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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爸爸還是選媽媽?"壹位女法官聽見孩子沒...
"選爸爸還是選媽媽?"壹位女法官聽見孩子沒..."選爸爸還是選媽媽?"壹位女法官聽見孩子沒...
後來我又跟他打了拾幾次電話，希望他至少先讓孩子和媽媽視頻。這位爸爸表示，“她真想見孩子，可以去幼兒園圍牆外面看，我不攔著。”他懲罰的看似是前妻，可真正受傷的卻是他自詡“苦心守護”的那個孩子。
當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爭孩子，尤其是壹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對方承擔撫養責任。可深入工作後，又會發現事情遠比表面復雜。
有人並不是不想養，而是把撫養權當成另壹場談判裡的籌碼，希望借此爭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確實不願承擔“壹場意外”背後隱藏的沉甸甸的撫養義務，希望把責任徹底推給另壹方。
法律能判撫養權，卻判不了愛和尊重
海澱法院少年法庭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最初主要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綜合審判發展，開始審理變更撫養權、探望權、撫養費等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民事案件。
也是從那壹年開始，我從刑事法官轉型。剛開始辦理民事案件時，我有些不適應。刑事案件講究的是證據確實、充分，構成什麼罪、判幾年，都有相對明確的法律標准。
▲北京海澱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長張瑩與助理。 受訪者供圖
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大。辦理的第壹個變更撫養權案件，就讓我犯了難。
我覺得原被告的主張都有道理，真應了那句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請教了好幾位資深法官，大家都讓我“酌定”。隨著辦案經驗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撫養權案件裡，沒有任何壹個條件能夠單方面決定結果。孩子意願、成長經歷、撫養意願、教育理念、經濟能力……多種因素的疊加決定了裁判天平的傾向。
有些案件，我們還會引入“社會觀護”機制，由司法社工對雙方家庭進行走訪調查，把調查結果作為裁判的參考。這也是少年法庭這些年壹直的探索。盡管社會觀護報告還不能作為民事案件裡的證據，但它往往能夠幫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場時，孩子真正的樣子。
比如有人為了爭取撫養權而進行毫無底線的溺愛，孩子說願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為爸爸不給他報輔導班，可以打游戲、不用寫作業。我們當然尊重孩子的表達，但不會機械地按照孩子壹句話作出判決。
法官真正要判斷的，是哪壹種選擇，更符合這個孩子當下和未來的利益。
可辦案越久，我越有種無力感。法律可以判決撫養權歸誰、探望權如何實現、撫養費如何承擔，卻無法強行注入“以子女利益為先”的思維模式。
有些父母還是會繼續在孩子面前詆毀對方，還是會把自己的怨恨傾倒給孩子，還是會要求孩子站隊，還是會讓孩子在兩個家庭之間小心翼翼地生活。
這些，不是壹份判決書能夠改變的。
有時候，我們苦口婆心地做家庭教育指導，壹談就是幾個小時。有時，當事人聽得流淚，連旁聽的律師都忍不住紅了眼眶。可等他們離開法庭，回到原來的生活，很多事情還是會繼續發生。
我常跟當事人打壹個比方：你們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繩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繩子會斷，孩子也會。長期的“拉扯”，會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圍。
可能是他（她）越來越不敢表達自己的感受，越來越不相信親密關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後，當他（她）成為丈夫、妻子，或者父親、母親時，依然不知道怎樣去愛壹個人，因為他童年學到的，是對立、控制和站隊。這就是創傷的代際傳遞。
所以，每次詢問孩子的時候，我都會先告訴他：“爸爸媽媽都愛你，只是他們現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聽聽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裡，孩子不用替任何壹個成年人承擔情緒，也不用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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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當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爭孩子，尤其是壹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對方承擔撫養責任。可深入工作後，又會發現事情遠比表面復雜。
有人並不是不想養，而是把撫養權當成另壹場談判裡的籌碼，希望借此爭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確實不願承擔“壹場意外”背後隱藏的沉甸甸的撫養義務，希望把責任徹底推給另壹方。
法律能判撫養權，卻判不了愛和尊重
海澱法院少年法庭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最初主要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綜合審判發展，開始審理變更撫養權、探望權、撫養費等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民事案件。
也是從那壹年開始，我從刑事法官轉型。剛開始辦理民事案件時，我有些不適應。刑事案件講究的是證據確實、充分，構成什麼罪、判幾年，都有相對明確的法律標准。
▲北京海澱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長張瑩與助理。 受訪者供圖
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大。辦理的第壹個變更撫養權案件，就讓我犯了難。
我覺得原被告的主張都有道理，真應了那句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請教了好幾位資深法官，大家都讓我“酌定”。隨著辦案經驗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撫養權案件裡，沒有任何壹個條件能夠單方面決定結果。孩子意願、成長經歷、撫養意願、教育理念、經濟能力……多種因素的疊加決定了裁判天平的傾向。
有些案件，我們還會引入“社會觀護”機制，由司法社工對雙方家庭進行走訪調查，把調查結果作為裁判的參考。這也是少年法庭這些年壹直的探索。盡管社會觀護報告還不能作為民事案件裡的證據，但它往往能夠幫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場時，孩子真正的樣子。
比如有人為了爭取撫養權而進行毫無底線的溺愛，孩子說願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為爸爸不給他報輔導班，可以打游戲、不用寫作業。我們當然尊重孩子的表達，但不會機械地按照孩子壹句話作出判決。
法官真正要判斷的，是哪壹種選擇，更符合這個孩子當下和未來的利益。
可辦案越久，我越有種無力感。法律可以判決撫養權歸誰、探望權如何實現、撫養費如何承擔，卻無法強行注入“以子女利益為先”的思維模式。
有些父母還是會繼續在孩子面前詆毀對方，還是會把自己的怨恨傾倒給孩子，還是會要求孩子站隊，還是會讓孩子在兩個家庭之間小心翼翼地生活。
這些，不是壹份判決書能夠改變的。
有時候，我們苦口婆心地做家庭教育指導，壹談就是幾個小時。有時，當事人聽得流淚，連旁聽的律師都忍不住紅了眼眶。可等他們離開法庭，回到原來的生活，很多事情還是會繼續發生。
我常跟當事人打壹個比方：你們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繩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繩子會斷，孩子也會。長期的“拉扯”，會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圍。
可能是他（她）越來越不敢表達自己的感受，越來越不相信親密關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後，當他（她）成為丈夫、妻子，或者父親、母親時，依然不知道怎樣去愛壹個人，因為他童年學到的，是對立、控制和站隊。這就是創傷的代際傳遞。
所以，每次詢問孩子的時候，我都會先告訴他：“爸爸媽媽都愛你，只是他們現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聽聽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裡，孩子不用替任何壹個成年人承擔情緒，也不用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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