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 Google前CEO访华后重估中美AI竞赛 中美态度不同
1811 年，英格兰中部的纺织工人冲进工厂，砸毁新式织布机，抗议机器抢走他们的饭碗。这场后来被称为“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的抗争持续了好几年。英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将破坏机器列为可判死刑的重罪，多名参与者被绞死，更多人遭到流放。机器当然没有被挡住，但技术替代引发的失业、冲突和政治回应，延续了很多年。
200 多年后，这个名字出现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
上个月，Google 前 CEO、现任 Relativity Space CEO 埃里克·施密特去了一趟中国，见了一圈科技公司高管。在 7 月 11 日他和中国及 AI 政策研究者 Selina Xu 合写的《纽约时报》文章里，他记下了一个印象很深的细节：一名中国 CEO 当面对他说，宁可让 AI 增长慢一点，也不愿重演卢德运动。
在硅谷，施密特大概很难从一家正在参加 AI 竞赛的公司那里，听到如此直接的减速主张。
过去几年，硅谷的主流叙事是加速。“e/acc”（有效加速主义）从一小群技术乐观派的网络暗号，变成了半认真、半挑衅的行业信条：技术进步天然具有正当性，快意味着领先，慢意味着把机会让给别人。Marc Andreessen、Y Combinator 的 CEO Garry Tan 都曾公开把“e/acc”写进社交媒体简介。投资人和创业者甚至用“builder”与“doomer”划分阵营：一边是造东西的人，另一边是担心失控、拖慢进步的人。
硅谷当然也有安全研究者和监管支持者。可在商业竞争中，奖励始终属于更早发布模型、更快抢占用户、更敢于投入算力的公司。在这样的气氛里，“也许应该慢一点”可以是一项安全主张，却很难成为一家公司的经营原则。
施密特在中国见到的企业家，不止一个人在说“慢一点”。有人不愿过于激进地用 AI 替换员工，有人担心 AI 一旦造成社会不稳定，整个行业都会被收紧。
这些人并不是技术上的保守派。他们经营的公司在过去两年的 AI 竞赛中打得很凶：DeepSeek、智谱的开源模型在多个基准测试上追平了闭源对手；豆包在 2026 年春节营销战期间一度突破 1 亿日活跃用户；百度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进入十几座城市，并继续向海外扩张。技术能力和商业野心都不缺。可施密特认为，在“要不要全速推进”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出了一种硅谷同行身上不太常见的克制（尽管他们也同样处于一种 FOMO 的情绪中）。
这份克制不完全是商业策略，也是经验。过去几年，中国科技行业经历过一轮完整的扩张与收缩周期。施密特认为，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比硅谷同行更清楚：一个行业跑得太快、动静太大，让太多人觉得自己成了技术进步的代价，最终减速的会是整个行业。
那名引用卢德运动的 CEO，所表达的也不止是“自我保护”这么简单，他的潜台词大概是：技术部署的节奏，和技术能力同样重要。工业革命的纺织机没有错，可它进入工厂的速度超过了当时社会吸收失业和利益调整的能力，结果是暴力冲突，以及此后漫长的改革。
哪怕技术方向是对的，速度失控，结果也可能走向反面。
这个判断与硅谷加速主义的假设正好相反。流行版本的 e/acc 相信，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需求、岗位和社会制度，眼下只管向前跑，社会迟早会追上来。中国这批企业家的判断更谨慎：社会未必能及时跟上；一旦掉队的人足够多，他们砸烂的可能不是机器，而是你的公司。
两种思路的分歧不在于对技术有没有信心，两边都很有信心（当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慢”也是因为算力、模型水平等现实约束也在替企业踩刹车）。真正的差别，是如何估计社会的弹性。硅谷更相信社会撑一撑就能适应，中国企业家则对这个过程保持警惕。
施密特引述了 7 月初的一件事作为注脚。字节跳动的豆包和阿里的通义千问几乎同一天宣布下线智能体功能，虚拟男友、虚拟闺蜜、角色扮演类AI应用统统关停。一个被证明有用户粘性的产品方向，说停就停了。行业确实在做减法。
恰恰是在这种不断做减法的环境里，中国公众对 AI 的态度出奇地好。
斯坦福大学《AI Index 2026》的数据是：84% 的中国受访者对使用 AI 的产品和服务感到兴奋。中国是调查中兴奋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那边的数字方向却完全相反。
盖洛普 2025 年的调查显示，80% 的美国成年人支持维持 AI 安全和数据保护规则，即使这意味着发展速度变慢。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在这一点上罕见地接近。
恐惧已经落到具体的生活里。盖洛普 2026 年 3 月的调查显示，71% 的美国人不希望自家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这个比例甚至高于反对在附近建设核电站的 53%。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200 多年后，这个名字出现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
上个月，Google 前 CEO、现任 Relativity Space CEO 埃里克·施密特去了一趟中国，见了一圈科技公司高管。在 7 月 11 日他和中国及 AI 政策研究者 Selina Xu 合写的《纽约时报》文章里，他记下了一个印象很深的细节：一名中国 CEO 当面对他说，宁可让 AI 增长慢一点，也不愿重演卢德运动。
在硅谷，施密特大概很难从一家正在参加 AI 竞赛的公司那里，听到如此直接的减速主张。
过去几年，硅谷的主流叙事是加速。“e/acc”（有效加速主义）从一小群技术乐观派的网络暗号，变成了半认真、半挑衅的行业信条：技术进步天然具有正当性，快意味着领先，慢意味着把机会让给别人。Marc Andreessen、Y Combinator 的 CEO Garry Tan 都曾公开把“e/acc”写进社交媒体简介。投资人和创业者甚至用“builder”与“doomer”划分阵营：一边是造东西的人，另一边是担心失控、拖慢进步的人。
硅谷当然也有安全研究者和监管支持者。可在商业竞争中，奖励始终属于更早发布模型、更快抢占用户、更敢于投入算力的公司。在这样的气氛里，“也许应该慢一点”可以是一项安全主张，却很难成为一家公司的经营原则。
施密特在中国见到的企业家，不止一个人在说“慢一点”。有人不愿过于激进地用 AI 替换员工，有人担心 AI 一旦造成社会不稳定，整个行业都会被收紧。
这些人并不是技术上的保守派。他们经营的公司在过去两年的 AI 竞赛中打得很凶：DeepSeek、智谱的开源模型在多个基准测试上追平了闭源对手；豆包在 2026 年春节营销战期间一度突破 1 亿日活跃用户；百度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进入十几座城市，并继续向海外扩张。技术能力和商业野心都不缺。可施密特认为，在“要不要全速推进”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出了一种硅谷同行身上不太常见的克制（尽管他们也同样处于一种 FOMO 的情绪中）。
这份克制不完全是商业策略，也是经验。过去几年，中国科技行业经历过一轮完整的扩张与收缩周期。施密特认为，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比硅谷同行更清楚：一个行业跑得太快、动静太大，让太多人觉得自己成了技术进步的代价，最终减速的会是整个行业。
那名引用卢德运动的 CEO，所表达的也不止是“自我保护”这么简单，他的潜台词大概是：技术部署的节奏，和技术能力同样重要。工业革命的纺织机没有错，可它进入工厂的速度超过了当时社会吸收失业和利益调整的能力，结果是暴力冲突，以及此后漫长的改革。
哪怕技术方向是对的，速度失控，结果也可能走向反面。
这个判断与硅谷加速主义的假设正好相反。流行版本的 e/acc 相信，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需求、岗位和社会制度，眼下只管向前跑，社会迟早会追上来。中国这批企业家的判断更谨慎：社会未必能及时跟上；一旦掉队的人足够多，他们砸烂的可能不是机器，而是你的公司。
两种思路的分歧不在于对技术有没有信心，两边都很有信心（当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慢”也是因为算力、模型水平等现实约束也在替企业踩刹车）。真正的差别，是如何估计社会的弹性。硅谷更相信社会撑一撑就能适应，中国企业家则对这个过程保持警惕。
施密特引述了 7 月初的一件事作为注脚。字节跳动的豆包和阿里的通义千问几乎同一天宣布下线智能体功能，虚拟男友、虚拟闺蜜、角色扮演类AI应用统统关停。一个被证明有用户粘性的产品方向，说停就停了。行业确实在做减法。
恰恰是在这种不断做减法的环境里，中国公众对 AI 的态度出奇地好。
斯坦福大学《AI Index 2026》的数据是：84% 的中国受访者对使用 AI 的产品和服务感到兴奋。中国是调查中兴奋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那边的数字方向却完全相反。
盖洛普 2025 年的调查显示，80% 的美国成年人支持维持 AI 安全和数据保护规则，即使这意味着发展速度变慢。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在这一点上罕见地接近。
恐惧已经落到具体的生活里。盖洛普 2026 年 3 月的调查显示，71% 的美国人不希望自家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这个比例甚至高于反对在附近建设核电站的 53%。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