的工作。我说是联系不是领导。他说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中央是下过文件的。中央下过什么文件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这么几件事：从在三交（中后委）时起，我同李克农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密切，直到进城。1950年5月，李克农因病住院，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他那里的日常工作，由邹大鹏主持，重大问题请示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我。1955年2月，罗青长等同志找我，反映军委联络部的同志们都愿意回到党的系统来。随后我和李克农商量，他也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在党的系统内单独成立一个部，可名为调查研究部。3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任部长。原军委联络部成建制转移到党中央系统，日常工作由我与李克农联系，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联系中央调查部。那时李克农身体不太好，主持调查部日常工作的几位副部长孔原、邹大鹏、罗青长，后来还有冯铉都经常到我那里谈工作。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公安部和调查部，我的任务是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督促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多，但是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敌情十分复杂，一遇有领导人出访，我们的工作就成倍增加，忙得真可谓宵衣旰食。最紧张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事先我们得到蒋特拟加害周恩来的情报，为此，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不幸的是，4月11日，我国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香港被蒋特秘密安装了炸弹，飞至加里曼丹岛上空时爆炸失事，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石志昂等8同志壮烈殉职。这一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周恩来一行的绝对安全，圆满完成原定任务；还要考虑如何通过外交途径同印、英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彻底查明情况，严惩凶犯。内外两条战线，实在忙得不亦乐乎。直到4月29日，周恩来从印尼返抵昆明，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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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说，如果说我在建国前这一段主要是搬了几次家，那么，我在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是起个“听用”的作用。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作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建国前我的工作也是“听用”，不过那时办公厅的工作相对单纯多了。
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于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达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的转移委员会，负责做好转移期间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
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都谈完了，他们走了，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再打电话问问高智那里、童小鹏那里还有什么事没有，他们说没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万字廊休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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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罗青长来看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发现和我有关的材料不少。他说那时中央决定由我领导李克农的工作。我说是联系不是领导。他说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中央是下过文件的。中央下过什么文件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这么几件事：从在三交（中后委）时起，我同李克农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密切，直到进城。1950年5月，李克农因病住院，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他那里的日常工作，由邹大鹏主持，重大问题请示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我。1955年2月，罗青长等同志找我，反映军委联络部的同志们都愿意回到党的系统来。随后我和李克农商量，他也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在党的系统内单独成立一个部，可名为调查研究部。3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任部长。原军委联络部成建制转移到党中央系统，日常工作由我与李克农联系，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联系中央调查部。那时李克农身体不太好，主持调查部日常工作的几位副部长孔原、邹大鹏、罗青长，后来还有冯铉都经常到我那里谈工作。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公安部和调查部，我的任务是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督促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多，但是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敌情十分复杂，一遇有领导人出访，我们的工作就成倍增加，忙得真可谓宵衣旰食。最紧张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事先我们得到蒋特拟加害周恩来的情报，为此，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不幸的是，4月11日，我国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香港被蒋特秘密安装了炸弹，飞至加里曼丹岛上空时爆炸失事，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石志昂等8同志壮烈殉职。这一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周恩来一行的绝对安全，圆满完成原定任务；还要考虑如何通过外交途径同印、英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彻底查明情况，严惩凶犯。内外两条战线，实在忙得不亦乐乎。直到4月29日，周恩来从印尼返抵昆明，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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