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舆情影响量刑?德国"迷奸群"成员获刑5年
在邵案中，未婚妻拒绝作证，只意味着法院不能强迫她出庭陈述，并不意味着案件无法定罪。
经过庭审交锋后，原先针对邵Zhiting的四项罪名指控，审判庭最终只保留了协助严重强奸罪及严重性侵罪。
而邵Zhiting的辩护律师Ehssan Khazaeli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当事人承认自己是该聊天群组成员，但并未提供任何重要建议。他还表示，多项指控已经被撤销，包括持有儿童性侵害材料，以及帮助实施人身伤害。
多名旁听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建议法院判处邵Zhiting两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据旁听人士、前财新传媒记者罗洁琪回忆，法庭当庭宣判：邵Zhiting犯协助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被指控严重性侵罪的多项犯罪事实中，分别就三项判处单刑，第一项（共同实施性侵，三名男性参与）有期徒刑3年4个月；第四项（单独实施）有期徒刑1年6个月；第五项（共同实施，两名男性参与）有期徒刑3年2个月。
按照德国法律实质竞合的规则，法官以最重的单项刑作为起点（即不低于3年4个月），在低于所有单刑简单相加的总和（不高于10年）之间宣判。
柏林州第一地方法院新闻发言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检方提出的量刑建议为5年有期徒刑，法庭最终作出了与检方量刑建议一致的判决。
当地时间2026年7月8日，法庭外邵案的开庭公告。（受访人罗洁琪｜摄）
量刑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邵Zhiting案中，庭外舆论进入了德国庭审，成为控辩攻防的一部分。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在德国法院一方认为，媒体的“未审先判”和大量足以识别被告身份的社媒信息，成为法院量刑时的考量因素之一。
一名旁听庭审的在德华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6月18日的庭审中，邵Zhiting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中文媒体报道及社交平台材料。辩方称，该案在中国广泛传播，邵Zhiting的照片、家庭住址、学历和中文全名等个人信息均被公开，这将持续影响其日后在中国的生活。
法院在7月8日宣判时回应了这一辩护意见。
据上述旁听人士回忆，法院指出，被告在德国继续发展的职业空间事实上已大幅缩小。同时，由于案件及其个人信息在中国被广泛传播，他日后返回中国后重新融入社会，也将面临较大困难。
柏林州第一地方法院新闻发言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的书面回复称，媒体的“未审先判”以及能够识别当事人身份的报道行为，早已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即德国刑事案件的最高审判机构，认定为可以减轻刑罚的理由。
她进一步解释，如果法院未对此予以考虑，可能构成法律适用错误，意味着在本应考虑却未予考虑的情况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可能会撤销相关判决。
程捷介绍，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法院明确以“外国社交媒体的预先性报道”作为量刑考虑因素的案例。不过，从公开信息来看，德国法院并未评价中国社交媒体对当事人的“开盒”与舆论谴责有何不妥。
“德国法院判处被告人有罪，也不可能受到中国舆论压力的影响，法官更多考虑的是被告人未来出狱回到中国以后，重建生活将面对怎样的社会环境以及再融入社会的困难。”程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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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庭审交锋后，原先针对邵Zhiting的四项罪名指控，审判庭最终只保留了协助严重强奸罪及严重性侵罪。
而邵Zhiting的辩护律师Ehssan Khazaeli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当事人承认自己是该聊天群组成员，但并未提供任何重要建议。他还表示，多项指控已经被撤销，包括持有儿童性侵害材料，以及帮助实施人身伤害。
多名旁听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建议法院判处邵Zhiting两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据旁听人士、前财新传媒记者罗洁琪回忆，法庭当庭宣判：邵Zhiting犯协助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被指控严重性侵罪的多项犯罪事实中，分别就三项判处单刑，第一项（共同实施性侵，三名男性参与）有期徒刑3年4个月；第四项（单独实施）有期徒刑1年6个月；第五项（共同实施，两名男性参与）有期徒刑3年2个月。
按照德国法律实质竞合的规则，法官以最重的单项刑作为起点（即不低于3年4个月），在低于所有单刑简单相加的总和（不高于10年）之间宣判。
柏林州第一地方法院新闻发言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检方提出的量刑建议为5年有期徒刑，法庭最终作出了与检方量刑建议一致的判决。
当地时间2026年7月8日，法庭外邵案的开庭公告。（受访人罗洁琪｜摄）
量刑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邵Zhiting案中，庭外舆论进入了德国庭审，成为控辩攻防的一部分。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在德国法院一方认为，媒体的“未审先判”和大量足以识别被告身份的社媒信息，成为法院量刑时的考量因素之一。
一名旁听庭审的在德华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6月18日的庭审中，邵Zhiting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中文媒体报道及社交平台材料。辩方称，该案在中国广泛传播，邵Zhiting的照片、家庭住址、学历和中文全名等个人信息均被公开，这将持续影响其日后在中国的生活。
法院在7月8日宣判时回应了这一辩护意见。
据上述旁听人士回忆，法院指出，被告在德国继续发展的职业空间事实上已大幅缩小。同时，由于案件及其个人信息在中国被广泛传播，他日后返回中国后重新融入社会，也将面临较大困难。
柏林州第一地方法院新闻发言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的书面回复称，媒体的“未审先判”以及能够识别当事人身份的报道行为，早已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即德国刑事案件的最高审判机构，认定为可以减轻刑罚的理由。
她进一步解释，如果法院未对此予以考虑，可能构成法律适用错误，意味着在本应考虑却未予考虑的情况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可能会撤销相关判决。
程捷介绍，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法院明确以“外国社交媒体的预先性报道”作为量刑考虑因素的案例。不过，从公开信息来看，德国法院并未评价中国社交媒体对当事人的“开盒”与舆论谴责有何不妥。
“德国法院判处被告人有罪，也不可能受到中国舆论压力的影响，法官更多考虑的是被告人未来出狱回到中国以后，重建生活将面对怎样的社会环境以及再融入社会的困难。”程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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