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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爸爸还是选妈妈?"一位女法官听见孩子没...
"选爸爸还是选妈妈?"一位女法官听见孩子没..."选爸爸还是选妈妈?"一位女法官听见孩子没...
后来我又跟他打了十几次电话，希望他至少先让孩子和妈妈视频。这位爸爸表示，“她真想见孩子，可以去幼儿园围墙外面看，我不拦着。”他惩罚的看似是前妻，可真正受伤的却是他自诩“苦心守护”的那个孩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争孩子，尤其是一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对方承担抚养责任。可深入工作后，又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
有人并不是不想养，而是把抚养权当成另一场谈判里的筹码，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确实不愿承担“一场意外”背后隐藏的沉甸甸的抚养义务，希望把责任彻底推给另一方。
法律能判抚养权，却判不了爱和尊重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综合审判发展，开始审理变更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从刑事法官转型。刚开始办理民事案件时，我有些不适应。刑事案件讲究的是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什么罪、判几年，都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标准。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张莹与助理。 受访者供图
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办理的第一个变更抚养权案件，就让我犯了难。
我觉得原被告的主张都有道理，真应了那句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请教了好几位资深法官，大家都让我“酌定”。随着办案经验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抚养权案件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够单方面决定结果。孩子意愿、成长经历、抚养意愿、教育理念、经济能力……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裁判天平的倾向。
有些案件，我们还会引入“社会观护”机制，由司法社工对双方家庭进行走访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裁判的参考。这也是少年法庭这些年一直的探索。尽管社会观护报告还不能作为民事案件里的证据，但它往往能够帮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场时，孩子真正的样子。
比如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而进行毫无底线的溺爱，孩子说愿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为爸爸不给他报辅导班，可以打游戏、不用写作业。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表达，但不会机械地按照孩子一句话作出判决。
法官真正要判断的，是哪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利益。
可办案越久，我越有种无力感。法律可以判决抚养权归谁、探望权如何实现、抚养费如何承担，却无法强行注入“以子女利益为先”的思维模式。
有些父母还是会继续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还是会把自己的怨恨倾倒给孩子，还是会要求孩子站队，还是会让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
这些，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改变的。
有时候，我们苦口婆心地做家庭教育指导，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当事人听得流泪，连旁听的律师都忍不住红了眼眶。可等他们离开法庭，回到原来的生活，很多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
我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你们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绳子会断，孩子也会。长期的“拉扯”，会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围。
可能是他（她）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相信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她）成为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时，依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童年学到的，是对立、控制和站队。这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每次询问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他：“爸爸妈妈都爱你，只是他们现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听听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里，孩子不用替任何一个成年人承担情绪，也不用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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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当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争孩子，尤其是一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对方承担抚养责任。可深入工作后，又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
有人并不是不想养，而是把抚养权当成另一场谈判里的筹码，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确实不愿承担“一场意外”背后隐藏的沉甸甸的抚养义务，希望把责任彻底推给另一方。
法律能判抚养权，却判不了爱和尊重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综合审判发展，开始审理变更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从刑事法官转型。刚开始办理民事案件时，我有些不适应。刑事案件讲究的是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什么罪、判几年，都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标准。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张莹与助理。 受访者供图
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办理的第一个变更抚养权案件，就让我犯了难。
我觉得原被告的主张都有道理，真应了那句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请教了好几位资深法官，大家都让我“酌定”。随着办案经验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抚养权案件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够单方面决定结果。孩子意愿、成长经历、抚养意愿、教育理念、经济能力……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裁判天平的倾向。
有些案件，我们还会引入“社会观护”机制，由司法社工对双方家庭进行走访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裁判的参考。这也是少年法庭这些年一直的探索。尽管社会观护报告还不能作为民事案件里的证据，但它往往能够帮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场时，孩子真正的样子。
比如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而进行毫无底线的溺爱，孩子说愿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为爸爸不给他报辅导班，可以打游戏、不用写作业。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表达，但不会机械地按照孩子一句话作出判决。
法官真正要判断的，是哪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利益。
可办案越久，我越有种无力感。法律可以判决抚养权归谁、探望权如何实现、抚养费如何承担，却无法强行注入“以子女利益为先”的思维模式。
有些父母还是会继续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还是会把自己的怨恨倾倒给孩子，还是会要求孩子站队，还是会让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
这些，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改变的。
有时候，我们苦口婆心地做家庭教育指导，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当事人听得流泪，连旁听的律师都忍不住红了眼眶。可等他们离开法庭，回到原来的生活，很多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
我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你们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绳子会断，孩子也会。长期的“拉扯”，会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围。
可能是他（她）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相信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她）成为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时，依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童年学到的，是对立、控制和站队。这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每次询问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他：“爸爸妈妈都爱你，只是他们现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听听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里，孩子不用替任何一个成年人承担情绪，也不用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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