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口制度现状,可能和很多人想像的不一样
南昌 、 昆明 、 济南和福州等省会城市随后迅速跟进,主要集中在 2019 年至 2021 年 。
截至 2024 年底,一项基于 332 座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全国平均 “ 落户门槛 ” 已经降至 12.6%。 这意味着,按照流入城市的规定,大约 85% 至 90% 的农民工具备在当地落户的资格 。
同一项研究还显示,超过 90% 的受调查城市已经被归为 “ 低门槛 ” 或 “ 无门槛 ” 城市,全国只有 9 座城市仍维持较高门槛 。 这 9 座 “ 高门槛 ” 城市的落户门槛均超过 50%,有 4 座城市的门槛极高,超过 85%。
作者注:按照严格程度由高到低划分,北京属于 “ 极严格 ”;上海 、 广州 、 深圳和天津属于 “ 较严格 ”;厦门和中山属于 “ 中等严格 ”;杭州和苏州属于 “ 略为严格 ”。
尽管落户障碍已经大幅减少,中国实际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也就是城镇化率,与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比例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中国城镇化率约为 67%;公安部数据显示,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比例只有约 50%。 两者相差 17 个百分点,涉及近 2.4 亿人 。
这 17 个百分点的差距,部分来自仍未达到那 9 座高门槛城市落户要求的农民工,也包括居住在另外一些城市 、 但暂时尚未满足当地条件的人 。 不过,这些人无法解释全部差距 。
那么,为什么看起来有如此多中国公民在城市工作,似乎也符合当地落户条件,却没有申请落户?
跨省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以从中国公共服务获取方式的变化中找到 。
过去十年,除了放宽落户条件,中国还大幅改革了公民获取教育 、 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方式 。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国发 〔2016〕40 号文件,要求,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主要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并纳入当地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 。 相关安排通过居住证落实,不再以迁移户籍为前提 。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共有 1430 万农民工随迁子女,86% 进入公立学校,或就读于政府支付的学位 。
不过,最大城市仍然存在障碍 。 特别是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城区,入学政策执行很不均衡,而竞争最激烈的学校通常也集中在那里 。
一些近期研究还发现,即使市级政策已经写得十分明确,区级落实仍可能滞后 。 因此,虽然原则上已经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如果家庭没有在目标学区拥有房产,孩子仍可能被安排到郊区条件较差的学校 。
不过,到这个阶段,问题已经不再完全由户籍制度造成,因为类似情况与美国等国家按学区划分入学资格的做法大体相似 。
医疗改革的发展轨迹与教育相近,但通过不同的制度渠道推进 。
中国为城乡居民建立了多种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但就医资格最初与教育一样,主要受户籍所在地限制 。 在异地就医时,患者通常必须先自行支付费用,再通过烦琐的行政程序回到参保省份报销 。
此外,住院服务几乎总能获得报销,但慢性病治疗等部分医疗项目,基本无法跨省报销 。
不过,早在 2009 年的重大改革中,中国就开始逐步拆除流动人口面临的医疗服务障碍,并提高医疗保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可转移性 。
最关键的改革是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 。 这套制度在 2010 年代中期逐步试点,与户籍迁移和教育改革同步推进 。
到 2021 年,基础系统已经大体建成,但实际使用率仍然偏低 。 根据 《 中国医疗保险 》 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数据,即使在发展最成熟的住院治疗领域,直接结算使用率也不到 60%。
2021 年似乎也是转折点 。 从那以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的使用量迅速增加 。
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2024 年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超过 2.38 亿人次,同比增长近 85%。 跨省结算帮助患者减少近 2000 亿元人民币的个人垫付,全国联网医疗机构已经超过 64 万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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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截至 2024 年底,一项基于 332 座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全国平均 “ 落户门槛 ” 已经降至 12.6%。 这意味着,按照流入城市的规定,大约 85% 至 90% 的农民工具备在当地落户的资格 。
同一项研究还显示,超过 90% 的受调查城市已经被归为 “ 低门槛 ” 或 “ 无门槛 ” 城市,全国只有 9 座城市仍维持较高门槛 。 这 9 座 “ 高门槛 ” 城市的落户门槛均超过 50%,有 4 座城市的门槛极高,超过 85%。
作者注:按照严格程度由高到低划分,北京属于 “ 极严格 ”;上海 、 广州 、 深圳和天津属于 “ 较严格 ”;厦门和中山属于 “ 中等严格 ”;杭州和苏州属于 “ 略为严格 ”。
尽管落户障碍已经大幅减少,中国实际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也就是城镇化率,与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比例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中国城镇化率约为 67%;公安部数据显示,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比例只有约 50%。 两者相差 17 个百分点,涉及近 2.4 亿人 。
这 17 个百分点的差距,部分来自仍未达到那 9 座高门槛城市落户要求的农民工,也包括居住在另外一些城市 、 但暂时尚未满足当地条件的人 。 不过,这些人无法解释全部差距 。
那么,为什么看起来有如此多中国公民在城市工作,似乎也符合当地落户条件,却没有申请落户?
跨省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以从中国公共服务获取方式的变化中找到 。
过去十年,除了放宽落户条件,中国还大幅改革了公民获取教育 、 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方式 。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国发 〔2016〕40 号文件,要求,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主要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并纳入当地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 。 相关安排通过居住证落实,不再以迁移户籍为前提 。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共有 1430 万农民工随迁子女,86% 进入公立学校,或就读于政府支付的学位 。
不过,最大城市仍然存在障碍 。 特别是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城区,入学政策执行很不均衡,而竞争最激烈的学校通常也集中在那里 。
一些近期研究还发现,即使市级政策已经写得十分明确,区级落实仍可能滞后 。 因此,虽然原则上已经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如果家庭没有在目标学区拥有房产,孩子仍可能被安排到郊区条件较差的学校 。
不过,到这个阶段,问题已经不再完全由户籍制度造成,因为类似情况与美国等国家按学区划分入学资格的做法大体相似 。
医疗改革的发展轨迹与教育相近,但通过不同的制度渠道推进 。
中国为城乡居民建立了多种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但就医资格最初与教育一样,主要受户籍所在地限制 。 在异地就医时,患者通常必须先自行支付费用,再通过烦琐的行政程序回到参保省份报销 。
此外,住院服务几乎总能获得报销,但慢性病治疗等部分医疗项目,基本无法跨省报销 。
不过,早在 2009 年的重大改革中,中国就开始逐步拆除流动人口面临的医疗服务障碍,并提高医疗保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可转移性 。
最关键的改革是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 。 这套制度在 2010 年代中期逐步试点,与户籍迁移和教育改革同步推进 。
到 2021 年,基础系统已经大体建成,但实际使用率仍然偏低 。 根据 《 中国医疗保险 》 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数据,即使在发展最成熟的住院治疗领域,直接结算使用率也不到 60%。
2021 年似乎也是转折点 。 从那以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的使用量迅速增加 。
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2024 年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超过 2.38 亿人次,同比增长近 85%。 跨省结算帮助患者减少近 2000 亿元人民币的个人垫付,全国联网医疗机构已经超过 64 万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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