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川普为何不喜欢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
一，章主张封杀TikTok，川普说自己的排名在TikTok上总是第一，这个平台在2024年大选中对他起了极其重要的助选作用，章家敦要求封禁这个平台，等于断他流量。
二 ，川普现在与中国正在谈大交易：在中国市场上，美国能卖多少大豆、能谈多少关税; 这一交易成果在美国能换多少选票。 一个马上就要崩溃的国家，谈成交易有什么用？ 退一万步说，战胜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于川普又算什么战绩？
川普通过关税战已经领会到“中国这个专制国家虽然饱受国际诟病，但它绝不愚蠢”，对中国这架不断自我进化和修补的威权机器的生命力有所感知，因此自认他最懂中国与习近平。 他不是学者，也不想探讨中国的未来与过去的历史。 在中美关系上，川普完全放弃了民主VS专制二元 叙事的传统路线，“大交易”（Grand Deal / Grand Bargain）路线成了他在第二任期内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战略逻辑。
这一路线的本质是：将关税与全面制裁作为极限施压的筹码，通过个性化的政治威信与直接谈判，跳过官僚体制，寻求与中国高层达成涵盖能源、农产品、芬太尼禁运、关键矿产乃至地缘政治利益交换的“一揽子超级协议”。 因此，他要的是这类中国研究：中国这个交易对象有多大价值？ 如果值得交易，那么中国手中有什么筹码？ 美国手中的筹码是否能够压中国一头？ 在他看来，了解这些，就能践履他那交易的艺术。
既然如此，固守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坚持不计代价与华彻底断绝往来的专业官僚不符合他的需要; 将中美关系定义为不可调和的“新冷战”，追求产业彻底脱钩和地缘对抗的鹰派，也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必须换上务实主义的交易班子，比如美国贸易代表詹姆森·格雷尔（Jamieson Greer）等高度务实、完全服从总统个人意志的执行者。
简言之，当外交关系被重塑为以“利益交换”、“交易筹码”和“单边绝对收益”为核心的商业谈判时，白宫的核心需求也随之转移，白宫需要的就不是分析地缘政治中长期走向的战略家，需要的是各项交易的“精算师”，即具有精算思维的谈判专家。 这类人比传统的外交战略家更能契合川普的执政诉求。
传统外交追求“双赢（Win-Win）”或“构建国际秩序”，川普的“大交易路线”追求的是“美国优先”的绝对优势。 以与中国的谈判为例，川普需要的精算师，需要在谈判中运用极致的杠杆运用与极限施压定价（Leverage Engineering），识别与制造筹码，比如利用关税壁垒、科技出口管制、安全保护伞等作为杠杆，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还得根据总统在Truth Social的表态领会意图，在谈判中通过释放极限施压的信号，测试对方的底线和痛点，从而在双边交易中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这些人还必须擅长在谈判中加入严格的核查机制、惩罚性关税触发条件和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关税政策中的自动终止机制），以确保交易对手方无法轻易违约或“空手套白狼”。
川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达成了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与美中投资委员会以管理经贸关系，目前正在筹备阶段，估计川普会挑选精算师们加入这两委员会，以求能够最大化地追求短期和局部的商业利益。 美国不少批评者对此的看法是：外交政策往往需要长期稳定性、战略互信和同盟体系的维护。 国家关系毕竟不同于商业合同，过度的“精算师”思维可能会带来战略短视的风险——例如因过度计较眼前得失而破坏了长期的地缘政治格局，或因反复将核心盟友当作筹码而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根基。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 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 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 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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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川普现在与中国正在谈大交易：在中国市场上，美国能卖多少大豆、能谈多少关税; 这一交易成果在美国能换多少选票。 一个马上就要崩溃的国家，谈成交易有什么用？ 退一万步说，战胜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于川普又算什么战绩？
川普通过关税战已经领会到“中国这个专制国家虽然饱受国际诟病，但它绝不愚蠢”，对中国这架不断自我进化和修补的威权机器的生命力有所感知，因此自认他最懂中国与习近平。 他不是学者，也不想探讨中国的未来与过去的历史。 在中美关系上，川普完全放弃了民主VS专制二元 叙事的传统路线，“大交易”（Grand Deal / Grand Bargain）路线成了他在第二任期内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战略逻辑。
这一路线的本质是：将关税与全面制裁作为极限施压的筹码，通过个性化的政治威信与直接谈判，跳过官僚体制，寻求与中国高层达成涵盖能源、农产品、芬太尼禁运、关键矿产乃至地缘政治利益交换的“一揽子超级协议”。 因此，他要的是这类中国研究：中国这个交易对象有多大价值？ 如果值得交易，那么中国手中有什么筹码？ 美国手中的筹码是否能够压中国一头？ 在他看来，了解这些，就能践履他那交易的艺术。
既然如此，固守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坚持不计代价与华彻底断绝往来的专业官僚不符合他的需要; 将中美关系定义为不可调和的“新冷战”，追求产业彻底脱钩和地缘对抗的鹰派，也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必须换上务实主义的交易班子，比如美国贸易代表詹姆森·格雷尔（Jamieson Greer）等高度务实、完全服从总统个人意志的执行者。
简言之，当外交关系被重塑为以“利益交换”、“交易筹码”和“单边绝对收益”为核心的商业谈判时，白宫的核心需求也随之转移，白宫需要的就不是分析地缘政治中长期走向的战略家，需要的是各项交易的“精算师”，即具有精算思维的谈判专家。 这类人比传统的外交战略家更能契合川普的执政诉求。
传统外交追求“双赢（Win-Win）”或“构建国际秩序”，川普的“大交易路线”追求的是“美国优先”的绝对优势。 以与中国的谈判为例，川普需要的精算师，需要在谈判中运用极致的杠杆运用与极限施压定价（Leverage Engineering），识别与制造筹码，比如利用关税壁垒、科技出口管制、安全保护伞等作为杠杆，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还得根据总统在Truth Social的表态领会意图，在谈判中通过释放极限施压的信号，测试对方的底线和痛点，从而在双边交易中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这些人还必须擅长在谈判中加入严格的核查机制、惩罚性关税触发条件和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关税政策中的自动终止机制），以确保交易对手方无法轻易违约或“空手套白狼”。
川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达成了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与美中投资委员会以管理经贸关系，目前正在筹备阶段，估计川普会挑选精算师们加入这两委员会，以求能够最大化地追求短期和局部的商业利益。 美国不少批评者对此的看法是：外交政策往往需要长期稳定性、战略互信和同盟体系的维护。 国家关系毕竟不同于商业合同，过度的“精算师”思维可能会带来战略短视的风险——例如因过度计较眼前得失而破坏了长期的地缘政治格局，或因反复将核心盟友当作筹码而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根基。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 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 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 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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