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学者:中美之间减少的是确定性,不是彼此的重要性
当下，“脱钩断链”成为焦点议题，关税壁垒层层加码，全球化站在了十字路口。但一位有着二十年风险投资的中国投资人认为，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远非“脱钩”二字所能概括。
中国企业全球化已从“效率时代”进入“复杂性时代”，核心问题不再是一味追求数量和速度，而是在效率、安全、合规和供应链稳定等多个目标中找到平衡点。而中美之间，真正减少的是彼此的确定性，而非彼此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理解全球化的新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访谈对象上官鸿，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拥有二十年跨境投资与企业全球化实践经验。她就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阶段演进、产业创新能力、中美经贸新格局、资本市场变化及营商环境等议题，分享了来自一线投资实践与学术前沿的观察与判断。
本文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王英良对话，特此感谢。
以下为问答实录。
问：你在中国拥有丰富的跨境投资、资本运营和企业全球化实践经验，目前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从投资实践到学术研究，你观察到当前中国企业全球化已进入哪个新阶段？
上官鸿：我认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管理复杂性”的阶段。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最重要的优势来自效率。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快速迭代的制造能力，使中国企业能够把产品做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本优势。那时企业出海最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渠道能不能建立起来，品牌能不能被海外消费者接受。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越来越多企业发现，即使产品足够好，海外市场也有需求，全球化依然不一定顺利。因为企业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客户，而是同时面对监管、供应链、数据治理、地缘政治、跨文化团队和本地社会认同等一系列问题。今天，一家公司可能在中国研发，在东南亚制造，在美国拓展市场，在欧洲满足监管要求。企业面临的已经不再是进入某一个海外市场，而是如何同时管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供应链和不同监管体系的复杂系统。
2025年8月，比亚迪泰国工厂首次出口电动车至欧洲。 新华社
过去一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交流，我接触了不少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企业家、投资人和学者。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大家讨论全球化时，重点已经从“如何进入市场”，转向“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持续经营”。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而今天企业必须同时平衡效率、安全、合规和供应链稳定等多个目标。
所以，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企业全球化最大的挑战，不再是单纯的市场进入能力，而是组织能力。真正优秀的全球化企业，不一定是进入国家最多的企业，而是能够在不同国家、不同规则和不同文化之间持续运营的企业。
这也是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复杂性时代”的原因。效率时代的全球化，核心问题是“怎么做得更快更好”；复杂性时代的全球化，核心问题是“怎么在多重约束下持续运转”。这两个问题需要的能力完全不同，前者更依赖执行力和规模优势，后者更依赖认知能力、组织弹性和跨文化信任。后面我们谈到的产业能力、资本市场、营商环境和中美关系，其实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
问：在全球资本重新配置和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当前容易低估中国的哪些产业能力和创新优势？未来十年，哪些行业和领域最可能诞生下一批引领全球化的中国企业？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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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全球化已从“效率时代”进入“复杂性时代”，核心问题不再是一味追求数量和速度，而是在效率、安全、合规和供应链稳定等多个目标中找到平衡点。而中美之间，真正减少的是彼此的确定性，而非彼此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理解全球化的新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访谈对象上官鸿，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拥有二十年跨境投资与企业全球化实践经验。她就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阶段演进、产业创新能力、中美经贸新格局、资本市场变化及营商环境等议题，分享了来自一线投资实践与学术前沿的观察与判断。
本文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王英良对话，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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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在中国拥有丰富的跨境投资、资本运营和企业全球化实践经验，目前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从投资实践到学术研究，你观察到当前中国企业全球化已进入哪个新阶段？
上官鸿：我认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管理复杂性”的阶段。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最重要的优势来自效率。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快速迭代的制造能力，使中国企业能够把产品做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本优势。那时企业出海最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渠道能不能建立起来，品牌能不能被海外消费者接受。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越来越多企业发现，即使产品足够好，海外市场也有需求，全球化依然不一定顺利。因为企业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客户，而是同时面对监管、供应链、数据治理、地缘政治、跨文化团队和本地社会认同等一系列问题。今天，一家公司可能在中国研发，在东南亚制造，在美国拓展市场，在欧洲满足监管要求。企业面临的已经不再是进入某一个海外市场，而是如何同时管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供应链和不同监管体系的复杂系统。
2025年8月，比亚迪泰国工厂首次出口电动车至欧洲。 新华社
过去一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交流，我接触了不少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企业家、投资人和学者。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大家讨论全球化时，重点已经从“如何进入市场”，转向“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持续经营”。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而今天企业必须同时平衡效率、安全、合规和供应链稳定等多个目标。
所以，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企业全球化最大的挑战，不再是单纯的市场进入能力，而是组织能力。真正优秀的全球化企业，不一定是进入国家最多的企业，而是能够在不同国家、不同规则和不同文化之间持续运营的企业。
这也是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复杂性时代”的原因。效率时代的全球化，核心问题是“怎么做得更快更好”；复杂性时代的全球化，核心问题是“怎么在多重约束下持续运转”。这两个问题需要的能力完全不同，前者更依赖执行力和规模优势，后者更依赖认知能力、组织弹性和跨文化信任。后面我们谈到的产业能力、资本市场、营商环境和中美关系，其实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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