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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畢業後,他們為何選擇"不就業"?"蹲族"崛起
名校畢業後,他們為何選擇"不就業"?"蹲族"崛起名校畢業後,他們為何選擇"不就業"?"蹲族"崛起
董越
廣東金融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導讀】近年來，隨著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各大互聯網平台上普遍出現了壹類新風向。海內外高校畢業的青年以視頻、文字等形式半自嘲地發布自己的失業蹲家日常。同時，眾多網友也在評論區附和、抱團。學界將這類名校畢業，卻又拒絕進入常規就業路徑的青年群體稱為“蹲族”。該群體的誕生深刻反應了當今社會勞動力供需關系的內在沖突，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認為，“蹲族”現象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結構性矛盾在青年生命歷程上的集中投射。作者指出，該現象源於高等教育擴張導致文化資本轉化失靈。這使青年陷入既脫離學生身份、又無法完成社會整合的“永久閾限”狀態。在此過程中，他們依托家庭經濟支持維持懸置生活，卻也因此長期陷入經濟依附、身份焦慮、代際沖突與現實社會關系收縮的困境；同時，他們通過網絡社群建立認同，以備考、技能學習等方式為自身抵抗賦予合法性，並將拒絕就業視為維護教育投入價值和階層尊嚴的防御性選擇。文章進壹步指出，部分青年最終借助數字經濟、自主創業和自由職業實現重新整合，突破傳統科層制就業路徑，探索出新的社會融入方式。
作者提出了“閾限性的再生產”這壹分析框架，將布迪厄的社會再生產理論、閾限性理論與斯科特的消極抵抗理論加以整合，揭示了結構壓力與主體行動之間相互強化、不斷再生產青年邊緣處境的循環機制。該研究駁斥了將“蹲族”簡單歸因於懶惰、躺平或慢就業的簡單解釋，揭示其本質是學歷貶值時代文化資本失靈下的結構性困境與主體性回應，並進壹步提出數字經濟時代微觀再整合的可能路徑，為理解當代青年就業困境、身份認同重塑及社會轉型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本文原載《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閾限性的再生產
學歷貶值下“蹲族”青年的消極抵抗
▍研究緣起
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了壹個引人關注的特殊青年群體——“蹲族”。該群體多數成員畢業於知名高校，家庭條件較好，按壹般軌跡本可以擁有開闊的發展空間。但離開校園後，他們並未進入常規就業路徑，而是長期處於無業狀態，或選擇靈活就業，居留家中或出租屋，維持低欲望的日常狀態，同時在網絡空間保持高度活躍（廉思，2024）。“蹲族”現象形成的宏觀背景，關聯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勞動力市場吸納空間有限之間的結構性矛盾。1999年，我國啟動高校擴招（巫錫煒等，2022），此後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持續上升（程銳等，2023）：從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51萬人，到2003年高校畢業人數達187.7萬人（馬光榮等，2017），202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1148.5萬人（蔣晨陽、楊素紅，2024），2025年預計增至1222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4）。
與此對應的是青年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國家統計局數據指出，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在 2023年6月達到21.3% 的歷史峰值，調整統計方式後仍高達約14.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24），遠超總體失業水平。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發現，他們投入多年時間與資源換來的文憑並未帶來預期的回報，在社會約定中通過“上岸”獲取理想工作的路徑在現實中逐漸失效，學歷含金量不斷下降，國家推行教育擴張時提供的向上流動路徑與勞動力市場現狀產生碰撞。部分青年選擇用“蹲”這種靜默退出的方式，抒發自身的失望與困惑，他們暫停甚至放棄個人職業發展，並非出於惰性，而是對失效的社會價值模式發出無聲的質問。此類群體現象既未得到足夠重視，也缺乏相應的幹預措施，可能導致相關個體長期陷入精神空虛和迷茫，不僅使自身社會價值逐步消退，還會給家庭和睦、社會文明進步及國家長遠發展埋下隱患。
“蹲族”雖然與“躺平”“慢就業”“全職兒女”等概念表層特征存在重合，但實際上，“蹲族”核心特征具有獨特性。與傳統意義上的失業不同（范世明，2025），“蹲族”的狀態可理解為主動選擇的“懸浮”，他們主動脫離學生身份，壹直未進入社會職場的常規運行軌道。經濟方面依靠家庭支持，心理方面尚未脫離對家庭的依附，個體日常活動范圍局限於固定空間，在網絡世界的參與度卻極高。“蹲族”的選擇不代表完全放棄自我追求，他們退出主流競爭，以此向當下社會環境傳遞自身態度，屬於帶有抵抗性質的選擇。討論該議題時，慢就業泛指畢業生畢業後較長壹段時期內既不升學也未就業的現象（姜波等，2025）。個體選擇慢就業的動機各不相同，可能包括主動出游積累認知、考研或考公失利後籌備贰次考試，或是還未尋得符合預期的工作而選擇延後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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