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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明知道自己在说谎,为什么还敢报警?
蒋方舟明知道自己在说谎,为什么还敢报警?蒋方舟明知道自己在说谎,为什么还敢报警?
天才崇拜
就像刚才所说，景观社会的框架在分析这类事情上是有天花板的，把框架扩大到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分析中常用的那些概念也是如此，比如套用拟像和符号资本之类的概念，的确可以解释蒋方舟事件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在这个时代发生。但如果把社交媒体拆掉，把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统统撤走，这一类事情就会消失吗？
只要我们稍微查询一下历史就会得到答案，不会。历史上这类事件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结构几乎是一样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加速了蒋方舟事件的节奏，放大了它的剧场效果，但这不是病因本身，病因在更深的地层。
蒋方舟的造假之所以激起远超一般学术丑闻的公众愤怒，在于她冒犯了一个比学术规范更根本的信仰。一个无名研究生抄硕士论文，人们最多就是摇摇头。真正让大众咬牙切齿的，是蒋方舟对于天才的“窃据”。
这种特殊的愤怒有一条很深的思想史根系。
在伽利略之前的漫长世纪里，知识的权威建立在传承之上。复述越精确，权威越高，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员以一字不差为荣。知识是一座储满前人结晶的仓库，学者的本分是看管和搬运，没人指望你自己往里添新东西。霍布斯后来就讽刺中世纪的科学本质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学。
伽利略动摇的不只是地心说，他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发现前人不知道的真理。伽利略在《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中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它认为人和上帝在数学上拥有同样的精确性，唯一的区别在于上帝可以理智直观，而人可能会犯错，需要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整个启蒙主义的源泉。用康德那句着名的话来说，“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巧合的是（或者应该说必然的是），这句话出自康德1784年那篇经典的论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但理性一旦被宣布为人人皆有的能力，它就制造了一个自己无法消化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理性，为什么有些人能创造出其他同样拥有理性的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
康德自己在《判断力批判》里给出了这个解释。他的回答是天才，或者说自然通过其为艺术立法的那种才能。天才的首要特征是原创性，理性人人都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拥有。理性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天才是自然赋予的，教不会也学不来。
康德甚至专门把天才和科学家做了区分。牛顿的所有发现原则上都可以通过方法论的阶梯一步步抵达，但没有任何方法论能教一个人写出荷马的诗。
康德是审慎的，他只把天才限定在美的艺术领域。其实这条边界在康德自己的体系里就已经不稳固了。他区分天才和科学家的理由是科学有方法论的阶梯，任何人沿着阶梯原则上都可以抵达牛顿的结论。但方法论可以验证一个发现，方法论能告诉人什么值得去发现吗？牛顿选择追问苹果为什么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这个选择本身并不是方法论教给他的。
更根本的问题是康德把美的艺术当成一个自明的范畴来使用，但什么是艺术？政治技艺算不算？战场上的即兴决断算不算？如果Kunst这个词本身就横跨了从手艺到美术到一切需要判断力的实践，那天才只属于艺术领域这条线从一开始就是画在沙子上的。
后来的浪漫主义不过是把这条线抹掉了。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把天才从美的艺术扩展到一切精神创造活动。于是，对个体理性的尊重变成了对个体原创性的崇拜。到十九世纪中叶，一套完整的现代信条成型了，即最有价值的知识产出源于独一无二的个体心灵，而这些心灵可以通过作品被辨认。卓越的文本指向卓越的心灵，卓越的心灵兑换为社会权威。
蒋方舟二十年来塑造出的公共形象就是这条推理链最生动的演绎，抄袭则是这个链条的死穴命门。如果文本不是她的，那么从文本推断出的那个独特心灵就失去了地基，建立在这个心灵之上的一切社会权威就不再是对才华的合理兑现，而是建立在虚假信用上的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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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刚才所说，景观社会的框架在分析这类事情上是有天花板的，把框架扩大到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分析中常用的那些概念也是如此，比如套用拟像和符号资本之类的概念，的确可以解释蒋方舟事件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在这个时代发生。但如果把社交媒体拆掉，把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统统撤走，这一类事情就会消失吗？
只要我们稍微查询一下历史就会得到答案，不会。历史上这类事件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结构几乎是一样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加速了蒋方舟事件的节奏，放大了它的剧场效果，但这不是病因本身，病因在更深的地层。
蒋方舟的造假之所以激起远超一般学术丑闻的公众愤怒，在于她冒犯了一个比学术规范更根本的信仰。一个无名研究生抄硕士论文，人们最多就是摇摇头。真正让大众咬牙切齿的，是蒋方舟对于天才的“窃据”。
这种特殊的愤怒有一条很深的思想史根系。
在伽利略之前的漫长世纪里，知识的权威建立在传承之上。复述越精确，权威越高，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员以一字不差为荣。知识是一座储满前人结晶的仓库，学者的本分是看管和搬运，没人指望你自己往里添新东西。霍布斯后来就讽刺中世纪的科学本质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学。
伽利略动摇的不只是地心说，他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发现前人不知道的真理。伽利略在《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中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它认为人和上帝在数学上拥有同样的精确性，唯一的区别在于上帝可以理智直观，而人可能会犯错，需要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整个启蒙主义的源泉。用康德那句着名的话来说，“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巧合的是（或者应该说必然的是），这句话出自康德1784年那篇经典的论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但理性一旦被宣布为人人皆有的能力，它就制造了一个自己无法消化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理性，为什么有些人能创造出其他同样拥有理性的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
康德自己在《判断力批判》里给出了这个解释。他的回答是天才，或者说自然通过其为艺术立法的那种才能。天才的首要特征是原创性，理性人人都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拥有。理性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天才是自然赋予的，教不会也学不来。
康德甚至专门把天才和科学家做了区分。牛顿的所有发现原则上都可以通过方法论的阶梯一步步抵达，但没有任何方法论能教一个人写出荷马的诗。
康德是审慎的，他只把天才限定在美的艺术领域。其实这条边界在康德自己的体系里就已经不稳固了。他区分天才和科学家的理由是科学有方法论的阶梯，任何人沿着阶梯原则上都可以抵达牛顿的结论。但方法论可以验证一个发现，方法论能告诉人什么值得去发现吗？牛顿选择追问苹果为什么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这个选择本身并不是方法论教给他的。
更根本的问题是康德把美的艺术当成一个自明的范畴来使用，但什么是艺术？政治技艺算不算？战场上的即兴决断算不算？如果Kunst这个词本身就横跨了从手艺到美术到一切需要判断力的实践，那天才只属于艺术领域这条线从一开始就是画在沙子上的。
后来的浪漫主义不过是把这条线抹掉了。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把天才从美的艺术扩展到一切精神创造活动。于是，对个体理性的尊重变成了对个体原创性的崇拜。到十九世纪中叶，一套完整的现代信条成型了，即最有价值的知识产出源于独一无二的个体心灵，而这些心灵可以通过作品被辨认。卓越的文本指向卓越的心灵，卓越的心灵兑换为社会权威。
蒋方舟二十年来塑造出的公共形象就是这条推理链最生动的演绎，抄袭则是这个链条的死穴命门。如果文本不是她的，那么从文本推断出的那个独特心灵就失去了地基，建立在这个心灵之上的一切社会权威就不再是对才华的合理兑现，而是建立在虚假信用上的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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