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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明知道自己在说谎,为什么还敢报警?
蒋方舟明知道自己在说谎,为什么还敢报警?蒋方舟明知道自己在说谎,为什么还敢报警?
更重要的是，一旦将问题变成学术不端，紧跟着的问题就是这篇论文当年是怎么通过导师审查和层层答辩评审的，一旦认定蒋方舟造假就是认定整条审核链失灵。所以人大保护蒋方舟，说到底是在保护自己。
在如何看待蒋方舟，人大，以至阎连科等等这些人或符号的共生关系上，不少人会想到六十年前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描述过这种共生关系，我们套用“景观不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本身”来理解，蒋方舟就不能被看作一个碰巧有名气的写作者。她从七岁写作、九岁出版开始，一路走到综艺节目里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出境，二十年积累下来，蒋方舟这三个字早已不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指向一个由出版资本和数百万粉丝共同投资建造的公共幻象。
在这条生产线上，资本需要一个可以变现的文化符号，公众需要一件寄托了精英想象的消费品。蒋方舟这个具体的人在其中被逐渐抽空，变成了一具承载巨量欲望的容器，所以她绝对不能认错。一旦承认实质性抄袭，崩塌的远不止个人学术声誉。围绕她搭建的整条利益与符号网络会同步坍塌。
不过，单纯这样分析的话，蒋方舟仿佛就也成了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景观社会的分析框架到这里就撞上了天花板。
德波的框架里藏着一个道德预判。他倾向于把景观描绘成一种外在的统治力量，制造景观的人是压迫者，消费景观的人是被压迫者。如果蒋方舟只是被这台机器裹挟的人，那她报警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胡乱挣扎。
可这个解释显然不大成立，即便被困在景观的牢笼里，她也有选择余地，她完全可以沉默不回应，等平台算法把公众注意力引到下一个话题。但她选了一个远比沉默激进的报警，把学术争议从同行评议的灰度地带强行拖进法律框架的非此即彼。这不像被洪水冲走的人在扑腾，更像是一个人在试图用手去掰洪水的方向。
更准确的说，蒋方舟同时是景观的产品和景观的生产者，并且两种身份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也更符合真实世界的运转逻辑。从九岁出版第一本书这件事开始，成人世界的商业策划和她本人的某种参与从第一天就搅在一起，没有哪个时间节点能把天真的少女作家和精于算计的形象经理人一刀切开。打个比方，就像一株沿棚架攀爬了二十年的藤蔓，你没法把植物从棚架上剥离而不同时毁掉它的形状。棚架的形状就是植物的形状。
说到这里，如果报警这个行为完全是蒋自己的主意，那就说明她明知道自己在撒谎的情况下，也清楚的知道只要最核心的谎言（抄袭台湾学者论文）没被揭穿，她所共生的那个系统就会以她期望的方式保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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