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草人到思想者 延安女学生沉浮录

  北京东总布胡同的一幢老房子里,冯兰瑞独自度过了离开李昌后的三年,生命早已越过九十的门槛。


  她的老年支气管炎症慢慢加重,过一会就要搜着喉咙咳上好一阵,再对着一个塑料小杯吐出勉力咳出的痰。咳嗽过后,保姆拿来一个近似鼠标的小盒子,对着鼻息捏上两下,据说是一种进口药。吸氧是每天上午的例行功课。

  

  (“一二·九”一代,左起: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

  李昌辞世,几个工作人员也随之离开,不再有一溜板房里传来的走动、打电话和复印机声音,院子变得更加寂静。冯兰瑞常常听见自己的呼吸。

  变得寂静的还有这个世界。一个一个的熟人走了,从早年的胡耀邦到胡乔木、许立群,从王若水到朱厚泽、李慎之。最近一个离开的是于光远。

  2013年10月于光远去世,患风湿的冯兰瑞坐轮椅参加了遗体告别和追思会,在博客上发表了怀念文章。对这篇“点到为止”的博文,冯兰瑞并不满意。对于于光远,冯兰瑞不仅有长年的朋友之情,更有理论上的相互提携之义。

  这正是冯兰瑞和前述多位逝者的关系,革命情谊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思想折冲则发端于“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初期,这些理论界的一时之选掀起的思想和政治论争中,冯兰瑞的身影隐显其间,取舍判然,与恪守正统的胡乔木、许立群和邓力群一端渐行渐远,而与另一端休戚与共,日渐厕身“两头真”群体,又是这个群体中唯一的女性。于光远去世后,冯兰瑞和杜润生、李锐等人成为仅存的“一二·九”一代思想者。


  在东总布胡同堆积了太多时光和书籍的老屋中,语言和呼吸一起变得含混不清。透明的白发之下,面容早已失去当年奔赴延安时的红润,臃肿迟钝的形体,像是失去了水分的稻草人。

  但在退化的外表和气管功能之下,思想依旧清晰。墙上和李昌的早年合影,淹没在满壁满架的书籍中,其中有两卷《冯兰瑞经济论文选》,收入了她在“理论界拨乱反正”之初引发风波的“社会主义阶段论”著名文章,以及上世纪末研究下岗问题的获奖论文。最近一本文集,面世于九十岁那年。堆满茶几的期刊杂志顶端,放着她晚年一直措意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期刊。

  李昌去世那年,冯兰瑞的李昌遗孀身份一度引人注目,这似乎是她那一代革命女性们的某种宿命。比起为政治风霜磨蚀的男性,她们更为沉默隐忍的生命,往往存续到了另一个时代。北京城区在拆迁利齿前保留下来的四合院里,时而隐居着一位耄耋以致期颐之年的女性,她们在身处高位的男主人去世后,以夫人身份保留着使用四合院的权利,也成为儿孙们的某种福利。冯兰瑞也是这群女性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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