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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到思想者 延安女学生沉浮录
稻草人到思想者 延安女学生沉浮录稻草人到思想者 延安女学生沉浮录
这段公案像当时延河边的许多感情纠葛一样归于沉寂，却在世纪之交意外重现。名动一时的《思痛录》中，韦君宜隐晦涉及这段往事，称当时好几对夫妇由于抢救运动离异，都是因为其中一方听党的话，认定另一方是特务，举例说“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全是如此”。书中还具体地描写了魏东明的妻子（即冯兰瑞）“经别人说服，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去劝说魏“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魏东明只能苦笑。”
耐人寻味的是，在1998年初版的《思痛录》中，并未对以上诸人指名道姓，对魏东明也化名“杨明生”。到了2003年的《思痛录·露沙的路》合并修订版，却坐实了前述内容。显然，由于在此期间出版的《冯兰瑞传》提到了导致冯婚姻感情变故的“一位才女”，虽未曾具名，却加深了当年恩怨。
冯兰瑞称，自己和魏东明、韦君宜之间的感情纠葛，和当时的抢救运动毫无关系，与李锐、范元甄的例子并不相同。黄华和王龙宝分手也缘于第三者。即使在李、范的例子中，虽有李锐被“抢救”的政治压力，也不能掩盖第三者邓力群插足的实质。
在政治的背景下，感情的是非变得复杂，却清晰地透露出革命与爱情、家庭之间的天平失衡。
冯兰瑞对抗战之初发生在延安的一起“血色浪漫”悲剧印象很深。奔赴延安的女学生刘茜，因为与一位青年学生和一位长征干部黄克功同时谈恋爱，以后拒绝黄克功，被后者在延河边手枪击毙。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领袖干预下，后者最终被枪毙。与冯兰瑞同乡又同居一孔窑洞的谌曼丽（别名谌曼里），由于移情新人，被从前的丈夫陈振球持刀划伤了手臂，最近在港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提及了这一“桃色案件”。
冯兰瑞没有经历流血悲剧，却仍旧尝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情感苦涩。在孤单的病榻上，离家叛逆的她，写下了“今日始知慈母忧，天涯涕泪自交流”的诗句。
在延安，男女比例失调最高达到30:1的情形下，女性既是异性注目的焦点，又容易成为牺牲品。延安初期“杯水主义”和“革命+恋爱”的流行模式，曾经是一种自发的调剂方式，也成为吸引知识青年的“乌托邦”幻景。但随着政权等级制度的确立，恋爱、婚姻逐渐演变为整风运动后的组织安排和级别待遇，不少知识女青年被动地嫁给长征老干部，往往因毫无共同语言而婚姻不幸。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自由恋爱的冯兰瑞和韦君宜，以致范元甄，还算是革命队伍中的幸运者。
冯兰瑞回忆，在延安生活的另一大困境，是女同志不敢生孩子，“没法养”。一旦有了孩子的拖累，意味着在革命行伍中掉队。李锐和范元甄感情的破裂，直接原因是抚养孩子的困难。堕胎成为一个普遍选择，范元甄去医院堕胎需要排队。在她与李锐的延安时期通信中，充斥了对怀孕的恐惧和女人们堕胎的记载。冯兰瑞和范元甄一样经历了新生儿夭折的伤痛。
萧军的《延安日记》，侧面披露了冯兰瑞感情受挫的情态。萧军曾和冯兰瑞谈到“汇报”（可能指冯兰瑞向组织上汇报了与魏、韦的感情纠纷）之事，几乎弄得很僵，事后自责，“她是个正度着麻痹的陷在深沉苦痛生活中的女人，我不应和她多开玩笑，这会伤害了她的心。”
和魏东明离异后，冯兰瑞前往晋察冀，在一次舞会上重逢了青委时的领导、“一二·九”学生干部李昌，二人经组织批准结婚。冯兰瑞回忆，在二人交往期间，“领导干部”李昌的警卫员总是忠实地把守在窑洞门外，让冯兰瑞颇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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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在1998年初版的《思痛录》中，并未对以上诸人指名道姓，对魏东明也化名“杨明生”。到了2003年的《思痛录·露沙的路》合并修订版，却坐实了前述内容。显然，由于在此期间出版的《冯兰瑞传》提到了导致冯婚姻感情变故的“一位才女”，虽未曾具名，却加深了当年恩怨。
冯兰瑞称，自己和魏东明、韦君宜之间的感情纠葛，和当时的抢救运动毫无关系，与李锐、范元甄的例子并不相同。黄华和王龙宝分手也缘于第三者。即使在李、范的例子中，虽有李锐被“抢救”的政治压力，也不能掩盖第三者邓力群插足的实质。
在政治的背景下，感情的是非变得复杂，却清晰地透露出革命与爱情、家庭之间的天平失衡。
冯兰瑞对抗战之初发生在延安的一起“血色浪漫”悲剧印象很深。奔赴延安的女学生刘茜，因为与一位青年学生和一位长征干部黄克功同时谈恋爱，以后拒绝黄克功，被后者在延河边手枪击毙。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领袖干预下，后者最终被枪毙。与冯兰瑞同乡又同居一孔窑洞的谌曼丽（别名谌曼里），由于移情新人，被从前的丈夫陈振球持刀划伤了手臂，最近在港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提及了这一“桃色案件”。
冯兰瑞没有经历流血悲剧，却仍旧尝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情感苦涩。在孤单的病榻上，离家叛逆的她，写下了“今日始知慈母忧，天涯涕泪自交流”的诗句。
在延安，男女比例失调最高达到30:1的情形下，女性既是异性注目的焦点，又容易成为牺牲品。延安初期“杯水主义”和“革命+恋爱”的流行模式，曾经是一种自发的调剂方式，也成为吸引知识青年的“乌托邦”幻景。但随着政权等级制度的确立，恋爱、婚姻逐渐演变为整风运动后的组织安排和级别待遇，不少知识女青年被动地嫁给长征老干部，往往因毫无共同语言而婚姻不幸。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自由恋爱的冯兰瑞和韦君宜，以致范元甄，还算是革命队伍中的幸运者。
冯兰瑞回忆，在延安生活的另一大困境，是女同志不敢生孩子，“没法养”。一旦有了孩子的拖累，意味着在革命行伍中掉队。李锐和范元甄感情的破裂，直接原因是抚养孩子的困难。堕胎成为一个普遍选择，范元甄去医院堕胎需要排队。在她与李锐的延安时期通信中，充斥了对怀孕的恐惧和女人们堕胎的记载。冯兰瑞和范元甄一样经历了新生儿夭折的伤痛。
萧军的《延安日记》，侧面披露了冯兰瑞感情受挫的情态。萧军曾和冯兰瑞谈到“汇报”（可能指冯兰瑞向组织上汇报了与魏、韦的感情纠纷）之事，几乎弄得很僵，事后自责，“她是个正度着麻痹的陷在深沉苦痛生活中的女人，我不应和她多开玩笑，这会伤害了她的心。”
和魏东明离异后，冯兰瑞前往晋察冀，在一次舞会上重逢了青委时的领导、“一二·九”学生干部李昌，二人经组织批准结婚。冯兰瑞回忆，在二人交往期间，“领导干部”李昌的警卫员总是忠实地把守在窑洞门外，让冯兰瑞颇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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